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教育工作史：前言（三)
党中央在延安13年积累了宝贵的教育工作经验，认真总结党这一时期教育工作的经验，对于新时期我国教育工作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党中央在延安13年教育工作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给予教育以非常重要的地位。重视教育，实质上就是重视人、重视人才，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教育工作就是实实在在地坚持了这一理念。如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刚刚落脚陕北，11月就成立中央党校；12月，《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个方面的战线上去。”又如，1942-1943年，是延安财政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提出这一时期边区的中心工作“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教育”。[1]党中央始终是把教育工作与战争的成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直接联系在一起。
2.明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延安13年，党中央制定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路线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指导下，党中央制定了教育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的方针政策。尤其是，经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全党极大地纠正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学风，在干部教育中，明确规定了应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提倡调查研究，注重学以致用；在国民教育中，提出并实行“公办”与“民办”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同时，对不同阶段的教育方针及时作出调整与规定，如国难教育方针、国防教育方针、战时教育方针等；而对不同类型学校的教育方针，更是强调针对性，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分别参与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日本工农学校、延安大学等学校的教育方针乃至校训的制定。明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为延安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3.细致的政策措施和全民教育运动。先进的教育思想与远大的目标，要付诸实施和具体实现，必须立足于现实基础之上。针对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极度落后的现实状况，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1935年中央红军刚刚落脚陕北，即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下设教育部（后成立边区政府及中央各机构，均有专门教育机构）专事教育工作。此后，就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等连年发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及政策措施，相继开展了适龄儿童入学动员、干部学习教育、群众识字竞赛、扫盲运动、冬学运动、新文字教育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历时36天，盛况空前，意义重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4.两次教育改革誉载史册。党中央在延安13年教育工作发展历程中，有两次很有影响的教育改革。第一次改革始于1937年春边区政府成立。这次改革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深刻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之所以说是一场革命，主要是指这次改革是教育性质的改革，改革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两种对立的教育制度之间的矛盾，改革的目标就是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创建新的教育制度；说它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因为这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首先，在教育对象上，这次改革改变了几千年来教育权和被教育权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状况，使人民掌握了教育权，使广大劳动群众成了受教育的主体；二是在教育内容上，批判了旧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教育制度，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内容、新体系；三是办学方式及教学方法的改变。即一改旧中国教学全日制单一教育模式，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在具体教学方法上，开创了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土地革命运动服务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多种多样的办学方式与教学方法。第二次改革始于1942年底，到1944年的边区文教大会为止。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毛病”。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是：第一，对干部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而以国民教育为第一；第二，在国民教育中又不顾客观条件，先后提出普及教育、义务教育、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等口号，所谓正规化过程中所规定的学校教育的具体内容与组织形式，几乎都是外面搬来的；第三，行政管理上的官僚主义。第二次教育改革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新教育制度下总结经验、克服缺点，进一步巩固、完善、提高、发展的问题。这两次教育改革在中国共产党教育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页。
注释：
[1]黄静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建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254页。
（来源：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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