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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延安时期关于国民党和国共关系的论述

来源:中华魂网 · 2024-03-14 21:54:23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关于国民党和国共关系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很关注国民党和国共关系,毛泽东撰写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1940年2月)、《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943年10月)等,提出对国民党的主张。《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就提出了全国讨伐汪精卫、加紧团结、制止摩擦、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等要求。周恩来起草、撰写、发表了一大批优秀文章,其中关于论述国民党和国共关系的文章就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等。


1937年7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提出了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的完整;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1]7月15日这一宣言由中共中央交付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才发表。


1943年春,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作《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该报告对1924年至1926年之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周恩来指出1924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他明确指出当时的国民党不但思想上,而且组织上也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复活和发展三民主义,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中国共产党人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国民党改组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指出是中国共产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在各地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和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组织各界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使得孙中山北上有了群众后盾,让他和国民党的影响更广泛地扩大到北方。周恩来指出在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能在全国空前大发展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看到革命发展是走向农民革命战争,看到革命发展全局的,中国共产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毛泽东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力量,周恩来指出当时在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注:此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和周恩来领导的,以黄埔军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为核心,遍及全国各地军队中的革命团体)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势力组建);军队中三个师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中国共产党占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各军又成立了政治部。


1946年12月,周恩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的报告。这个报告中,周恩来将一年来谈判分作三个阶段,指出第一阶段是国共直接谈判,没有结果,打了三个月的内战;第二阶段各党派协商,得到结果,但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实际上已被推翻;第三阶段,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证明谈判失败。周恩来总结了双十会谈纪要所解决的三个重要问题——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与数目。周恩来指出从三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斗争的双方在斗争的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结论。策略是为着实现基本方针的,它根据形势的变动而变动。联合政府的方针是取消独裁政府,搞垮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也因为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对比,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走些迂回的道路。我们的基本方针当然仍是“七大”的方针,武装斗争、和平谈判都是为着政协路线亦即联合政府的实现。[2]


1946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了周恩来在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周恩来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其结果令人失望,二中全会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周恩来就关于国民党在保障人民权利问题、改组政府问题、宪草问题、国民大会问题、整军问题、停战问题等方面错误进行了质询和谴责,他指出中共愿坚决实行自己签了字的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不受骗,也决不去骗人民,要向人民说真话,谈实事。但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着重于反共,照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发展下去,将会更加严重。顽固派不愿意让人民享有民主,只是压迫和打击人民与其他党派的民主运动。人权若无保障,就无法改组政府成为真正的民主合作的政府。修改宪草,各党派如不受约束,如不照五方通过的修改原则制成修正案,国大一定开不好。军事冲突,若不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下来,和平也无保障。[3]


注释:

[1]《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值班编辑:白雪 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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