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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及其内涵
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发表。[1]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首先提出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紧接着就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
1940年1月5日，张闻天（洛甫）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味、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他指出“上述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4]
五年后（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把上述思想概括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5]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新民主主义教育是由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2）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3）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目的；（4）以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教育为基本内容。总之，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
可见，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关于国防教育的思想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防教育的思想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化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和途径，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它标志着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完全成熟，对于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教育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注释：
[1]这篇论著是毛泽东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41~642页。
[3]同上，第698页。
[4]《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3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3页。
（来源：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