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时期是统一战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延安作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祥地。“我们党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现了全民族空前广泛的大团结，使我们党在政治上牢牢掌握着主导权，使敌人在军事上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大大加速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顺利地完成了从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瓦窑堡会议制定并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成为这一转变的突出标志。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矛盾凸显，中国共产党昔日工农民主统一战线，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克服党内严重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把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一）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局限性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为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鼓舞革命群众斗志，推动革命斗争进程，有着正面作用；但当时，各根据地仍处于被分割状态，其局限性也是客观存在，主要体现在：
1.统战对象过于狭窄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完全排除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力量已经不在统战对象之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政权组织。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以反对封建压迫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为主要目标建立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其最突出的优点，那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正确观点，运用到了土地革命实践中，使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在牢固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之上。但在如何看待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派的问题上则脱离了实际。
关于怎样看待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早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有过经典的分析判断。他说：“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毛泽东当时就预见到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的高潮时将要分化，其右翼会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1927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把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则是错误的，只会使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封建主义高兴，使土地革命举步维艰。
2.“两个联盟”少了一个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中，包括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即工人阶级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这是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阶级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同一切可以合作的非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包括其他爱国人士，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争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的联盟。这个联盟是不稳定的联盟，是辅助的联盟，但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与民族意识较强的阶级，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有重要的作用。工人阶级争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或者使之中立，有利于团结和争取其他中间力量，有利于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还要争取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以利于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有了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才有牢固的基础，才有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合作的人；有了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联盟，统一战线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敌人。只有充分发挥革命统一战线中两个联盟的作用，才能够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然而，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基本没有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联盟，没有中间势力的支持。这是后来革命遭到惨重损失的重要原因。
3.政策与实践过急过左
1927年，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这是正确的，但过急、过左的情况，在李立三、王明、博古在中央任主要领导人的时期则越来越严重。把中间力量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就是一种过左的政策。
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大纲、土地法令、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为临时中央政府、各根据地政府的立法和制定施政方针确立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但这些文件或是根据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指示制定的，或是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的。这些文件正确地肯定了工农大众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问题上，也有许多过左的政策。
毛泽东曾经对上述过左的东西进行过抗争，但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严厉批评。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权成立之前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提倡的反对本本主义，被“左”倾错误领导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毛泽东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被指责为“富农路线”；毛泽东的军事主张被指责为“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传统”。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这种局限性，本来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更显得不合时宜。
（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与危害
把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克服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局限性以及“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关门主义的错误与危害主要有四：
1.犯了“左”倾幼稚病
遵义会议主要解决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但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仍然严重存在。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套幼稚病”。他说：“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关门主义者认为革命的道路应该笔直又笔直，革命的力量应该纯粹又纯粹。这种“左”倾幼稚病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主观主义盛行，领导者不真正懂得国情，共产国际的错误干涉之外；也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幼稚有关。那时，党的领导人大多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有着满腔革命热情，有着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渴望早日改变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封建势力压迫的悲惨命运，但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和不平衡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总是急于求成，希望革命在短期内取得胜利，结果一次又一次地吃了大亏。
2.热衷于孤家寡人的策略
面对强大的日军，正确的做法是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与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发动进攻。然而关门主义却热衷于孤家寡人的策略。
关门主义者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他们常常自认为“最革命、最彻底”，要打倒一切敌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军阀，打倒一切豪绅、地主、资本家、富农，以至打倒一切在朝在野的反革命派别和黄色工会。关门主义者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结果将可能的同盟者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加强了敌人的力量。
关门主义者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当着群众或者某些派别起来斗争，反对日本，反对现政府时，只要他们的口号纲领不完全和我们党一样，这些同志常常是拒绝参加与援助这些斗争，而是以旁观者的立场，去批评这些斗争、口号和纲领是如何不彻底，是如何在欺骗群众，甚至号召群众去反对他们的领袖。某某人拿出钱来援助反日罢工的工人，这些同志便在群众中宣布这是企图收买工人；某某派提出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抗日，这些同志硬要把“商”字去掉。这样孤家寡人的策略，怎么能使我们党走到广大群众中去？怎么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3.危害党组织建设的健康发展
关门主义在党内组织问题上也十分严重。害怕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尤其害怕某些军官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入党。党内斗争许多是过分的、机械的。对于一些同志偶犯的错误，关门主义者往往扣上“系统的机会主义”的大帽子。
在“左”倾错误指导下，白区党组织损失惨重。长期领导地下工作的刘少奇愤怒地指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当我们在某些工厂学校创立了我们的组织，积蓄了一些力量时，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它弄到塌台的，当我们在反日或某种口号与纲领之下，创立了公开的比较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时，它不把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弄到这种组织完全不能公开，只剩下几个“布尔什维克”的地步，是不止的。自然，还有根本就不到群众中去，仅仅坐在房子内空叫的关门主义。至于在党内斗争中对于这些事实采取什么态度呢？那就是：把组织基础和工作弄塌台的、把群众和同盟者赶跑了的同志有奖，提升他的工作地位，派他去做更负责的工作；而那些在长期艰苦工作中谨慎将事的、把组织和工作创立起来的同志，倒少有不给他们戴“和平发展”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打击和撤销工作的处分。这就造成党内许多同志害怕犯右倾错误，故意表示“左”些的现象。结果是助长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党内的巩固和发展。
4.危害抗日救国大业
关门主义者认识不到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更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在对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策略严重失误。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抗日浪潮不断高涨。由此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倾向抗日和统治营垒内部的分裂，出现了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抗日的人物。然而，关门主义者看不到这种变化。对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这支爱国武装，关门主义者不但不帮助、支持，反而认为冯玉祥同其他军阀“根本没有区别”，他们的抗日呼声只不过“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们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他们得出结论是：“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当蒋介石于1933年6月对抗日同盟军采取军事行动时，关门主义者不但没有采取争取、支持的态度，反而认为冯玉祥“出卖了抗日同盟军”，指示应在抗日同盟军内部开展阶级斗争，组成反冯统一战线，结果导致这支仅成立四个月的抗日队伍被蒋介石镇压下去。
北方的抗日同盟军刚刚失败，南方国民党十九路军也在福建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十九路军自上海抗战失败后，被调往福建“剿共”，在同红军作战中屡屡受挫，遂联合国民党反蒋派及第三党走上了抗日反蒋之路。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福建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了《反蒋反日的初步协定》。这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机会。但当时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关门主义者，不但不给福建人民政府应有的援助，反而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争取十九路军方针的意见书》，指出，必须更努力在士兵群众面前揭露闽军政府领袖消极投降政策，争取“一切愿意继续抗日反蒋的十九路军的革命士兵们与下级官长们反抗你们投降出卖的长官，与红军联合起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都提出粉碎敌人进攻的建议，但这些意见没有被关门主义者采纳，反而讥笑这些正确的主张是脱离中央苏区的冒险主义。这样，红军丧失了借助福建事变打破“围剿”的一个绝佳机会。
关门主义的这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会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实际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忠顺奴仆的角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三）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中国共产党
转变统一战线策略中国共产党从“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因是复杂的。形势变化是重要动因。
1.民族矛盾凸显
发生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世界三大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空前尖锐。为了摆脱危机，日本等国政府在对国内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和压榨的同时，加快了对外侵略扩张步伐。日本军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在1931年9月18日夜，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在短短的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日本能够轻易实现其侵略计划，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是重要原因。同清朝末年的反动统治者一样，蒋介石总是把国内革命人民看作致命的敌人，决心用主要的力量来对付。他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甚至沿用过去中国统治者以夷制夷的故技，幻想依赖国际联盟等西方国家压迫日本撤兵。结果西方搞了个东方“慕尼黑阴谋”，牺牲了中国，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1932年3月，日军把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秘密接到东北，拼凑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1月，又突然发兵进攻山海关，将侵略魔掌伸入华北。同年3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所部占领热河省会承德，此后直逼长城各口，平津告急，华北震动。
1933年5月，国民政府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表面上使得华北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但平静的背后却潜伏着更大的危机。通过这个协定，日军实际控制了平津一带，华北门户洞开。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大祸，救亡图存已迫在眉睫。民族矛盾凸显，党的反帝反封建的大目标需要调整，包括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自然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2.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勃兴
日本的弱肉强食，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兴起。
工农商学兵各界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上海、北平举行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几万。南京、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热潮。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也举行抗日集会，同群众一道开展抵制日货活动，给予日本经济侵略以严重打击。
青年学生发挥了先锋作用。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群情激昂，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学生先是向当地政府请愿，接着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迫使蒋介石几次出面接见学生。1931年11月，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以欺骗舆论，学生乘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一时间到南京督促政府出兵的学生有2万多人。
在知识界，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一些本来支持或不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报刊也发生了变化，指责国民党当局断送了东北三省。
在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较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李杜、丁超（后于1933年1月投降日军）、王德林、冯占海，辽宁省的黄显声、唐聚五、邓铁梅等。他们领导的斗争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人民的呼声与力量，已经认识到，昔日的苏维埃统一战线策略已经很难担负这一重任，需要调整和确立新的统一战线策略，以顺应形势的客观要求。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3.合作抗日形势复杂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合作抗日的形势存在“好”与“不好”的两个侧面：
“好”的侧面。中国共产党高举合作抗日的旗帜，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
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信中指出：日本侵占东北后，“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要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指示信在说明对各种游击队的政策时，除继续强调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外，还提出“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
1933年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接受中共“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明确指出“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
上述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赞同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同任何军队合作抗日的主张。胡适主持的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在1933年的第三十五号上发表丁文江的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建议蒋介石“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互不相攻击”。
中国共产党与冯玉祥为首的抗日同盟军的合作，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曾多次发出通电，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总结北伐战争后期同中国共产党分裂的教训，谋求同共产党重新合作，并同共产党的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得到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也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很快由数千人发展到10万余人。抗日同盟军于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军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同盟军的纲领等决议案。会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部迎击日、伪军。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军连克康宝、宝昌、沽源等县，于7月12日收复多伦，并乘胜收复察哈尔全部失地。人心振奋。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来虽然遭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同部分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其经验，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好”的侧面。国民政府顽固采取“不抵抗”主义，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蒋介石所谓的安内，主要是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分子。所谓的攘外，其实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不抵抗”主义，使得日本法西斯军队骄横无比，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烧杀抢掠，横征暴敛，人民怨声载道。因此，千方百计促使国民政府改弦更张，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好”与“不好”的侧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转变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转变策略，促使“好”的一面“更好”；促使“不好”的一面往“好”的方面转变。换言之，就是促使蒋介石政府改邪归正，真正实现全民族的抗战。
历史表明，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的侵略已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革命斗争中来，民族革命的阵营将空前扩大。中国革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变化的形势，制定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已是形势所需。（戴德铮、常鸿）
（本文选自“一史两志”《统战工作史》第一章从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一，谭仁杰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