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党中央在延安13年教育工作发展历程
自193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至1948年3月23日由吴堡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前往河北西柏坡，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战斗和生活了13年。在这里，党中央不仅指挥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在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先进文化、培育革命和建设人才方面做了十分艰苦又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教育工作，既继承和发扬了党建立以来特别是苏区教育的经验和传统，又根据形势和时局的不断变化，创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教育发展的思想、政策和措施，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育思想和管理体系，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概括起来，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教育工作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国难教育阶段（1935~1937)
（一）国难教育的背景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具体步骤。中国人民深深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明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1]1934年4月，发布《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并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七条纲领。[2]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全国同胞，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国内一切被压迫民族，大家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挽救民族危亡。这一号召，不仅全国人民拥护，还得到一部分国民党将领的赞同。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仅一个多月后，即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决议明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个方面的战线上去。”“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政府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的驱逐、轻视和虐待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给以托庇的权利（一切这些人都可以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这就纠正了过去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敢大胆吸收地方、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的偏向，为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1936年2月21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6月1日为代表大会拟定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中明确规定推行国难教育。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4]信中郑重地向国民党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5]同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号召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首先在根据地推行国难教育。
与此同时，坚持白区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各界爱国人士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爱国活动。1935年《八一宣言》以后，文化教育界明确提出了“国难教育”的口号。1935年12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等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赴国难。1936年1月23日，国难教育社成立，其宗旨为：推进大众文化，实施国难教育，以启发中国大众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领导人有陶行知、丁华、王洞若等。教育社随即拟订了《国难教育社工作大纲》，提出了16项工作要点，主要有：开办大众学校、读书会、时事研究会；开办新文字补习班；开办国难教育讲习班；举办军事、防毒救护、运用交通工具等常识技术讲习班；组织巡回电影开映团、演讲团、歌唱团、戏剧团；组织弄堂、马路和乡村等流通图书馆；出版大众国难读本、各级学校国难补充教材等。
文化教育界的国难教育运动，直接影响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决策。迫使南京政府于1936年3月颁布了《国难时期教育方案》。
注释：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14页。
[2]《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转自刘宪曾、刘端菜主编《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0页。
[3]刘宪曾、刘端菜主编《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1页。
[4]胡绳 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39页。
[5]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40页
（来源：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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