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两次教育改革：三、延安时期的第二次教育改革（1942-1945）（一）改革过程 1.高等干部学校关于办学方向

三、延安时期的第二次教育改革（1942-1945）

（一）改革过程

1.高等干部学校关于办学方向的大讨论

从1942年开始，延安高等干部学校开始整顿三风。1月，中共西北局常委会讨论了西北局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行政学院办学方向，确定了“学习课目与政府工作沟通，学习课目与社会现实沟通，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三项原则。[1]2月，中央党校根据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停止了过去教学计划的课程，集中学习和研究整风文件和党的路线。延安大学决定在法学院、教育学院、社会科学院，增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根据地情况和政策、敌伪研究、三民主义等为必修课，并组织普查团，深入乡村进行调查研究，使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实际联系起来。

围绕学风问题，延安的几所大学开展了办学方向的大讨论。1942年7月，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展开了办学方向的大辩论。院整风学习委员会向师生提出讨论学校办学方向的问题。周扬院长在大会上号召大家充分地发表不同意见并鼓励展开争论。这样，全院师生迅速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辩论的中心点是办学方向及其实施方案是否脱离实际？是否有路线上的错误？经过空前热烈的大讨论，几种分歧意见逐渐趋于一致，认为鲁艺的教学活动和实际脱节，对战争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缺乏足够的认识，教育计划、办学方向和实施方案里缺乏研究现状的思想和内容，由此产生了“关门提高”的偏向。这种偏向表现在教学、研究、创作的各个环节中，不是从战争和根据地的实际出发，而是与现实脱节，在课程的计划与内容安排上，充满着西洋古典，缺少民族的特别是没有把边区人民的艺术传统和形式列入教学内容中；在艺术作风上，多是从个人的发展出发，不注意群众艺术素养的普及和对普及的指导；同时在继承传统艺术中缺乏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等等。这场大讨论，实际是对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办学思想、办学道路所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一次较深刻的批评。它对鲁艺整风的深入和彻底改革教学制度，从而面向工农兵的教育方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942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也开始了办学方向问题的大讨论。由于该院从筹建起，在延安自然科学界和自然科学院内，一直在“要不要办”和“如何办”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徐特立院长在7月中旬就在学院内发出深入讨论自然科学的党派性及办学方向问题。经过充分的准备，大讨论于9月28日正式开始，总学委、中组部、中宣部、工业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及所属的一些部门，共25个单位和延安自然科学界的同志参加了讨论。会上，徐特立就自然科学院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了报告，并解答了与会同志提出的问题。接着就下列问题展开讨论：（1）科学院的教育内容是否有教条主义？（2）我们如何同实际工作部门联系？（3）我们有没有办科学院的条件？（4）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教育？在讨论中，每个同志都以整风精神，开诚布公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问题作具体分析，有些同志检讨了自己的本位主义思想，有的揭露了教学当中忽视边区实际，只是搬用外面教材的倾向。这样，终于达到了认识上的统一，认为自然科学教育应与边区实际相结合，因此，自然科学院要同军工局、建设厅所属工厂和农场取得紧密的联系，要求建立整个科学技术工作的统一领导，以实现党中央规定的自然科学院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和中级的科学技术人才的任务。

1943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延安大学。翌年5月，按照中共西北中央局常委会的决定，又将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从此，延安大学就直接受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并且明确规定延大的培养目标是：“本校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即革命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2]1944年5月24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莅会并向全校师生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延安大学要为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服务，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他还很有风趣地说：人总要落在一个地点，像飞机早上出去，晚上也得回来落在地上，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的，它是永远挂在空中。延大要为抗战和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毛泽东这个讲话有力地推动了延安大学的教育改革，也推动了整个边区的教育改革。

注释：

（来源：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