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生产（经济）教育和整风教育阶段（1940~1945）
（一）生产（经济）教育的背景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将其主力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而蒋介石此时则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从1939年到1943年，掀起三次反共高潮，调遣了几十万大军，西起宁夏、陇东，南沿泾水，东迄黄河，构筑了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对我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叫嚷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准进入边区，既妄想以武力消灭我们，又妄想困死、饿死我们。各抗日根据地遭遇了空前的物质困难时期。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尤为突出。一方面，党政军脱产人员猛增，从1937年时的一万四千人发展到1941年时的七万三千人（主要是军队，国民党两次反共行动迫使我们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另一方面，财政收入锐减。在此之前，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一个很大弱点就是过度依赖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外援在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极大，据统计，外援所占的比重：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1940年十月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也大部断绝。[1]
怎么办？怎样才能克服困难，打败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犯？怎样才能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怎样才能坚持抗日持久战并取得最后胜利？党中央及时明确地指出了方向：一是听取了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等人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二是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出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1939年2月2日，党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严肃地提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又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2]在这个动员会上，李富春代表总生产委员会作报告，就开展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生产计划及其实施办法，作了详细的说明，规定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具体任务是：边区政府系统（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以及所属学校）生产粮食二万五千石，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央所属学校）生产粮食一千石，并动员所有机关部队学校大量种菜，从七月份起自给一部分，适当减少菜金。[3]之后，中央和边区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整个陕甘宁边区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注释：
[1]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4页。
[2]王恩茂《南泥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203页。
[3]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8~39页。
（来源：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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