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在延安13年政治建设的逐步完善阶段（3）：联合政府理论的提出与谈判
一、联合政府理论的提出
在抗日战争日趋紧张之际，为动员全国人民团结抗战，早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伟大构想，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为中共七大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他指出，在抗日战争日趋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内部却存在着不团结，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解放出来。因此，必须即刻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为此，毛泽东在报告中郑重提出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分一般性和具体性两方面的要求，根本宗旨就是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194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他再次强调民主在抗日救国中的重要性，要求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放手发动群众参与抗战。他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第二种可能性，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150万军队、15亿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性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客观而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根据中共自身的实力和当时形势所作出的一个正确决策。虽然中共对共同纲领的诠释包含着它自身的特殊要求，对联合政府的设置也有它自身的特殊考虑——它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来主导共同纲领和联合政府，试图把未来的联合政府定位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联合政府及共同纲领主要诉诸的是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是国民党无法拒绝而又被其他民主党派所普遍接受的。因此，中共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彻底胜利之前，提出以自由民主的共同纲领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符合民心，符合历史潮流。荣剑：《1946年〈共同纲领〉的命运》，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中共民主联合政府理论的提出，与抗战初国民政府成立的“国民参议会”同样不无关系。国民参政会是根据国民党政府1938年《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第12条款成立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此类机构，它是被作为一个特殊的战时机构设立的，负责在战争问题上向国民政府建言献策。国民参政会之前曾设立国防参议会，1938年国民大会认为：抗战期间，须集中全国之人力物力与财力，以应国家非常之需要。为达此目的，必须全国能集中民意，齐一步伐，在地方能自治自卫，秩序不紊。于此认为过去国防参议会之设置，应更扩大规模。俾在国民大会未克召集之时，有一国民参政机关，得以集中全国才智，共谋国是，而一方面更应以军事部勒之精神，利导民众，就管教养卫四项，为实际之练习，而加以训练。俾地方自治之条件，得以加速完全。如此始能植宪政之丕基，亦所以增厚国家之力量。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42页。国民参政会把所有政治党派和团体的代表、各省代表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召集在一起，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因此被一些外国观察家称为“战时议会”。国民参议会的成立，为反对派精英表达民意提供了机制，开通了民意上达政府的渠道。它虽然远不是像议会那样的代议制机构，但是也有一些代议制的意味，为战时实现有限的对话和有限的多党合作构建了一个框架。\[澳\]冯兆基：《寻求中国民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148页。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有效吸纳各党派意见提供了一个平台，从而也为建立过渡性的联合政府带来了希望。
作为当时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受邀参与了国民参政会，被作为A类代表参与会议，占有七个代表席位，在各政党中仅次于中国国民党代表数。在国民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团结抗战、推动宪政的积极作用。1944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为中共代表的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指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解放日报》1944年9月17日第1版。是年10月，周恩来在延安各界庆祝双十节大会上，发表了《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了中共构建联合政府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周恩来提出，召开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国事会议，根据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原则，通过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彻底改变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在此基础上成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国民党的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
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的一系列讲话，以及中共中央的宣言、文件，构成了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核心内容，联合政府的主张，实质就是改变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建立多党联合的民主政府，从而激发社会各方面的活力，为取得抗战胜利积聚力量。
二、国共联合政府的谈判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联合政府主张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开展了爱国民主运动，朝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明确目标发展。与此同时，为了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也屡次派出代表，通过多个场合与国民党展开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
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态度复杂，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一直怀有又敬又惧的矛盾态度，在早年的日记中，蒋介石曾云：“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百年来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因之其手段亦最毒，情义与道德扫地无余。读共党之《党的建设》一书，深有感也，能使其人趋向于民族国家之路则几矣。”他又说：“对共党防制之道，除改正本党，重新本党之外，尚有他法否？应不使其取得合法地位为目前要点。”这两段日记表明，蒋介石既充分认识共产党在纪律、方法、组织方面的优越性，但也对共产党存在深刻的猜忌，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不愿意使共产党的地位合法化。
1942年的下半年，中共发表了“七七宣言”，充分表达了团结抗战的态度，国共关系稍微得到缓和。蒋介石提议说：“我到西安去请毛泽东先生出来谈一谈。”后来由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去参加谈判。然而，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他坚持中共的军队仍是八个师，军队整编了以后党才能合法，边区要改为行政区，作战地区还要向北移动。胡民新：《中共延安时期的统战政策》，人文杂志社1996年版，第36页。这次谈判拖了很久，实际上未能真正解决问题。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中共回应：如果蒋介石愿意政治解决，我们是可以谈的。1944年5月4日，中共中央代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进行了初步商谈。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在谈判中提出，谈判应以三个条件为基础：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施地方自治，以政治方式合理解决国共关系。国民党代表则拒绝先谈政治，提出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是年5月17日，林伯渠应邀到重庆，继续和国民党代表谈判。6月5日，林伯渠受权向国民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意见20条，后改为12条。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以及承认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的封锁等。同时，国民党代表也将《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要八路军和新四军共编四个军十个师，其余部分一律“限期取消”，八路军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要由国民党中央任免，各解放区任免选举出来的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妄图限制和取消人民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使谈判陷入僵局。9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正值豫湘桂战役惨败，桂林告急，大后方人民强烈不满。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要求废除国民党独裁政策，挽救国家的危局。9月15日，林伯渠在参政会上就国共两党的谈判进行了详细的报告，林伯渠再次提出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急救办法，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林伯渠强调，必须尽快建立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页以下。
是年11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重庆与国民党商谈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这次谈判是公开的，是一个新的谈判阶段。这次谈判的一个中心，仍然是中共中央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一党独裁，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战后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但国民党仍一意孤行，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双方斗争很尖锐，谈判虽然一直继续下来，但由于国民党对建立联合政府的消极态度，未产生任何成果。1942年以来，几次国共谈判的成效甚微，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进展缓慢。
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顺应了民情民意，符合抗战救国的形势，也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44年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微妙变化，频频通过外交向国民政府施压，迫使其推进政治改革，缓和紧张的国共关系。1944年11月，美国政府派出了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飞抵延安，以“第三者”的身份，与毛泽东进行谈判，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赫尔利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赫尔利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三天谈判，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推动了联合政府目标的实现。
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根据抗战局势的新变化，大声呼吁：只有立即实行三民主义，给人民以民主自由，立即召开国事会议，改组国民政府，组织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改组抗战统帅部，建立各抗日军队的联合统帅部，正面战场才有可能免于崩溃危险，否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事实证明，这才是抗战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遗憾的是，这些呼吁和主张，并未得到国民党主导下的国民政府的积极响应。
应该说，中共联合政府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是近代以来中国走向民主与宪政的又一次重要契机，如果当时各党派能本着互谅互让、妥协折中的态度，以现代民主法治的原则建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不仅有助于团结各方力量实现抗战胜利的目标，更将极大促进近代中国的持续稳步发展，推动中国政治建设的更趋完善。可惜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中国也又一次错失了走向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机缘。
（作者 肖周录、岳晓雨）
（选自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5）《政治建设史》，肖周录主编，第四章第三节，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