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的两次教育改革
一、延安时期的第一次教育改革
（一）改革背景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于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便成了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这就要求当时的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政策和措施，都必须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党中央在《十大救国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实施抗日教育的政策，就是培养具有民族意识，具有胜利信心，并且具有战争和生产的本领和知识技能的干部和国民。这是党中央进入延安后第一次教育改革大的形势背景。
其次，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的基础极其落后，贫困劳动大众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陕甘宁边区地处我国西部干旱地区，这里地理环境基本是山峦起伏相连，沟壑纵横穿梭，山路崎岖，交通闭塞，常年雨量稀少，自然灾害频繁，人们的生存基本是靠天吃饭。加上国民党统治时十分繁重的苛捐杂税与封建军阀和地主豪绅的强夺豪取，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民生活十分贫苦。在党中央进入延安之前，这里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如前所述，从社会发展历史看，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基础相当薄弱：有知识的人凤毛麟角，广大农村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上学根本无门，好多地方就是一个文盲区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第一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有过具体描述：“原边区政府所辖的这片广大的地区，可以说完全是文化教育的荒地。小学校初级、高级合计只有一百二十处，社会教育的组织根本就没有。一般的县一百个人中难找到两个识字的人，有些县份（华池、盐池等）两百个人中只能找到一个识字的。而这样一两个读书识字的当然不会是穷人。”[1]就是说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广大劳苦大众几乎没有人识字，几乎全是文盲。可见，人类社会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历代统治者都声称“以民为本”、“为民做主”，然而，在中国共产党进入陕北之前，广大劳动人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条件这一制度性障碍始终没有得到改变，这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党中央进入陕北后，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发展的。
再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旧的教育制度、教育体制必须改革。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有明确的界定：“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2]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中指出：“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3]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实质就是大众教育。这里的人民大众，其主体就是工农大众。[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教育改革首先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问题，因为，广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程度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革。
注释：
[1]《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13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8页。
[4]对“人民大众”的解释，毛泽东多处讲到。《毛泽东选集》第1卷（同上版）160页：“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第4卷第1475页：“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来源：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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