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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的“旧型正规化”（1938-1942）
（一）正规化教育的发展过程及目的
陕甘宁边区教育发展的正规化是从中小学开始的，小学在先，中学在后。小学的正规化始于1938年8月。同年4月的《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中并未提出正规化的要求。同月召开的三科科长联席会议上提出了扩大小学与提高小学质量为工作中心，可以说是推行正规化的前奏。同年8月15日，边区教育厅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小学法》、《模范小学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等文件，其中《关于扩大与改进小学的决议》中指出：“过去我们的小学，有很多没有课程表，没有经常进行上课，学生忽然一下子多起来，忽然一下子又少下去。有的学校甚至根本不上十人。今后，我们要努力争取正规化。”同年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又向各县第三科科长发出《关于改进与扩大小学工作的初次总检查的信》。信中要求“把学校质量更提高些：一方面要坚持战时国防教育方针，力求学校组织适合于战争变化的局面；一方面要利用各种可能的环境，使学校建设走上正规化道路，克服过去残留下来的一切游击主义的作风。学校要办的像一个学校。”[1]8月15日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改进小学质量是下半年教育工作中的中心问题……一、争取正规化……1.所有小学、模小均应按厅颁布之小学法与模范小学暂行条例办理……”[2]这些文件使边区小学教育正规化有了立法依据，也被视为是边区旧型正规化开始的标志。之后边区政府还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具体实施的法令和规程。
中学的正规化始于1940年8月。1939年7月，鲁迅师范和边区中学合并成边区师范（第二师范）时，也提出了正规化的口号，但实际并未实行，边区师范成立后的第一年仍然继承了鲁师的传统。从1940年秋开学，边师的学制延长为“二·二”制,课程开设16门，计有公民、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动物、植物、物理、化学等。这套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从国民党教育部颁发的课程标准抄袭来的，教材大部分采用开明书店出版的课本，只有少数几门课程如国文、历史等作了改编，即使是改编了的教材，也体现了正规化的影响，即教材中许多内容脱离边区的实际。1940年2月，边师接收了绥德师范，之后又接收了米脂中学，接收这两所学校后，鲁师来不及对其作彻底改造，基本上保留了旧的学制、课程，但这些学校恰恰成了推行中等学校正规化的典型。
中小学教育正规化工作直到1942年还在推进。边区政府1941年底制定的1942年边区教育的总方针是：整顿与提高现有的教育事业，而不是图谋新的发展。首先是建立正规教育制度，其次是提高各级学校教育质量。1942年初，教育厅规定：“中心工作应该是：一、建立正规教育制度，二、提高各级教育质量，三、继续推行新文字，消灭文盲。”同年6月还提出：“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按照教育厅规定之师范规程及中学规程办理。”不久重订公布了《暂行中学规程》和《暂行师范学校规程草案》。同年11月还在翻印开明书店的教科书。关于小学教育，同年9月教育厅的指示信仍重申“1942年国民教育中心工作是建立正规教育制度，提高各级教育质量。”[3]
在干部教育方面，尽管中央多次作出了加强干部教育的决定和指示，解放日报还配发社论，但是，行动却很缓慢。教育厅在1943年2月的文件中写道：“去岁（1942）本厅奉令筹办在职干部教育，厅内设第四科主持之……但本厅却连准备工作亦未做好……采取了等待主义。”这就说明在1942年仍然没有将干部教育特别是在职干部教育置于整个教育工作的首要地位。严重脱离实际的旧型正规化教育之所以能延续到1942年底，主要原因在于整风运动还没有发展到教育部门。
关于社会教育，1941年2月20日，边区政府教育厅在向各分区专员各县长发出的第45号训令中说：“社会教育在过去已初具规模，但还未走入正规，随着小学教育之质量提高，社会教育也应正规化起来。”
从以上的政策、指示、规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边区实行正规化教育，就是要克服过去教育中的游击作风和只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从学制、课程、管理诸方面逐步建立正规教育制度，使边区各类各级教育走向正规道路，以提高边区教育的质量。
注释：
[1]刘宪曾、刘端菜主编《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24~25页。
[2]任钟印《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两次教育改革》，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转引自《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4页。
[3]任钟印《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两次教育改革》，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转引自《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5页。
（来源：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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