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在延安13年政治建设的逐步完善阶段（5）：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提出
一、黄炎培访问延安的背景
1945年，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此时，因战事搁置的宪政又被重新提上了国家日程，在国防参议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国民参政会”，在推动宪政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参政会成立于1938年，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十多个党团及社会各界代表组成，其最初目的是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汇报政府的工作供大家讨论，当然在战时，也期望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由于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以及全国有识之士的汇聚，国民参政会很快有了“代议机关”的意涵，于是，推动民主进程，早日结束“训政”，促进宪政实现，也就成为各党派最重要的努力方向，一些小的党派团体通过一系列公开讲座、专题报告和会议，讨论宪政。中国共产党在4月召开的七大上，也明确提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包括中共参加的联合政府。甚至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发出了反对一党专政的声音，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多次发表讲话呼吁实行民主宪政，他批评国民党“执政快二十年了，对于民主政治……进步得太缓慢”，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民主政治的建设，“提早结束训政，召开全国大会，制颁宪法，实施宪政”。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这些努力，在抗战即将胜利之时，显得更为迫切。
1945年元旦，蒋介石宣布除非有棘手的、不测的军事行动介入，国民大会将于年底之前召开。5月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为同年11月，这与原来作出的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实施宪政的决定是不一致的。冯兆基：《寻求中国民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这一系列变故，遭到了其他各党派的不满。7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大会问题上明确抵制了第四届国民参政会，毛泽东指出：国民大会必须有“完满之代表性”，但现实是，这里所说的“政府”，是独裁派的政府，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独裁派的法律，将来的大会，无非是强迫人民承认十年前的那一批国大“代表”依然有效。中国人民和民主党派应该这样来看问题，所谓“政府”必须是一个由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任何现在的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召集的“国民”大会，都必须予以反对。《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7页。基于这些考虑，中国共产党拒绝了国民党提出的“和谈”请求，并表示不参加即将在重庆召开的第四届参政会。
1945年参政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继续讨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该草案于1933年起，由立法院成立一个以孙科为首的40余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历时三年零四个月，最后由国民政府于1936年5月5日颁布，故称为“五五宪草”。该宪法草案虽然有不少民主的词句，但在实质上仍是反民主的，适合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需要，卞修全：《近代中国宪法文本的历史解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没能完全反映全国人民的愿望，全国抗战八年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批评。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显著的地位，它拒绝参与的这一态度，几乎使参政会陷于停滞，引发了各民主党派的忧虑。当时的民主党派，除了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以外，还有梁漱溟代表的“乡村教育派”、黄炎培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沈钧儒代表的救国会等，亦是极为重要的力量。这些党派，与张澜、罗隆基等无党派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担任首任主席。由于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的参政会要讨论“五五宪草”这一重要的法律文件，黄炎培在会上发言，“这份宪草有值得极度重视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气氛中产生。”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等继而发言，赞同黄的意见。之后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等七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人民所渴望，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势，只有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故希望国共继续谈判。三周后，他们得到延安的肯定答复，中共表达乐于商谈的意愿，同时邀请黄炎培等七公去延安访问。于是，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全国和谐的气氛，促成国共两党谈判，黄炎培等接受邀请赴延安。黄方毅：《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律对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对此行的动机，黄炎培后来有明确的表述，“抗战要必胜，建国要必成，先须完成三大合作，就是：政府与民众合作，中央与地方合作，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合作。我呢，愿竭尽一切力量来协助它。这是我抗战以来的基本的一贯的主张，在这上边当然我是愿意卖力的。”黄炎培：《延安归来》，载任文主编：《第三只眼看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页。对于自己的身份，黄炎培这样说，“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若问我们的使命，只是良心的使命。若问我们的身份，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在严峻的政治局势中，国内各界对黄炎培等人的延安之行，报以极大期望。
二、作为教育家与民主人士的黄炎培
黄炎培何以在民主党派中广受尊重，又因何受邀访问延安，这需要回顾他的人生经历。黄炎培，字任之，1878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县名宅内史第，前清举人。从黄炎培的祖父黄典谟，到黄炎培，黄家四代人均生活于内史第。内史第建于清道光十四年，因收藏有流传于世的三块汉碑名石中的两块和一些古代书法拓片而闻名，被誉为“富甲东南藏金楼”。不幸的是，黄炎培幼时正值国家和民族内忧外困、逐渐衰落的年代。随着国家衰败，黄家也家道中落。从小目睹内忧外患、家国不幸的黄炎培很早就有了一份责任感。1901年，黄炎培考入南洋公学，次年因学潮辍学返乡，又应江南乡试，考中举人。虽然中举，但黄炎培坚决不走仕途，立志教育救国。1902年，年仅24岁的他着手改建川沙小学，后又办开群女学、广明小学、广明师范等。1903年，黄炎培在南汇新场演说，针砭时弊，遭清廷政府逮捕，要治以重罪，后被人救出，逃亡日本。
1905年，黄炎培从日本回国后加入同盟会，一年后，他又接替蔡元培任同盟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他与张謇、沈恩孚等人创建了江苏学务总会（江苏教育总会前身）。次年，在浦东房地产商杨斯盛资助下，黄炎培创办了后来名扬天下的浦东中学，与天津南开中学齐名，称“南浦东，北南开”。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同盟会和江苏教育总会、江苏咨议局、上海工巡捐局骨干的黄炎培与沪上老辈教育界名人马相伯、张謇，工商界李平书，政界赵凤昌等人奔走各方，策动江苏独立、上海起义，斡旋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后，黄炎培受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他全面推动教育改革，创办了几十座小学、中学、专科学校和大学，规定若干税收直接用于办学，为江南教育和后来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915年，黄炎培随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数月里巡访美国26个州52座学校，深感中国传统教育弊端，他取经回国后于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倡导“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20世纪20年代前后，他牵头或参与创办、改办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商大、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大学。黄炎培不仅办教育，而且重经济，重实业。中华职教社不仅系社团，不仅办学、办刊物，而且系经济实体，设若干工厂，经营生产、开拓实业，发行债券以融通资金。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全面推进办学。为江苏教育打下底子后，终因不习官场，三年后拂袖而去。20年代初，北洋政府两次颁发通电任命他为政府教育总长，但他坚辞不就。抗战打断了黄炎培等一代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探索，黄炎培与史量才等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支持前方抗战，之后又多次发动市民、学生、妇女上街游行宣传，倡导国货，抵制日货。黄炎培的事业从教育发端，延伸到经济，又走向社会与政治，最终不愧为教育、经济、政治三重领域中的人物。参见黄方毅：《“黄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共识网”2015年7月5日。可见，黄炎培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也是知名的政治家、民主人士，作为同盟会的早期领导人，更广受推崇。正是早年特殊的经历和崇高的威望，使黄炎培受到各方的高度信任，成为第三方的领袖之一，并得以在国共之间斡旋。
三、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与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他们乘坐飞机由重庆飞赴延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前往延安机场迎接他们。见到黄炎培，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26年前就认识了。原来，早在1919年5月，江苏教育会请来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在上海讲座，黄炎培在会上讲演，历数传统教育弊端，毛泽东在下边听，这成了他们的初次会面。
黄炎培等参政员在延安的第一站，是王家坪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宾主在司令部的礼堂进行了座谈，气氛十分“欢洽”。餐后，一行人乘车前往位于瓦窑湾的陕甘宁边区招待所下榻，每人一间客房，一应日常用度，十分周到。黄炎培是个有心人，入住招待所小憩后，就起身去延安新市场散步。他询问了棉花的价格，比较了流通券和法币的价值，一路留心着妇女、儿童的各种装束，还访谈了“联合木器厂”、供应总店，以及一家妇女联合会开的合作社。之后，黄炎培等还乘车到延安郊外，参观了负责改造日本战俘的“日本工农学校”，详细询问校长冈野进有关教育改造的问题。在延安的几天，黄炎培感受到自由的气氛：“我们在延安，倒是自自在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些人，都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可惜我们时间实在太短，没有能出延安，到四乡去走动。就在延安，看到的地方，也实在太少。”黄炎培：《延安归来》，载任文主编：《第三只眼看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尽管如此，黄炎培还是看到了延安街道的整洁，民众的积极向上，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褴褛污秽或游手好闲的人，这给他留下极为正面的印象。
在延安短短的五天里，黄炎培等与毛泽东有过三次谈话，合起来有十来个小时。第一天黄炎培等人叙说来意，表达他们对于大局的看法，当说到双方恢复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毛泽东表示同意，接着说，只为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第二天双方交换意见，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充分讨论到，时间也占得最长。黄炎培：《延安归来》，载任文主编：《第三只眼看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第三次会谈，也就是7月4日，黄炎培等与毛泽东就更广泛的问题，包括中国的前途等进行了探讨，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也就是在这一次会谈中，黄炎培提出了他对王朝兴衰之“历史周期率”的看法，表达了他深深的忧虑。
大约是经过了几次深入的交流，又大致参观了延安的军事政治、风土人物，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问黄炎培感想怎样，黄炎培有感而发：“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一回答，得到了黄炎培的认同，“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延安归来》，载任文主编：《第三只眼看延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这一场景，后来被黄炎培完整地记录在《延安归来》一书中，传为美谈。
毛泽东有关“民主”的回答，体现了他的政治睿智与远见。事实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止将“民主”作为一种话语，而是切实落实在陕甘宁、晋察冀等根据地的政治实践中，各个根据地的普遍选举，在抗战初期就在中共领导下展开了，抗日根据地因而得以普遍地建立了民主政权，不仅扩大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更有力地团结了社会各阶层，壮大了抗战力量。在全国层面，毛泽东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其内在的指向，仍然是政治的民主和权力的制衡。在延安会见多名中外记者时，毛泽东多次提到了中国的民主之路。1945年9月，在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毛泽东展望了中国民主的未来，也阐明了“联合政府”的实质目标。他提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第1版。虽然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仍然是革命党，但它的革命与政治民主已经开始探索一种融合，革命是推动民主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为理论基础，经过中共的改造，民主制度由西方的议会式的参议会制度转变为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模式。董佳：《抗战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构建与当代中国民主的起源》，载《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3期。可以说，延安时期，革命与民主实现了有效融合，并在政治建设中相互促进，更好地达成了革命目标。
70多年前，在盛夏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语关“王朝兴衰”之历史周期率的提出，可谓是振聋发聩。实际上，“周期率”之问，指向了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它既关涉如何解决政权“懈怠”的问题，又指向如何保持国家的生机与活力，实现政治的文明与国家的长远发展。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传统的古老中国，一个普通民众的民主素养还存在不足的国度，要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转型，建立现代政治制度，殊非易事。然而，黄炎培之问，与毛泽东之答，却富有洞见地指向了中国现代之路，尽管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仍在继续。白驹过隙，半个多世纪过去，围绕“历史周期率”的这一问答，在21世纪的中国，仍是空谷足音，留有余响。
（作者 肖周录、岳晓雨）
（选自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5）《政治建设史》，肖周录主编，第四章第五节，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