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延安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一、国难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1935-1937）【上】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一、国难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1935-1937）【上】

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于中央苏区时期。当时，毛泽东作为苏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把教育工作的开展与发展看作是发展革命形势、克服各种困难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环节，并开始比较系统地阐述党在苏区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政策。他经常亲自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了解苏区文化教育的情况，主持和参加党政军的有关会议，讨论研究教育工作，制订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措施。1934年1月，毛泽东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他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几年来中央苏区教育工作的成绩，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他说：“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捁，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这就是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宗旨。[1]

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苏区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与健全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各种法规。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战争的同时，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苏区办学实践活动当中。1933年3月，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开学，毛泽东到校讲授中国苏维埃革命史。同年8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创办苏维埃大学，毛泽东担任校长，到校讲授《乡苏维埃怎样工作》。这一课程的讲义被编入《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学校在校学员多达6000余人。苏区创办的列宁小学达3052所，有学生89710人，乡村补习夜校6462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革命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苏区的教育出现了双管齐下的局面，一方面是加强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的教育，另一方面是原有根据地坚持教育。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南方各苏区的教育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与破坏，有的学校停办，有的校舍被烧毁，师生被屠杀，许多列宁学校变成一片废墟。但是革命的教育事业还在继续坚持着。尽管许多苏区都处在游击环境里，但对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教育一刻也没有放松。红军主力在长征过程中，为适应紧张的战争环境的需要，干部学校大量合并和缩编。尤其是军事学校一律保持随营学校的性质，坚持边行军边战斗，边学习边训练的方针，并在各重要战役战斗中发挥突击队的作用。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党中央牢牢抓住教育工作不放松。一方面在红军中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结合形势和任务向干部战士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动员。各部队都配备了宣传队和宣传员。他们无论在行军中，还是在部队休息时，采用了以快板、歌舞、戏剧、标语、板报、呼口号等各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丰富部队的文化生活，鼓舞部队的士气，统一部队的思想，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实现战略的转移，胜利到达陕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除了对干部和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外，红军在行军过程中还坚持识字教育，有的部队在战士的背包上写字，有的在战士的斗笠上写字，让走在后面的战士边行军边学认。同时，红军在长征过程中还向沿途各族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使广大群众知道“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后，各路红军进一步加强各项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演讲，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沿途张贴和石刻标语，动员和号召人民群众参加红军，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挽救民族的危亡。红军在沿途刻写的标语，有许多石刻墨迹一直保留到现在。这些标语的内容被广大群众口口相传，发挥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10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确定了以陕北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同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盛大的抗日爱国示威游行，发起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关于文化教育方面，决议明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个方面的战线上去”。[2]会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谈到学生运动的方向时他指出：“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学生这一爱国运动。他说：“我国学生在救国运动的历史上，着著光荣。这次伟大救国运动尤为难能可贵。这些青年是全国人民的子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们对于他们的大无畏精神，表示无限敬爱；对于他们的横被迫害，表示异常痛愤。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学生救国运动，决尽力援助,刻已鼓励苏区内各大、中、小学生齐起声援，并号召全国工农市民各界一致行动，帮助学生达到其讨逆救国的目的。这次学生运动，实在是全国人民救国运动的反映，学生所提‘停止内战’、‘一致救亡’等口号，实在是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3]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在当时各界引起很大反响。

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动员和指导全国民众共同抗日，党中央落脚陕北后，一方面大力开拓巩固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大力开辟和发展根据地的教育事业。1936年2月，中央红军干部团的一部分教职员和陕甘宁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合并，在瓦窑堡成立红军学校，它是以后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的基础。5月14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的东征红军团以上千部会议上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6月1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成立，毛泽东在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了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干部就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红军大学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同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发布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中提出：以战时国民总动员为中心，推行国难教育的范围，不专限于学生，而要普及工农兵学商，国难教育的方式不应该是形式化、机械化的、千篇一律的军事训练，而必须能够多方面的适应每一个人的社会本质和职业任务，通过国难教育，提高民众抗敌情绪，训练民众抗敌技术。反对各种错误论调，丢掉各种幻想，消灭汉奸理论。

为了发挥共青团和青年学生在国难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年5月7日，共青团中央发出给全国学生的信，号召学生要继续到民间去，要扩大宣传和组织工作，注意把抗日的宣传与当地民众的生活联系起来，解决他们目前迫切的痛苦，使他们更容易的接受抗日宣传，更容易的武装起来，组织起来。1936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鼓动下，西安近两万学生示威游行和召开大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生们向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都递交了请愿书，并列队去临潼，要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命张学良制止，并指示如果学生不服从，“格杀勿论”。张学良急追学生，直到西安东浐河桥附近才赶上，劝学生不要去，表示他对抗日的要求更加迫切，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学生的要求。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在张、杨的邀请下，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人赴西安参加谈判，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一大枢纽，它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解决过程，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国难教育思想在抗日救国中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为国难教育在各革命根据地乃至全国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注释：

[1]《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12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1页。

[3]皇甫束玉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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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总编：闫金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