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在延安13年政治建设的逐步完善阶段（4）：新的文化政策的确立与发展
一、新的文化政策的背景
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还反映军事，指导军事。文化政策是陕甘宁边区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更好的政治整合，以达成抗战建国目标的重要构成要素。由此，边区新的文化政策在整个政治建设中的作用也得以凸显。但是，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与艺术人士思想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认识，影响了文化教育在服务政治中的作用发挥，具体说来，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文化界普遍存在着脱离边区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倾向，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脱离了根据地的客观环境。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日趋紧张、群众抗日热情高涨之际，延安不少文艺工作者仍热衷于演出《钦差大臣》、《结婚》、《雷雨》、《日出》等“阳春白雪”的经典戏剧，一般群众看不懂，更不适应抗战的现实需要。相比之下，一些适应抗战需要、反映民族战争和边区建设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和节目，被个别文化艺术工作者认为是“豆芽菜”、“小玩意”，得不得足够重视。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不少教师，紧邻农民的场院居住，却从不与农民往来，把自己关在窑洞里创作那些客观上“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的“大、洋、古的东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因此，文化艺术成为文艺界自说自话的东西，与广大人民群众毫无关联。
一些文艺工作者世界观中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思想，自觉不自觉地暴露，并产生出一些错误的论调，和革命利益发生了冲突。如一些文艺工作者鼓吹“艺术指导政治”、“艺术至上”，片面强调了“为艺术的人生观”，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暴露黑暗”，提出“还是杂文的时代，还要鲁迅的笔法”，有的甚至提出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力军等。1942年三四月间，王实味连续撰写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梁星亮：《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沈霞在日记中记录说：我同样在每个具体问题上，怕人家说我犹豫、胆小，而迫着自己去表现大胆、果断，而这些却并不是真真的、立场站的很稳的大胆、果断、明确，而是小资级的狂妄性，面子。这一种心理，在1941年5月至10月表现得最为明显，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按着这些来做，处处表现与众不同，一时朋友这样认为，自己也这样自负。后来了解到那种所谓明确、果断等并不是一种正常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生态度，而只是小资产级的冲动的一种表现。沈霞：《延安四年》，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文艺工作者热衷于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际遇、生活琐事和苦闷消极情绪，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工农群众与抗日战士缺乏了解，不愿意以满腔热情歌颂和表现他们，而更多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
不少文艺工作者中间存在宗派主义的倾向，严重影响了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团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延安文艺界发生了诸多争论，其中有不少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有助于文艺的发展。但也有不少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彼此无原则的人身攻击，有时为了一些非常细小的问题都能引起争端，特别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存在的宗派主义纷争，随着不少当事人到延安而被带到了延安的文艺界。这些宗派主义的纷争，不仅无助于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无助于大众化文艺目标的实现，反而加剧了文艺界内部的对立和冲突，阻碍了文艺的创新。
延安文艺界出现的种种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文化艺术作用的发挥，未能达到文化反映生活、文化服务政治军事的根本目标，背离了无产阶级文化艺术的宗旨与方向，从而也影响到政治建设的持续完善，给整个抗战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消极影响。
二、新的文化政策的确立
为了更好地端正文艺方向，彻底解决文艺为谁服务和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了有100多人参加的文艺座谈会，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博古、王稼祥等参加了会议。座谈会先后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共有几十位文艺工作者发言，毛泽东自始自终参加了三次会议并作了发言。座谈会充分发扬了民主，与会者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带头发言的作家萧军直言不讳：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的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胡乔木的发言则有所不同：“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110页。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
5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结论性”发言，这一发言“大气磅礴、高屋建瓴。首先，有针对性地提出看问题和处理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的方法论问题，简明扼要而纵深广阔地摆出当时文艺工作面临的现实。然后指出文艺工作者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或者说在此前提下，提出并解决一系列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包括文艺方针、政策、路线问题。条分缕析，深入全面”公木：《〈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序言》，载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文艺座谈会结束后的一周内，毛泽东又发表了两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了进一步补充阐述。这几次讲话的内容，后来就被整理成为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阐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并将其确定为文艺的基本方向。1942年5月28日，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毛泽东又对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了深入阐明，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结合的文艺方针，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彻底地运用马列主义，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讲出美丽的故事，连说的话都是艺术性的，忽视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这是不对的。我们的政策是要他们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432页。1944年3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发展了“讲话”精神，他认为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今天我们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他又说，“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这一系列讲话精神，确立了党的新的文化政策，很快成为延安新文化发展的重要指针。
在新的文化政策的指引下，边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文教运动，文艺界、思想理论界也对新的文化政策展开了深入探讨。文化艺术工作者们开始认识到，边区文化，有进步的方面和落后的方面，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其进步方面；而封建文化残余，是其落后方面。边区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破坏了封建统治，反映政治经济的文化生活，也应破坏这种统治。从领导方向与新文教工作的政治地位看，文化上的这种旧统治也已经开始被破坏了。边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教育活动，农民、战士、工人等都开始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过去的旧的文化观念受到了根本的破坏，占边区民众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观念形态的最主要方面，封建文化的影响已经很大程度地被打破了。但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民的文化生活的广大领域里，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封建文化残余。因此，迫切需要确立新的文化政策，更有效地传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实施彻底改造，以实现政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为主，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要组织文教战线上广泛的统一战线，不要闹孤立主义，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敌人是百数十万群众脑子中的封建遗产，我们的建设是百数十万人的脑子的识字与健康，而我们的干部又如此缺乏，我们的物质力量也深感不足，如果没有广泛的统一战线，便不要幻想大规模群众文教运动的成功。统一战线的实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中间力量，向封建文化残余进军，是为要在文化上解放群众的旧脑子，从带有若干封建残余的脑子变为完全民主的脑子。又一方面，是为要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进步力量，大踏步开展新民主文化运动，是为要在文化上扩展群众的新脑子，让他们看得远一点，从今天出发，又能照顾明天。《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0日第2版。
为了更好地宣传、贯彻新的文化政策，1944年5月，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与边区文协联合发出了召开全边区文化教育会议的决定，文教会议的任务，是检查与总结边区的各级各类教育，以及文化学习、艺术活动、大众报纸等方面的经验，发扬典型范例，奖励模范文教工作者，讨论边区文化建设的具体方针，开展边区文化运动。文教大会在是年10月召开，来自绥德、延属、三边等五个分区和部队、机关、少数民族的4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总结了边区文教工作的各种经验，指出这种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文化艺术正确地反映了同时指导了边区人民的民主生活，文艺工作者灵活地适应了边区分散落后的农村环境，大胆采用了传统文艺中一切确实可用的部分，并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而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同时也大胆地采用和创造了人民传统中所没有而又为人民所需要的各种新文化形式。边区的文教大会，对新的文化政策的确立与贯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总体来看，延安时期新的文化政策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了文化艺术的大众化、时代化方向，并通过广泛的文化教育，达到以文化反映生活，文化服务政治，最终实现革新人心、推进社会的目的。
三、新的文化政策的特点
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代表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符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更好地反映了边区的军事、政治与社会，因此体现了极大的先进性。这一新的文化政策体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文化工作始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工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理论体系上确定了文化的先进性。新的文化政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挥文化宣传的积极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和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直接领导，贯穿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战线的各个领域，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在文化工作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重要指南，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就文化工作撰写文章、发表谈话，对完善中共的文化理论作出了贡献。中共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文化政策，发布了多个文化工作的指示性文件，确立了无产阶级文艺为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确立了革命文艺的评判标准、文艺的大众化道路、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立场等一系列马列主义文化艺术的基本原则，确定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
新的文化政策始终坚持了大众化的要求。缘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文化服务对象的正确定位，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始终具有大众性特征，树立了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观点。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深刻阐明了新的文化政策的大众性特征，文化工作就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应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文化工作中，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创造文化作品，享受文化建设的成果，文化艺术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共同推进了文化建设工作。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感召下，从全国各地来到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投身于文化为大众服务的事业中，不少文化团体奔赴抗战前线、深入工厂农村，实践了文化大众化的要求。樊为之：《延安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文化大众化的发展方向，也使得文化艺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与认同，文化自身的发展也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新的文化政策体现了鲜明的创新性特征。中共确立的新的文化政策，既确定了联系实际、服务大众的总体方针，又不故步自封，始终对各种优秀文化艺术保持开放态度，在积极吸纳各种文化长处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真正实现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相融合。在秧歌、戏剧等一些文艺形式中，始终强调了文化的创新，对传统剧目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符合时代特色的革新，造就了新评剧、新秧歌，创作了《白毛女》、《兄妹开荒》等新剧目，受到了人民大众的欢迎，发挥了积极的政治作用。在文化内容上，革除了那些反映封建腐朽思想的糟粕，新增了弘扬民族气节、鼓舞抗战、反映社会进步和人民新生活的内容，使得文化艺术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达到了通过文化艺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政治发展的目标。
新的文化政策保持了历史的传承性。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更多地体现了革命和建设的需求，更具有时代性特征，但同时又没有完全隔断中华文化艺术的继承性，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借鉴，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形成优秀民族文化与革命新文化的有机融合。毛泽东极为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在阅读李鼎铭赠送的《永昌演义》后，提笔回信：此书赞美李自成的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李晓剑、王天丹：《李鼎铭研究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对农民斗争精神的褒扬，实际也在说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具有传承性，发展革命的新文化，是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一概地排斥、割裂文化的延续性。
党在延安时期确立的新的文化政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成熟而繁荣的文化艺术，需要有正确的文化理论，在延安时期，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正确领导。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有效协调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推动了文化艺术的不断创新发展，发挥了文化艺术的政治作用。文化工作依靠谁，为了谁，又是一个核心问题。党的新的文化政策科学回答了这一问题，提出了文化工作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总方向，使人民群众能够充分分享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这一时期的文化工作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工作路线，从人民群众中获得最丰富的源泉，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在深入群众的基础上，就能够发挥文化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从而为政治建设的完善提供助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用先进的政治理念引导文化艺术。党的新的文化政策要求我们，在文化工作中必须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大力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坚持进行文艺创新，创作更多的为群众喜爱的文化作品，坚持文化育人，以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将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推向前进。因为文化与政治互动作用的关系，新的文化政策的推行，也有力地促进了边区政治建设的继续完善。
（作者 肖周录、岳晓雨）
（选自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5）《政治建设史》，肖周录主编，第四章第四节，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