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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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1945-1948）【上】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再次成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粉碎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和卖国政策，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教育工作必然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
“七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思想：“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明确提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1]毛泽东“七大”报告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总结及其教育思想，不仅是我们党解放战争时期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也为新中国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鉴于解放战争时期的特殊任务和环境，毛泽东这一时期关于教育问题的单独论述相对较少，其思想主要渗透在关于战争以及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各项具体工作的指示、文件之中。但是，这一时期边区及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始终坚持的仍然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教育的基本纲领与基本方针。可以说，毛泽东在“七大”会上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的教育方针的论述，就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教育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政府也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如教育为解放战争服务的政策，教育为土地改革服务的政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政策，接管与改造旧学校的政策，以及团结、教育、任用知识分子的政策等，制订发布了一系列新的《方案》《意见》《办法》《指示》等等。各级学校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教育工作也经历了三个阶段：解放战争初期的巩固整风教育成果阶段；战时教育阶段；解放战争后期的接管、改造旧学校与教育正规化阶段。
这一时期特别是战时阶段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于这三个方面：教育要为解放战争服务，要为土地改革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三方面也是解放战争时期战时教育的主要内容。而把这一思想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必须加强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在这方面毛泽东有较多的论述。
1945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指出：“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同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其中指出：“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2]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时候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件。其中第二部分“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中，专门提出了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他指出：“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于以适当的处置”。[3]同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转战陕北一年多后于当天从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4月2日在经过晋绥解放区时，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谈话，其中讲道：“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4]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3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26、1131、1163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69-1170页。
[4]同上，第1318~1319页。
（来源：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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