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策略，制定了联蒋抗日战略和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外交工作方针，开始从苏维埃运动转向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对于这一转变，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有不同的关切。中共中央坚持把莫斯科所要求的急速转变，与红军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密切结合起来，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很快实现了国共合作。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从陕北吴起镇经下寺湾到达安定县瓦窑堡。这一天正值十月革命节。不久，党中央收到从甘肃定边县苏区打来的电报，说来了一个可疑的人，自称张浩，要找党中央。
党中央没有人认识张浩。张闻天估计这个张浩可能是共产国际派来联络的，故让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前往探查。邓发到了定边才知道，此人果然来自共产国际。他就是为中央领导所熟悉的湖北籍老党员林育英，当时的身份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林育英，又名林仲丹，生于1897年，湖北黄冈人，林彪的堂兄，湖北党组织的早期党员之一，长期在湖北和上海从事白区工人运动，时任第六届中委、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中共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等职。林育英具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和党内斗争经验。
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急需派人把会议精神及时传达给中共中央，这时尚未得到中共中央现在何处的消息。中共代表团决定选派林育英执行这一重要使命。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参与《八一宣言》的起草，熟悉会议精神，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派往中国的最佳人选。
由苏联入境中国有三条道路。最近的路线是走东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已被日本人占领。第二条路线是从新疆入境，路途遥远，耗日太久。比较合适的是经蒙古入境。但是这条路线同样堪称艰难险阻，不仅要徒步人迹罕见的大漠，而且要冒险穿越层层封锁线的白区。
林育英为完成这次危险的旅行进行了精心准备。他更换了化名。他在苏联的化名叫李复生，改为张浩。为了身边不留片纸只言，他反复背诵党的文件和通讯用的密码规则，牢记于心中。他还搞了一件光板的羊皮大衣，备好货物，装扮成商人。与林育英回国的还有在苏联受训的报务员赵玉珍。他们未等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即启程了。
他们从蒙古入境，赶着一峰骆驼，驮着货物，一路打听党组织，走了几个月，首先到达了银川。进城时，他们遇到了麻烦。张浩的南方口音引起了守城连长的注意，他们被扣留下来。随后一个多月，张浩就住在这个白军连队。他沉着机智地应付着，与连长、士兵打成一片，终因没有露出任何马脚而被释放。想必因为混迹于白军之间，张浩才可能准确地打听到朱毛“赤匪”正向银川南去不过几百公里的陕甘流窜。他赶上骆驼，轻快上路，直奔那里，在陕北定边县终于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一、三军从川康地区北上。8月，张浩由蒙古入境南下，南北对进，两支箭头交汇于陕西北部。党中央于10月19日抵达紧邻定边的吴起镇。半个月后，张浩一行也到了定边。
11月18日（或19日），张浩由赤卫队专程护送到瓦窑堡，与张闻天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见了面。张浩当即向他们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还在陕甘根据地南部的直罗镇前线指挥作战。11月20日，张闻天派人送信，向他们通报了张浩回来的情况。直罗镇战役结束后，12月中旬，毛泽东从前线回来，张浩才见到了他。
张浩来得正是时候，使困境中的中共中央恢复了与共产国际中断一年多的联系，从而获知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的指示。
党中央到达陕北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鉴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人类和平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威胁，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方针。
此前，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资本主义灭亡基本趋势的判断和基于这种判断而采取的国际战略，一直沿用一战和十月革命的经验。1928年，当资本主义国家还在接近一场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时，共产国际便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已进入“第三时期”，将发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反帝的民族解放战争、帝国主义干涉战争和巨大的阶级斗争。英美对立成为国际矛盾的核心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焦点。
大会通过新的《共产国际纲领》，断言“当前世界经济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以及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进攻，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革命的大爆发。这一爆发将在若干所谓文明国家内把资本主义埋葬在它的废墟下；并在殖民地引起胜利的革命，大大地扩展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从而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后胜利向前推进一大步。”
《纲领》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危害，但是没有给予足够的警惕，反而把社会民主主义当作防范重点，认为“‘左派’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危险的部分……而社会民主党本身……也常常扮演法西斯的角色”；“对于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实行法西斯主义以及同社会民主党进行合作，都是非常手段。”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推动了法西斯主义思潮在各国蔓延，其严重性远远超出共产党人的预想。1933年1月，德国纳粹党领袖希特勒上台执政后实行了恐怖统治，残酷镇压共产党人，迫害一切进步力量，发出疯狂的反苏、反共、反凡尔赛和约的战争叫嚣。显然，新世界战争的危险，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或联合进攻苏联，而是法西斯侵略势力对民主秩序与人类和平的威胁。在纳粹或法西斯政党的统治下，共产党人将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牺牲品。与民主制度相比，法西斯统治不是离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阶段这一目标更近，而是更远。对联共（布）中央和各国共产党人来说，调整政策势在必行。
从1932年起，苏联对外交政策作出调整。苏联建国后奉行和平反战的政策，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加上把帝国主义国家看作铁板一块的僵化观点，使苏联无法摆脱外交孤立状态。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加剧了德日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怕惹祸上身，对苏关系出现松动。苏联抓住机会通过建交、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中立条约，同许多西方国家改善了关系。为约束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势头，1932年12月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恢复了四一二政变后中断的外交关系，又于1933年11月同美国建交。苏联政府不仅通过双边关系反战维和，还向西方国家提出成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并改变了对凡尔赛和约的立场，于1934年9月正式加入国际联盟。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这些政策，明确表示“欢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主张维护和平的国家，揭穿那些准备战争和挑拨战争的人并摘下他们的假面具”。
另一方面，联共（布）中央开始改变过去只关注工人阶级和下层群众的统战工作。1934年5月23日，《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主张。接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把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列入共产国际第七代表大会议程，并请季米特洛夫担任报告人。
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党的领袖，因在德国法庭上揭露“国会纵火案”而成为著名的国际反法西斯斗士。季米特洛夫获释后被斯大林接到苏联，委以领导共产国际和制定反法西斯新策略的重任。1934年7月1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共产国际七大报告提纲的草案，同时建议大会研究三个问题：1.关于社会民主主义问题；2.关于统一战线问题；3.关于共产国际的领导问题。这三个问题反映了新策略方针的主要内容。
法共率先尝试了新策略，1934年7月与社会党领导人达成了“统一行动公约”。接着，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又提出更广泛的“人民阵线”策略，有效地阻止了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法国人民中的蔓延。
经过一年酝酿，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65个国际支部、371名代表和139名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有王明、康生、高自立、林育英、吴玉章、孔原、赵毅敏等20多人。大会听取了季米特洛夫的长篇报告《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报告详细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性质和后果，指出法西斯所以能够取得政权，主要因为工人阶级的分裂，首先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的阶级合作政策，其次也因为各国共产党人所犯的一些错误，包括对法西斯危险的低估和关门主义态度。报告阐明了统一战线的意义、内容和形式，批驳了错误意见和认识，回答了一些国家建立统一战线时遇到的基本问题等。季米特洛夫宣布：“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准备与第二国际及其支部谈判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的问题，以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危险。”
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在决议中指出：“面临法西斯主义对工人阶级及其已获利益、对所有劳动者及其基本权利、对各国人民的和平与自由的严重威胁，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告，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国际工人运动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战斗统一战线。”
大会的另一项成果是讨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指出不少支部过晚地执行统一战线策略，而执委会给予这些支部的政治帮助也很迟缓，往往成为马后炮。为此，大会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方面，在决定任何问题时，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这些指示对改进共产国际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共产国际七大的基本精神是把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实行的各国共产党人通过不同阶段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策略，改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策略。
中国体现了新策略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而拥有红军、红色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则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远东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鉴于中国革命的分量和战略地位，大会特意安排来自中央苏区的中国代表高自立在开幕式上致词，安排王明、康生、周和生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选举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委，康生、秦邦宪为候补执委。
共产国际七大关注西方国家的情况，没有深入讨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策略问题，只笼统提出要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为了适应斯大林1927年关于苏维埃化的指示精神，根据季米特洛夫报告起草的大会决议采纳了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建议，认为“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决议没有具体说明中共怎样应对日、蒋及其他列强，以及怎样成为这样的中心。虽然会前和会中，中国代表介绍了中国情况，并获得了相当的喝彩，但是太浮夸，无法使各国代表信服或用作决策依据，如周和生竟说中国苏区包括16个省区共1340个县，红军共有485万人，游击队有99.5万人。曼努意斯基所做的七大总结高度评价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长征的胜利，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敌强我弱，“不得不放弃了江西的中央苏区”,没有触及真正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根据大会精神起草的《八一宣言》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中央执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策略最重要的文件。
1935年6月，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代表吴玉章等获知“‘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便急电请在苏联南方基斯罗沃德斯克疗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返回莫斯科，共同商讨对策。王明回来后，听取了吴玉章等人的意见，根据共产国际新的策略方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初稿。7月14日，中共代表团召开了有13名成员参加的会议讨论草案。会上决定成立一个七人委员会对其进行修改。15日草案修改完毕，由王明译成俄文，于19日交给米夫审定。起草期间，王明还向斯大林口头汇报了草案内容，得到后者的赞同。草案定稿后，9月10日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通过，24日由执委会书记处会议批准，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刊登在巴黎《救国报》上。发文日期宣布为1935年8月1日，简称《八一宣言》。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1928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设立的。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取代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建立联系。与作为上级组织指导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不同，代表团的职责是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反映情况和意见，而不是相反。1931年10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的王明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并在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当选主席团委员，会后又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这样，王明便拥有了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领导的双重身份。
王明是靠捍卫共产国际路线上台，十分在乎与共产国际保持绝对一致，常借共产国际名义给中共中央下指示，几乎把代表团变成了中共中央的上级机关。希特勒上台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开始酝酿策略转变，王明对中国革命的看法随之发生一些变化。1934年5月，季米特洛夫接管共产国际，随即展开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工作，就新策略问题组织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加快了转向共产国际新策略的步伐，指示中共中央纠正关门主义倾向。可惜这一切来得太晚，没能挽救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即便如此，共产国际七大背景下产生的《八一宣言》还是起了亡羊补牢的积极作用。
首先，《八一宣言》揭露了华北事变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南京政府的投降政策，指出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其次，把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具体化为抗日救国策略，放弃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保卫苏联、加速苏维埃革命等提法，突破了只注重下层统一战线的局限，不分党派地赞扬了抗日将领和爱国人士，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第三，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以及抗日救国的十项行政方针。这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关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的提法有很大不同，较符合共产国际要求各欧洲党“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府，或者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府”的政策。
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了题为《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发挥了《八一宣言》关于“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主张，并提出“必须在党的工作各方面都起转变”，不仅“反对很厉害的关门主义，而且“应当重新审查苏区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例如，对富农的政策应当改正。”这些观点显然是中共代表团集体起草讨论《八一宣言》时提出来的。
《八一宣言》产生后很快就传到北平和国内其他城市。1935年10月1日，《八一宣言》在《救国报》第十期第二版上刊出。《救国报》是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编辑、巴黎出版和国内秘密发行的一份中文报纸，1935年5月创刊，共出版过16期，后因法国政府刁难更名为《救国时报》，先后由廖焕星和李立三主编。
在世界法西斯主义势力日益猖獗的背景下，中国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亡国威胁。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霸占了中国东北全境。希特勒上台后，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与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迫使中国军队退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一线以西、以南。
1935年，日军相继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胁迫国民政府以换文方式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实际主权。接着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在华北五省二市（冀、鲁、晋、察、绥、平、津）成立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并在通州策动成立了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方压力下，1935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在北平成立了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一系列侵华事件统称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从此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
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下，国民党当局采取了尽量避战和步步退让的政策。一方面蒋介石缺乏抗战自信，认为中国军队战则必败，期待通过外交手段和国际社会的制裁来阻止日本的侵略野心。另一方面，他又视中共和红军为心腹之患，害怕中国民众奋起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只把外敌入侵视为一时之痛，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
正因为观察到蒋介石的这一弱点，日军在入侵华北的过程中始终打着反共防共的旗号，极力诱导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乃至投降。但是这一政策并不能掩盖日军实际的侵略行为给中国人民根本利益造成的损害，也不能消除国民政府的广大官员和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亲身感受到的无路可退的现实威胁，反而提醒中国各阶层群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民族救亡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1935年12月，北平率先爆发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接着在上海等大城市，文化、妇女、教育、职业等各界救国联合会相继成立，并响亮地喊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要求。至此，中国大城市的民众运动在大革命失败八年后再次掀起全国性的新高潮。一二·九运动是中共河北、北平、上海等地方组织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组织的。当时，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的、已传入国内并广泛散发的《八一宣言》为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上述背景下，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和红军正在为自己的基本生存而斗争。陕北地广人稀，供给困难。红军初来乍到，立足未稳，体力和兵力都急待恢复，而蒋介石仍在调集军队准备“围剿”红军。更加不利的是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行为，使党中央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作为有利因素，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已为中国革命展示了新的前景和机会。这种机会并非唾手可得。如果中共中央仍然坚持长征前的关门主义政策，或仅为生存计，仍狭隘地把推翻国民党统治当作主要政治目标而忽略民族大义，有可能被迅速发展的国内外形势边缘化。但是如果不顾眼前的生存危机，忘记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为抗日而失去警惕，无原则地与国民党宿敌尽释前嫌，那也可能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新的政策必须把眼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结合起来，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命运结合起来。
在张浩到来之前，中共中央重点考虑的，是眼下怎样立足西北和克服党内危机，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但对关乎全民族生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事件仍然做出了及时的反应。
193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率先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日军向北平进攻的情况报告，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写文章，并准备向国民党军派工作人员。7月中旬，毛泽东会见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挥员时再次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10月，上海中央局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布了《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作为一份党内文件，《秘密指示信》比公开的《八一宣言》更明确地提出，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实现抗日讨蒋的任务，总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讨蒋的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蒋介石。根据中央档案的记载，许多苏区和白区的党组织都收到了这封信，甚至包括远在海南岛的琼崖特委。我们无法断定，已到陕北苏区的中共中央是否也收到此信，但无疑这时已开始了新政策的酝酿。
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外称中共西北局会议），明确提出实现战略转变的任务和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会后党中央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
这时党中央提出抗日反蒋新策略，仍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还没有通过一些具体措施同红军为克服眼下生存危机而进行的保卫扩大苏区及粉碎敌人“围剿”的努力紧密联系起来，也没有考虑放弃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
党中央做出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党中央远离中日冲突的前线，尚未同共产国际和国内中心城市恢复联系，除非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思考，不可能即刻做出全面的战略调整。就中共中央的主观条件而言，尽管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党内仍然缺乏检讨以往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相反，为了达成党内一致，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央军事策略和组织问题，会议还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仍不太巩固，受到张国焘的挑战。先期到达陕北后，党中央需要避免因剧烈的路线变动而引起党内新的分歧。这或许是党中央难以靠自身力量较快完成策略转变的深层原因。
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加速了这一转变。张浩向张闻天传达了中共代表团讨论《八一宣言》时提出的四条指示：1.关于统一战线政策；2.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3.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4.改变对富农的政策。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在抗日反蒋的前提下与任何政治派别、武装队伍、社会团体等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12月6日，西北中央局发布《党中央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这些转变不是基于党内对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错误的自觉反省，而被解释为形势变化所致。但是，共产国际权威使中共中央得以避开党内分歧与争论，迅速一致地接受新策略，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它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一年半的时间来适应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一二·九运动发生的第八天，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会议持续了八天。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李维汉、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会议先后听取了张闻天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毛泽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与会者结合全国政治形势，重点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一致表示同意转向新策略。会议据此研究并调整了中国党的政策，于最后一天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目前形势最基本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二、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三、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反日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也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和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
四、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它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
五、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光有下层的统战工作是不够的，还应建立上层的统战工作，同时也不放弃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六、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以及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
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外交表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方针的重大转变。上述几个文件都谈到了这一转变，概括起来有以下十点。
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100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
二、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并准备吞并全中国的行动，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全国性的大革命形势就要到来。
三、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而英国却妄求日本的某些让步与妥协，使它的主要力量能够拿了去对付它的主要敌人：苏联美国与意大利。
四、世界处在大革命与大战争的前夜。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危机，使得帝国主义除了战争找不出第二条挽救死亡的出路。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与意大利大举进攻阿比西尼亚，可能引发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而中国与阿比西尼亚的民族革命战争，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危机的成熟，将引发世界大革命。世界反革命力量在削弱，世界革命力量在增长。中国革命脱离了过去的孤立。世界革命是中国革命有力的帮手。同时中国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将来则要以全民族的雄伟阵势帮助世界革命。
五、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红军有威力战胜敢于向它开火的帝国主义。在使用一切和平方法无效而日本反积极向苏联挑战的情况下，苏联准备打击这个野蛮侵略者。这就把中国革命，日本革命和苏联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会合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苏联是中国革命最有力量的帮手。
六、争取国际援助。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把苏联红军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首先是技术条件的结合。
七、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建设于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胜利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谁愿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同时有利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抗日讨伐卖国贼的斗争者，苏维埃政府均愿与之发生友谊的关系。
八、日本共产党领导的日本工农及被压迫民族正在准备着伟大力量，为打倒帝国主义日本，建立苏维埃日本而奋斗。这就把中国革命同日本革命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上会合起来。日本革命民众是中国革命民众的有力的帮手。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九、争取卖国贼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士兵，向少数民族提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等。
十、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侨宣告，称赞他们历来帮助中国革命的爱国举动。一切国民党政府引导华侨沦于奴隶牛马的政策，均当彻底铲除，而代之以积极保护华侨的政策。在目前，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排斥驱逐的华侨同胞，苏维埃给予托庇的权利，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
与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的国际战略相比，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策略最大的变化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把美英等其他反日的西方国家列入可能联合的统战范围。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的主张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推翻帝国主义统治”。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同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及《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抗日反帝统一战线的精神基本一致。它没有简单地重复共产国际指示，而是结合了中国革命实际，针对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等政治状况和长征以来红军现状做出的。更重要的是它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和红军长征中积累起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罗燕明）
（本文选自“一史两志”《外交工作史》第一章贯彻共产国际七大方针，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第一节，罗燕明、姜晓德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