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生产（经济）教育和整风教育阶段（1940~1945）
（二）生产（经济）教育的成效
各级各类学校按照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和要求，积极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去，开始了党中央在陕北13年教育工作的“生产教育”也可称为“经济教育”阶段。实际上，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中，一条重要的方针就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之所以把这一阶段单列作为生产教育或经济教育阶段，一方面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象这一阶段这样，特别地突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另一方面，是与党中央的中心工作相对应的。这一时期的教育中，学校除了进行政治与文化教育外，把劳动与生产列为整个教育的组成部分，并且密切结合起来。教师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劳动观点的思想教育。许多地方写着“参加劳动最光荣”。同时还进行生产常识的教育，并且注意了“做什么的时候教什么，学了就做”的方法。生产课主要讲选种、浸种、肥料的种类与效用，耕作方法、防除病虫害等科学知识。在儿童教育方面，首先是教育儿童帮助家族生产，如拾柴、拾粪、看庄稼、放牲口、种瓜点豆或家务劳动等等。其次，当时已有互助组或拨工组之类的组织，儿童很快也组织起拨工组来，小学教师和村的生产委员会联系，根据各户的生产安排，需要多少儿童半劳动力，儿童能做哪些活，给儿童做出学习与生产计划。
中等学校组织的生产劳动更多。除一般工农业生产外，有时还自己盖房子或修理房屋。生产自给也是中等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1941年边区教育厅关于“生产自给”给各中等学校的指示中指出：“第一，自给自足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工作；第二，它可以打破经济困难；第三，它可以使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在教育的立场上说来，更是有新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生产劳动对于中等学校的重要性了。生产劳动，有课余生产，也有停课生产，主要是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主要是种蔬菜和粮食；手工业生产主要是纺毛线、打柴、烧木炭、修理校舍、养猪、养鸡等。例如关中师范，1940年打窑洞十四孔，开荒一百亩，烧木炭一万五千斤，柴全部自给；三边师范1941年纺毛线四百斤，打盐三百驮，修理房舍许多间；延安师范1943年种菜十八响，收获十九万余斤，种谷子、荞麦、麻子九十六响，收获六十一石。通过生产劳动，中等学校大都做到了半自给，改善了学校生活，同时锻炼了教师和学生。[1]在《中央财政经济部关于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总结的通报》中，对学校开展大生产的情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职人员特别是各校青年学生以自古无有的劳动实践锻炼了思想意识与肉体，证明改造自然也同时即改造人性。”[2]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南泥湾精神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1942年7月，朱德总司令到南泥湾视察，兴奋地赋诗称贺：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3]
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朱总司令从前方回来，竭力提倡陕甘宁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业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好江南”。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44年，边区自给自足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丰衣足食程度也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机关部队学校的供给标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中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他说：“机关学校方面，单以延安一个地区统计，就种地35893亩，打粮食6011石。自给比例由26%直到76%…保育院是一个劳动力非常薄弱的妇孺机关，但去年也不仅完成了原计划60余万元的生产任务，且还超过原计划8倍余，计实际生产总值520万元。在生产过程中，象延长焦县长那样动人的故事，曾是不胜枚举的。焦县长亲自参加担粪、翻地、除草、收割。麦收时，他白天割了一天，晚上收工时还要挑上一担回去，无怪老百姓说，‘自古以来没见过县长担粪，今天县长也担起粪来了，我们必须加倍生产才对’。值得宝贵的，是我们机关学校中创造了象黄立德、郑洪凯、李太元那样的机关劳动英雄，象焦自珍、刘玉峰那样的工属劳动英雄，象张洁那样的学生劳动英雄”。[4]坚持从经济到财政的发展路线之结果，人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部队和机关学校也逐渐建立了家务，但政府取之于民的部分，却相对地减少了，以至绝对地减少了。例如公粮，去年十八万石，今年减至十六万石，其他税收也有减轻。因此，军民生活一年一年地更加改善了。[5]
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胜利，是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它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中，生产教育的开展，不仅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锻炼了学生，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得到了生动具体的展现与实践检验，为后来新中国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1]李之钦《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27页。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291页。
[3]王恩茂《南泥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208页。
[4]李光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387页。
[5]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61页。
（来源：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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