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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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
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边区文协联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会议总结了1942年整风运动和1943年生产运动以来文教工作的经验，表扬了各条战线群众创造的文教工作的典型，奖励了一批文教工作的模范，明确了继续发展文教工作的方针，提出了今后五至七年内文教工作的目标。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这次文教大会十分重视。1944年4月上旬，毛泽东就召集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和陕甘宁边区五个分区的地委书记座谈，反复阐明了文教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说，1943年一年把经济搞好了，但文化问题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些社会宣传部门不知如何干法，只会搞军事、政治，不会搞经济、文化，这不行。他又说，文化反映政治经济，反过来又影响政治经济。孔夫子办学校，目的是宣传封建秩序。资本主义没有文化建设不成。我们建设抗日根据地，没有文化也不行。军队需要文化，才能战胜旧军队。战士没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战斗力。如果不发展文化，经济发展会受阻碍，最后，毛泽东说，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今年冬天要展开讨论文化教育问题。文化教育中有四个问题，就是：报纸，学校，艺术，卫生。毛泽东的讲话成了边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召开文教大会的指导思想。[1]
大会于10月11日开幕，会场两边贴着两张巨大的条幅，右边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武装部队与文化部队的结合；左边为：文教工作与生产结合起来。出席会议的代表共450余人，有在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工人、农民、士兵的文教工作者；有知名学者、诗人、作家、画家、医生；有蒙、回等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文教代表；有旧知识界人士、热心文化建设的绅商；还有帮助边区文教建设的国际友人等。会议期间，朱德、吴玉章、徐特立等先后讲话。大会对教育、卫生、文艺、报纸等工作进行了讨论，作出了结论，并撰写了各项决议草案。
10月30日，毛泽东向大会作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报告既明确了文教工作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阐明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我们要同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2]最后，他强调了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的讲演，解决了边区文教工作中的几个要害问题，为边区文教工作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正确的方法。
关于教育工作。大会回顾了边区教育发展的历史，讨论了当前及今后的教育工作。10月30日，李维汉在会上发言谈了对边区教育发展三个时期的看法：第一个时期是内战时期，比较粗糙和简单，但把教育的权力从敌人转到人民手中，人民在教育上翻了身，教育的内容与当时人民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需要相结合，所以方针是正确的。第二个时期抗战初期，学校的数量和规模都有发展，但受旧型正规化指导思想的影响，存在一些严重缺点，实际效果受到限制。第三个时期是一九四三年以后，这是贯彻新教育方针时期，教育工作开始了新局面。
这个发言获得大会教育组的一致同意。11月15日，教育厅长柳湜作了教育工作总结，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认真培养边区知识分子，同时提高现任干部的文化水平。第二，开展群众教育，要适应农村环境和当前群众的迫切需要。第三，要加强对民办公助学校的领导。
在11月16日的闭幕会上，大会通过了包括教育、卫生、报纸、文艺工作的各项决议。在《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中指出：培养大量的边区知识分子，是边区的头等任务之一。要达到这个目的，须经过提高在职工农干部的文化和培养与工农相结合的新的知识分子两个方法。教育内容应从边区实际需要出发，继续纠正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恶习。我们所要培养的知识分子，应该不仅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与实际技能，并且具有一定水平的现代科学知识。决议提出，目前边区群众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扫除广大成人与失学儿童的文盲，提高其文化与政治觉悟。小学应以民办公助的村学为主要形式，推行“小先生制”，要组织校外识字组，在冬季组织冬学。决议对实现上述任务所需教育干部和教材问题的解决作了切实的规定。李维汉作了大会总结，题目是《发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最后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闭幕词。他刚从重庆赶回来，兴奋地说：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件重大工作。在全国来说，这样的大会，从来没有开过，现在也只能在边区开，有这样一个边区，中国便有前途。他勉励全体代表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继续努力，做出更大成绩。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边区文化教育工作的整风和改革取得重大胜利，也表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一个长足的进展。边区文教大会以后，各分区也都召开了文教大会。
注释：
[1]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81页。
[2]转引自：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83页。
（来源：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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