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延安时期教育工作史：前言（一）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革命13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局部执政时间最长的时期。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教育工作，既继承和发展了党建立以来特别是苏区教育的经验和传统，又根据形势和时局的不断变化，创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教育发展的思想、政策和措施，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形成了包括在职干部教育、高等干部学校教育、部队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等为一体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认真总结和系统梳理党在这一时期的教育理念和工作经验，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筹建时起就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重视对党和人民群众的教育，是党的性质对党的当然要求。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国情，直到五四运动时，中国工人阶级还很年轻。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领导者，一方面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必须经过学习、教育和组织工作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进步青年先后创办了一批刊物，如《新青年》、《劳动界》、《劳动音》、《工人月刊》、《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他们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如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李启汉等在上海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等。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1]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筹建之时起，就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对劳动群众的教育工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年底党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学，开始探索党支持教育、创办学校的道路。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针对当时的情况都提出教育问题。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运动的新民主主义案》中，明确提出要开展“青年工人和农民特殊教育运动”，强调“工人愈无知，资本家便愈容易加以掠夺和压迫”的教育内容。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影响比较大的干部学校有：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校、上海大学、黄埔军官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劳动学院等。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教育工作与革命斗争一样，虽然经历了艰难和曲折，但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土地革命时的整个苏区就是一所大学校。这主要体现在“五个多”：一是参加学习的人数多，空前广泛；二是创造性地兴办的各种学校多；三是教育形式多；四是识字班里女子多；五是教学联系实际多。当时，从红军战士到干部，从军队干部到地方干部，从儿童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甚至老年，从男人到女人，几乎都参加学习。在苏区到处是识字班、识字组、夜校、半日校、问字所、俱乐部、识字牌等等。1933年，在江西苏区，尽管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建立很完备的高级学校是不可能的，但为了培养干部，中国共产党还是建立了一些高级的或专门的学校，如“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师范学校”等。此外，还有“红军大学”等军事部门的学校，“小学教员训练班”等教育部领导下的学校，以及各工作部门设立的训练班等。[2]这一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先后创办的干部学校有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和陕北特委党校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作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过程中，干部学校大量合并和缩编，军事学校一律保持随营学校的性质，坚持了边战斗、边学习的方针。他们在行军中采用歌舞、戏剧、快板、呼口号等多种形式来活跃和丰富部队的文化生活，鼓舞部队的士气，统一部队的思想，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力条件。据徐特立回忆，红军在长征过程中，除对干部和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外，还进行识字的教育，有的部队在战士的背包上写字，有的在战士的斗笠上写字，让走在后面的战士学认。

注释：
[1]《邓中夏文集》，第436页。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5页。

[2]荣孟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概况》，转引自：编篆出版委员会《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6~1057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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