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在延安13年政治建设的逐步完善阶段（1）：整风运动的开展
一、整风运动的背景
思想理论与作风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逐渐步入正确轨道，各项建设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然而，党内的一些同志中间还存在着学风、党风和文风方面的问题，这些认识错误、作风不正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到了党的形象，也间接影响到党的领导力与执政效能的发挥。
理论作风是党的作风的重要方面，整风运动首要关注的就是部分党员中间存在的学习马列教条主义的不良作风。延安时期，中共的许多重要干部都有在莫斯科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如留苏归来的王明，由于熟读马列主义经典原著，熟悉国际形势，被共产国际作为“新生力量”派往中国，很快成为延安马列主义的“理论家”。王明的主要纲领是“国际路线”，来到延安后，他从“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开题，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的新话语。王明认为中共在统一战线方面做得还不够彻底，应当提高对抗日统一战线的认识，不应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政治上应该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相互帮助、共同发展”，荣敬本、罗燕明、叶道猛：《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军事上应建立统一的指挥体系。当时，王明“抗战高于一切”的新话语获得了党内多数人的赞同。
毛泽东对思想理论及革命道路的认识，与王明则有着根本的不同。他认为，虽然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们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本，但实践经验很少，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仅靠会背“本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1930年5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尚未召开，王明在党内仅仅充当一般干部，所谓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还没有地位，但毛泽东对“本本主义”的不屑，已经充分表达出来。他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不但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且明确表示：“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虽然这里毛泽东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但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对那些“本本主义”者的态度。
延安整风运动的出现，与毛泽东的筹划与推动密不可分。整风运动启动之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领袖地位已经确立。在1938年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表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王明在党内的影响力自然无法同毛泽东比拟，他虽然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主要只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和妇女工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甚至提出让毛泽东负总责，但毛泽东当时没有同意。尽管如此，自此之后，张闻天“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此后的张闻天“实际上只负责宣传部和干部教育部的工作”。所以，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之时，王明、张闻天等人对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地位并不构成挑战，双方之间自然也不存在所谓权力之争的问题。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后，毛泽东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而且写下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文章，如《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尽管如此，延安整风即将启动时，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已获得普遍认同，而毛泽东同样是杰出的理论家的地位似乎还没有树立。在延安许多党员干部的心目中，只有马列的书是理论，“毛泽东的文章虽好，却没有认识到这就是我们党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理论的国民党理论家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可是，当时“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性文件看待”罗平汉：《延安整风解决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5日。
相比之下，王明等人在党内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仍有很大影响。在延安许多干部看来，党内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还是王明等人，他们仍是重要的理论领袖。王明不但能背诵许多马列著作中的词句，而且颇有口才，“当时他的一些观点还并非完全没有市场，有人听了他口若悬河的演讲之后，还受到迷惑，认为他了不起，理论有一套”。1940年3月，王明将其1931年写的、集中反映他的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这更扩大了他的影响力，从而带动了部分党员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化与盲从化，完全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除了理论修养，廉洁勤政也是党员作风的重要内容。然而，陕甘宁边区在一段时期，党员干部中存在着不少渎职浪费，甚至是贪污腐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开始了一段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为了渡过难关，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曾在西北局任总务科长的张振邦回忆：1941年，王震旅长带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开垦了很多荒地，通过大生产运动，实现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在1941年到1943年期间，第三五九旅每年上交给边区政府一万石公粮。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们不仅坚持以农为主，还全面发展，先后开办了纺织、皮革、造纸厂等，成立了盐业、土产、运输等公司，开办商店、军人合作社和各种加工小作坊等，形成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多层次的生产经营形式。石杰、司志浩：《在西北局的日子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就在生产刚刚恢复，边区财政经济有所好转时，边区一些地区的部分党员干部中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浪费及腐化现象，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
绥德分区保安处，四个月吸60条纸烟，米脂县委县府二个月吸34条纸烟；定边县公安局没收160条纸烟，除送专署80余条，提成20余条，其余20条全给县上首长吸完了。子长八个月，吸50条纸烟；延安前任市长每月吸五条纸烟。
请客送礼：三边分区请客之风很盛行，请客时，没有海参、鱿鱼即不算菜。以致某旅旅长都提出了意见。原旅长走时，地委送边币300万，专署送30万及白糖二斤，故县长曾说：共产党还拿特产作礼物送人？！绥德分区自日本投降前这一时期光招待过往军队、干部及送人情，即开支边币12亿元之多。《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3页。
不仅如此，个别干部还出现了贪污渎职等腐化现象，如边区靖边张家畔的税务局局长肖玉璧，屡次侵吞税务公款3000余元，并携款外逃，给党和政府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征粮运盐中，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实际，不做调查研究，造成农民负担不公，个别区县甚至出现了随意捆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党员干部中的现象，虽然是个别，但极大损害了党的良好形象，疏离了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密切关系，这也成为干部作风中亟待改变的部分，必须从整体上加以转变。
二、整风运动的发起
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党员干部中间存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种误读，也对中国的革命道路有诸多迷茫，为了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正确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问题，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自1941年5月开始发起，一直延续到了1945年4月，经历了中央领导层整风学习，全党普遍整风和总结提高三个主要阶段，取得了积极成效。
毛泽东早就注意到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在1938年给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他就突出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学习的重要性：你们在学校已经学了马克思主义，将来继续学习，向工人学，向农民学，向知识分子学。还要向资本家学，就是研究资本家如何剥削的一套；还要向土豪劣绅学习，他们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富，为什么能讨小老婆；还要向日本帝国主义学，为什么他有强大的飞机大炮，他的战略战术如何，政治情况又如何等等，同时打仗一定要了解他的情况，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要向自己学，如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等中国人，知彼就要知道帝国主义。我们要最后胜利，如不知己知彼，就不可能。知己知彼就得学习，随时随地当学生。很多好同志有学习的精神，不把自己作为了不起，没有说学了游击战、社会科学等等就满足，党校没有这样自大的作风。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自己地下全知，天上一半，不肯老老实实了解客观情形，把这情形研究一下，再想个办法，施之于事，就是不肯采纳由外到里、由里到外打倒日本的办法。我所说的就是要学这个办法，这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毛泽东：《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载《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严厉批评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特别强调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给全党整风学习指明了方向并作了思想动员。是年7月以来，为了克服主观主义，转变作风，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作风与倾向。是年9月，毛泽东又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它的来源有中国“左”的传统，外国的如布哈林、吉诺维也夫的影响，中国的科学不发达等。因此，延安的学风中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要克服这些不正之风，必须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这期间，边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的高级干部学习班，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是非界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诸多重大问题，在深入学习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广泛共识，在全党的思想上初步实现统一。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肯定了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指出，我们的党还是存在问题的，在学风上存在主观主义的毛病，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在党风上存在宗派主义的毛病，如闹独立性，“个人第一主义”，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在文风上存在“党八股”的毛病，因此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并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与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828页。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直接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的发展，也成为整风运动指导思想和党员干部参考、学习的核心文件。
三、整风运动的发展
1942年以来，整风运动继续发展，整风的范围逐渐从中央领导层向全边区各级干部与全体党员扩展。党中央作出了“四三决定”，于该年4月14日，成立了旨在整风的边区总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和高岗负责，领导边区开展系统的整风运动。边区总学委会决定，边区系统的整风学习，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分别组织三个学习委员会，领导各系统的整风运动。这一阶段，仅边区一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就有3000余人。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了《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报告着重强调了在整风发展阶段如何进行教育工作的问题。他指出：
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报告时局，估计时局，这是思想准备的一种。我们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总之，对付黑暗需要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无论怎样讲，我们都需要加强教育。《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
在毛泽东有关整风运动中加强教育新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任弼时于次日即主持召开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系统2000余名党员、干部参加的学习动员大会。他指出，在三个月内，整风是头等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中央规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22个文件学好。他还对学习文件的态度、目的、方法等问题作了说明。高岗、谢觉哉也在会议上发了言，对整风文件的学习、讨论、总结和考核等事项进行了具体安排。梁星亮：《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0页。这次教育学习动员大会之后，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各机关整风运动正式开始。边区系统干部完成整风教育学习后，边区各分区、各县、区级干部也有序开展了整风学习，八路军留守兵团与边区保安司令部所属指战员，边区文化教育界均进行了整风学习，整个整风教育学习活动自1942年4月开始，各单位普遍进行了为期约半年的整风学习，大部分单位于1942年冬或1943年春结束，个别分区和县延长至1944年才全部结束。
边区各级党员干部进行普遍的整风学习之后，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1942年冬，边区召开了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即边区“高干会”，全党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对1931年至1934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讨论，总结分析了前一阶段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继续清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影响，把边区建设成根据地的模范。这次会议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针对党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会议进行了连续12天的热烈讨论，采取对照研究历史文献的办法，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上分清了路线是非，由高岗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结论，解决了历史争论问题，团结了同志。在党的领导问题中，集中讨论了党的思想倾向，边区各级领导干部70余人发言，他们联系各方面和各人的实际情况，深刻地揭发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的种种表现，开展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与反思错误的思想倾向，使全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了统一，形成了在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党的巩固与团结。会议确定了边区的中心任务，即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来进行。同时，会议还要求继续转变领导作风，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树立民主的、群众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新作风”。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以下。
边区“高干会”成功举行后，边区各级迅速传达了高干会议的精神，形成了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热潮。为了更好地宣传和扩大整风运动的影响，吸纳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1943年1月，西北局邀请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中任职的党外人士举行了座谈会，谢觉哉在座谈会上致辞说，我们要将“高干会”经过及内容向大家报告，听取各位对“高干会”的批评与意见，以使政府及参议会中党与非党同志能同心合力，共赴目前的艰巨任务。与会党外人士听了传达后，一致赞誉边区高干会的成功，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说：我们对“高干会”的这些决定，很觉得满意。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第2版。
传达了“高干会”精神后，边区的整风运动着重分析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自由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对干部党员中存在的自由放任的不正之风、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良作风展开了批评和整顿，将整风运动引向深入。这一阶段，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精神和“高干会”提出的关于整党、整政、整民、整财、整关、整学的总体要求，在各个系统深入地进行整风，具体地改造各部门的工作，以抓好“精兵简政”和发展生产为重点。
在整党工作中，着重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同时清理极少数坏分子。在整顿党的基层组织过程中，还调整了党组织与政权工作的关系，纠正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各项工作由书记“一把抓”的现象，确立了党政工作的正确关系，加强了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建立了各级政权的独立工作，尤其是乡一级政府的独立工作。在整政工作中，进一步贯彻了“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的政策。当时贯彻“三三制”政策的重点是进一步克服共产党内的关门主义，做到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积极性。“精兵简政”明确地规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方针，把政府的力量集中于解决急需的生产与教育两大任务，并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措施，提高了政府工作效能。在整学方面，整顿了学校和文教部门的不良学风。边区“高干会”在总结中提出要在边区的干部与群众中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和文化教育，要改造干部学校，对国民教育实行重质不重量的方针。在中小学教育中，强调注重质量，有目的地办学，对边区各类高等院校的教育方针和师生状况，都要进行改革、改组，要缩小数量，提高质量，防止无目的地办学。房成祥、黄兆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各系统的整风深入开展，极大改善了边区政治建设，推动了边区各项工作的发展。
整风运动也很大地影响了中共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冀鲁豫边区，发扬民主作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成为作风建设的重点。边区党委书记黄敬提出，民主主义就是要用平等的精神来对待人，特别是平等地对待社会各个阶层。在党内，要正确实施民主集中制，党与政权及群众团体是不同的，因为党内党员是有觉悟的先锋队，更强调纪律一些，集中更大一些；在政权方面，则需要执行“三三制”原则，团结社会各个阶层，更注意民主，在行政会议和参议会上，特别要发扬非党干部的积极性。《黄敬谈民主民生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因此在党内必须发扬党的纪律性，增加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在政治及社会层面，则需要做到平等待人，以民主精神推动政治建设。
四、整风运动的成效
整风运动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效。经过边区各级党员干部普遍的整风学习，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理论素养，掌握了思想武器，并联系实际，检查工作，反省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许多错误观念，提高了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树立了正确的学风、党风与文风，全党开始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的养成与发扬，形成了调查研究的新作风。整风运动全面清理了党内部分同志中存在的错误思想，使全党同志高度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与决策中，加强了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为边区政治建设的更趋完善奠定了基础。
经过整风运动，边区的党员、干部把整风学习与改造世界观紧密结合起来，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们以一系列整风文件为镜，对照检查自身思想问题与工作表现，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个人觉悟，坚定了革命的人生观，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整风学习与边区的生产及教育工作紧密结合，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工作，促进了“三三制”政权建设，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整风学习还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加强了边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领导下的团结，拥政爱民、拥军运动，加深了军队、政府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促进了团结，为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
整风运动成功开展，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始终注意与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不是随便抓住实际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更不是把枝节问题当作问题中心，而是抓住历史与现实中带有全局性、关键性的问题，予以正确解决。对党在历史上的分歧与斗争，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着重从思想上进行检讨。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取得成效，主要就在于找出了这些现象在思想上、社会上的根源，提高认识与觉悟。通过发扬党内民主，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揭露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正。在工作重点上，始终抓住主要的领导干部这一中心，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作为重点，发挥领导带头作用，从而形成“教育一个、带动一片”的良好效果。
（作者 肖周录、岳晓雨）
（选自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5）《政治建设史》，肖周录主编，第四章第一节，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