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二、教育的“旧型正规化”（1938-1942）
（三）正规化对边区教育发展的影响
边区这一时期的教育工作，总的来说是继续贯彻了国防教育的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从大的方向上努力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的原则，坚持了农村办学的正确道路，狠抓了小学教育质量，中等学校到1942年末发展到7所，建立了包括职业学校、医药学校、外语学校、新文字干校在内的中等专业学校（含师范学校）。高等院校发展到12所。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群众的识字率大大提高。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一支忠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畏艰苦、热心教育工作的师资队伍，这支队伍包括经过改造的旧学校的教师、鲁师培养的新生力量和从全国各地投奔革命圣地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为提高师资质量，边区教育厅重视在工作中加强具体指导，帮助总结经验，举办寒暑假学习班，供给学习材料，使这支队伍在实践中不断成长起来。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这一阶段的教育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边区的教育事业整体上得到了充实和提高，党的教育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然而，存在的问题很明显，且影响也比较大的。
边区教育在这一阶段突出的问题就是在正规化的过程中严重地脱离了边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实际。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对这一时期的教育工作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记录与反思：学校教育搞旧型正规化，对边区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地广人稀的特点注意不够，未能及时解决教育和实际结合、适应分散的农村，为边区服务的问题。当时干部教育（培养边区的知识分子）是提高边区一切工作包括教育工作的决定因素，长期未被重视。国民教育也不顾边区具体情况，先是不切实际地普遍推行普及教育、义务教育，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提出了所谓“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口号。边区人民在1938、1939年时生活还很困难，首要任务是恢复民力，发展生产，推行义务教育则为时过早。但1940年《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反而把要求又提高了一步，提出要逐步普及义务教育，学龄儿童（8岁到14岁）都要按规定入学，否则予以处罚。这是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规定，当然行不通。后来边区的教育科长会议，又决定重质不重量，精简和合并学校，每县宁可取消十个普小,一定要办好一个集中的完小；每个学校不满二、三十人不能开办；年限、班级、开学、放假等制度必须“整齐划一”。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小学由1940年的1341所减至1942年的723所，减少46%，学生也减少了一万余人，减少将近三分之一。这是忽视了边区生产落后、村庄分散、交通不便、劳动力缺乏等特点，抄袭旧的一套教育体制所造成的恶果。[1]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影响。由于我们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时间还很短，广大干部对边区实际的认识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加上对农村发展教育的经验也没有及时总结，还缺乏从农村出发办教育的自觉性，所以当国民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进行适当调整的时候，就不能正确对待已取得的成绩，而用城市观点看待经过艰苦奋斗创办起来的“带游击性”的教育。追求升学率，追求设备，追求形式，集中办学，搞城市正规化教育的一套，从而使边区教育的发展出现挫折。边区教育在正规化实践中出现的偏差，其实质就是脱离革命战争的实际、脱离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际、脱离边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的结果。
边区正规化教育中出现的偏差，并不是教育根本性质的失误，而是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问题。1944年4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的社论，对此作了中肯的评述：“我们过去没有做好的地方，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只要我们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中彻底解放出来，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就一定能达到我们的目的。”[2]
注释：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7页。
[2]《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8-31页。
（来源：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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