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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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新闻报刊宣传事业政策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闻报刊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明确规定“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1]1927年6月中共五届一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局下设党报委员会。1931年1月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通知第二〇三号》上进一步强调了党报的重要意义，指出“以后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2]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规定“党报委员会与宣传部在组织上划分清楚”，“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1931年1月27日，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党报的决议》，指出中央机关报是全国最高的党的刊物，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一如既往的重视党报工作，这个阶段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建立和党报党刊成熟时期。1938年12月前，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有王明、张闻天、王稼祥。1939年1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增加徐冰等6人为委员。到1942年2月，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徐冰、杨松、肖向荣、吴亮平、吴敏、乐少峰为委员。1942年3月11日，政治局决定博古为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从1942年3月到1943年2月，博古、王稼祥、凯丰、胡乔木、余光生，陆定一、陈正人分别于1942年4月、8月起担任为委员。1943年3月20日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之后，中央党报委员会即行取消。[3]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同样高度重视新闻报刊宣传事业，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报刊的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对报刊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力度，指导着报刊事业顺利发展。无论在新闻理论还是新闻实践上，延安时期的报刊工作在中国报刊史上都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第1页。
[2] 同上，第71页。
[3]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9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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