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延会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贺信以及关于深入研究、大力宣传、认真践行延安精神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王晨会长提出的“在新时代更好地弘扬延安精神”的指示要求，取得许多新成绩、新成果。开办“弘延论坛”专栏，旨在为各地延会搭建一个互相学习、借鉴、交流研究成果的平台。欢迎赐稿。投稿邮箱:zhonghuahun1921@126.com） 。
延安精神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厚而复杂的渊源关系，这一关系深刻地展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创新的独特路径。延安精神以实践为导向，把传统理念与革命实践相融合，在实践中检验、发展传统理念并转化为方法，实现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同时，它以融合为特征，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实践有机统一。这一创新理念不仅在革命年代塑造了独特的精神气质，凝聚起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更为当代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论启示。深入研究延安精神与中华传统理念的渊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把握文化创新的规律，为推动当代文化繁荣兴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在新时代续写中国文化发展的辉煌篇章。
一、理论脉络的回溯梳理
（一）民本思想的阶级化转向
在传统的中华思想文化体系中，民本思想在人们的认知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论语・颜渊》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说法，明确展现出“君－民”二元结构。在这种结构体系中，民本思想多从统治阶层视角出发，侧重于通过满足百姓部分需求，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郑重提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一论断犹如平地惊雷，彻底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对传统民本思想展开了革命性的阶级化重构，将服务人民置于核心地位，彻底扭转了长久以来统治阶层与民众的固有关系逻辑。“人民”这一概念不再是模糊的、笼统的群体，而是被赋予了明确的阶级属性，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力量。从政策实践层面进一步对比，陕甘宁边区1942年《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与《孟子・梁惠王上》“制民之产”观点，二者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孟子・梁惠王上》的“制民之产”，主要意图是通过合理分配产业，让百姓安居乐业，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调节手段，停留在道德劝诫与宏观规划层面，期望统治者以“仁政”来实现。而边区的“减租减息”政策，是将土地问题深度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之中。通过这一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压迫，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获得解放，从而激发他们参与革命、支持革命的积极性。这种转化，彻底摆脱了传统民本思想仅靠道德约束统治者的局限，将民本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有制度保障的革命实践，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革命的真正受益者和推动者。
（二）知行观的革命化改造
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九中提倡“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行观，在传统的学术与社会语境中，这一观点强调了知识学习与实践行动的重要性及二者的先后、轻重关系。其主要应用范畴集中在个体的道德修养与学问精进方面，通过知识的积累来指导个人的行为实践，以实现个人道德与学问境界的提升。
但在延安整风时期，这一传统知行观实现了质的飞跃，发展为“实践－认识一再实践”的辩证认知体系。以抗大教学与传统书院教育对比为例，宋代白鹿洞书院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等封建伦理教条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侧重于对学生进行封建道德规范与等级秩序的灌输，学生的学习更多是对经典文本的研读与背诵，实践活动极少。而抗大课程设置中军事训练占比高达60%，秉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理念，学生在真实的战争场景与军事训练中，不断积累实践经验，然后通过对这些经验的总结与反思，上升为理论认识，再将新的认识应用到下一轮的实践中。这种转变，使传统实践理性从个体狭隘的修养范畴中跳脱出来，升华为集体革命的方法论。它不再仅仅服务于个人的成长，而是为整个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为革命事业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让广大革命战士在不断的实践与认识循环中，提升战斗力与革命素养。
（三）大同理想的现实化路径
《礼记・礼运》所描绘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的大同社会设想，是中华民族亘古以来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一理想更多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与美好的想象层面。但在边区建设过程中，这一古老的理想开始具象化，逐步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与实践。
其中，“三三制”政权与互助组制度就是典型的历史继承与理念弘扬的代表。1941年绥德县选举数据显示：当选参议员中贫农占比从旧政权的12%大幅提升至41%。这一数据的变化意义深远，它表明在“三三制”政权下，广大贫农群体真正获得了政治权利，能够参与到政权建设中来，实现了传统“选贤与能”理念的阶级化改造。“三三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少数特权阶层不再垄断政治权力，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当家做主的参与者。互助组制度则在经济生产领域，通过农民之间的互帮互助，提高生产效率，共同应对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让农民在合作中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实现共同发展。这种制度创新，为抽象的大同理想赋予了具体的实现路径，完成了从乌托邦式想象到切实可行的革命蓝图的跨越，使古老的大同理想在革命实践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地域文化的深层互动
（一）边塞文化的革命转化
陕甘宁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历史上形成了鲜明的“尚武重义”传统，在《延安府志・风俗》等地方历史文献中不乏记载。在长期的边塞生活中，当地人民为了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家园，逐渐养成了勇敢尚武的精神品质，同时秉持着重情重义的道德准则。
抗战时期，这种传统得到了革命性地转化。“保卫黄河”的激昂口号，成为这一地区集体抗争精神的生动写照。以对南泥湾军垦档案的考察为例，359旅官兵将“屯田戍边”这一古老的传统智慧与现代军事化管理巧妙结合。在南泥湾，官兵们一手拿枪，抵御可能的敌人侵扰；一手拿锄，开垦荒地进行农业生产，创造出“战斗－生产一体化”的新型生存模式。这种模式既保留了传统“兵民合一”的基因，让军队与民众在生产与战斗中紧密结合，又注入了革命纪律性要素。军队在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守纪律，高效执行任务，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减轻了边区的经济负担，还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当地人民的爱国热情与抗争精神。
（二）民间信仰的意识形态重构
对1944年延安春节文艺活动的档案分析，为我们展现了民间信仰在革命时期的独特变迁。传统灶王祭祀，原本是民间祈求家庭平安、丰收富足的重要仪式，在革命时期被改造为“劳动英雄表彰会”。灶王爷所代表的神秘力量，被劳动英雄的榜样力量所取代，人们从对神灵的祈求转向对劳动模范的敬仰，鼓励民众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传统年画中的门神秦琼、尉迟恭形象，也被持枪民兵所替换。这不仅是民俗文化符号的简单置换，更是信仰文化的表面替代。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角度来看，它是通过保留仪式框架植入新意识形态，实现文化记忆的再生产。
根据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指出，文化记忆是通过特定的符号、仪式等载体传承的。在延安时期，革命话语巧妙地对传统仪式进行了“形式保留－内容置换”的双重操作。春节文艺活动的仪式框架依然存在，民众依然在春节期间举行各种活动，但活动的内容与意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的意识形态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构建起新的意义系统，让民众在熟悉的仪式氛围中，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增强对革命事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三）乡土伦理的现代转型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形象而具体地描绘了传统乡土社会中以个人为中心、由亲及疏的人际网络结构。在边区，这种传统的“差序格局”发生了深刻的现代转型，转变为“革命差序”。传统宗族关系被“同志－群众”的新型人际网络所取代，形成新的乡土伦理转型现象。
以米脂县杨家沟的调查为例，土地改革前，以马氏宗族为核心的传统权力网络在当地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宗族内部的等级秩序与血缘关系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与资源分配。土地改革后，农会组织取代了传统的宗族权力网络格局。农会以革命的理念与目标为导向，将广大农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参与土地改革、生产建设等革命活动。然而，有趣的是，宗族祠堂这一传统的空间载体并没有被废弃，而是被改造为“农民夜校”，继续发挥着重要的空间功能。在农民夜校里，农民们学习革命知识、生产技能，这种提升自身素质的“载体继承－功能革新”模式，充分展现出文化转型的渐进性特征。它并非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保留部分传统元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改造，让传统与现代在相互融合中实现转型，使乡土社会在革命进程中逐步迈向现代化。
三、 比较视野下的精神特质
（一）与井冈山精神的传统吸收差异
井冈山时期（1927-1930），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对传统文化的利用更多地侧重于实用策略。当时，为了发展武装力量，借助绿林文化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例如，对袁文才部队的改造，就是利用绿林文化中重义气、讲团结等元素，将其纳入革命队伍中来，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同时，运用会党礼仪巩固联盟，通过与当地会党建立良好关系，获得他们的支持与协助，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相较而言，延安时期（1935-1948）的文化建构则更具系统性。这一时期，通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理论著作，深入探讨中国的历史、社会现状以及革命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建立起传统文化与现代革命的学理连接。不再仅仅是出于实用目的对传统文化进行简单利用，而是从理论高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筛选与融合。例如，在对民本思想、知行观等传统理念的转化过程中，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实现了从策略性利用到理论性融合的重大转变，使延安精神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拥有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内涵。
（二）与苏区文化的传承发展关系
中央苏区（1931-1934）时期，已经出现了对传统文化改造的初步尝试。在军事斗争方面，将《三国演义》中的战术运用于反“围剿”作战，如借鉴其中的战略布局、战术运用等智慧，来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一时期的改造相对延安时期显得零散，缺乏制度化和系统性。
延安时期创新的鲜明特征，在于建立了制度化改造机制。1941年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专门负责对民间文艺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深入挖掘民间文艺中的优秀元素。1944 年颁布《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从政策层面为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发展提供保障，形成了从采集到改编的系统工程。比较1934年苏区戏剧《庐山之雪》与1943年延安歌剧《白毛女》，可以明显看出后者在传统转化方面更加深入。在音乐程式上，《白毛女》保留了梆子腔的传统戏曲音乐元素，更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叙事结构上，采用因果报应框架，但对其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将阶级压迫与反抗的主题融入其中，使传统元素为革命服务，实现了更深层次的传统转化，让延安文化在传承苏区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性发展，焕发出新的活力。
四、文化记忆的理论阐释
（一）符号转译的双重机制
对延安木刻版画进行深入的符号学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其中蕴含的符号转译双重机制。古元作品《减租会》中，巧妙地利用了年画“中心对称构图”的传统，突出画面的主体形象，营造庄重、稳定的视觉效果。《减租会》的构图方式被用于突出阶级斗争主题，将农民与地主在减租会上的冲突场景以一种极具张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同时，门神画像所具有的威严感被转化为地主形象塑造。门神在传统观念中是守护门户、驱邪避灾的象征，其形象具有威严、庄重的特点。在木刻版画中，这种威严感被赋予地主形象，通过对地主神态、姿势等的刻画，展现出地主阶级在面对减租运动时的傲慢与顽固。
这种“形式征用－意义颠覆”的转译策略，与洛特曼（Juri Lotman）的符号域理论高度契合。洛特曼认为，在不同的符号域中，文化符号会发生意义变化与形式重构。在延安革命文化这一符号域中，传统年画的符号元素被重新组合与运用，其原有的意义被颠覆，新的革命意义被赋予其中，从而构建起新的意义生产系统。这种符号转译机制，让革命文化能够借助传统符号的形式，更有效地传播与表达，使广大民众在熟悉的符号形式中，理解与接受革命思想。
（二）仪式空间的记忆重构
传统社火表演在边区被改造为“街头剧”，这一过程展现出仪式空间的记忆重构。比较1943年庆阳社火与关中社火的改造方案，二者各具特色。陕北沿黄一带村民的社火活动也保留了高跷、旱船等传统表演形式，这些形式在当地民众的记忆中具有深厚的根基，是社火表演的重要标识。同时，注入“二流子转变”等新内容，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宣传革命思想，鼓励民众摒弃不良习性，积极参与革命生产。关中社火则创新“活报剧”形式，将当下的政治事件、革命任务等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实现即时政治宣传。民众在观看社火表演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还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
事实上，分层改造策略更具重要意义。它使传统文化在革命时期既保持了与民众记忆的认同连续性，让民众在熟悉的仪式空间中找到文化归属感，又承载了新意识形态，将革命理念融入传统文化的表演形式中，实现了文化记忆的重构。通过这种方式，革命文化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增强了民众对革命事业的认同感与参与度，让传统文化成为革命宣传与教育的有力工具。
五、现代启示与文化创新
（一）主体性建构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创造了一种极具价值的三维创新模式，即“马克思主义指导－传统资源转化－现实问题回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深入挖掘中华传统理念中的精华部分，如儒家民本思想、墨家实践论等，并对其进行批判性转化，使其适应革命时期的现实需求。也就是通过解决当时面临的土地问题、军事斗争问题、文化建设问题等现实问题，将传统资源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
这种主义指导、资源转化与现实回应的融合模式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就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天下大同”传统智慧结合。“天下大同”思想自古以来就蕴含着人类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这一传统思想的创新发展。它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贫富差距扩大等。通过倡导各国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国际秩序，实现了传统思想的当代激活，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文化创新的方法论启示
2015年“新乡贤文化”建设与延安时期“劳动英雄”塑造存在着内在的谱系关联。延安时期，通过塑造“劳动英雄”这一文化符号，树立劳动模范，鼓励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生产劳动，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在过往岁月中，“劳动英雄”作为社会的楷模，发挥着引领社会风尚的关键作用。步入新时代，“新乡贤文化”建设积极革新，重新构建传统精英概念，为乡贤这一群体赋予了贴合时代发展的崭新内涵与使命。乡贤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士绅，而是包括了返乡创业的企业家、退休回乡的干部、有知识有技能的农村人才等。他们凭借自身的资源与能力，在乡村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步入数字化时代，文化创新领域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若要高效推动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关键在于着重打造适配数字化语境的全新机制。如充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便能生动鲜活地重现南泥湾垦荒那波澜壮阔的场景，让传统文化在数字世界中焕发全新生机。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年359旅官兵艰苦奋斗的历程，仿佛置身于热火朝天的垦荒现场，亲眼看见战士们挥汗如雨的场景。这种跨媒介传承方式，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革命记忆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增强了革命记忆的感染力与影响力，为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在文化多元交融的当下，全球化浪潮与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重审延安精神与中华传统理念的创造性对话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实际，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已成为必需。通过对传统思想的重新阐释与运用，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为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智慧源泉。
对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而言，延安精神与中华传统理念的渊源关系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需兼具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及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延安精神蕴含着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宝贵经验，我们应从中汲取养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上，以开放之姿积极吸纳现代文明成果，以此为驱动力，有力地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促使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茁壮成长。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可以借鉴延安时期对民间文艺的挖掘与创新机制，深入开发传统文化资源，打造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在文化传播进程中，可借助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强大优势，创新传统文化传播路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破传播局限，达到大众知晓与广泛认同，从而有效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承与发展。
（作者：刘咏，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国家一级摄影师、影视文化策划人、撰稿人。陕西省文化传播协会理事、榆林诗词学会会员、神木市二届政协常委、神木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责任编辑：红升）
值班编辑：白 雪、显 洋
技术支持：李馨雨、刘彤
值班总编：闫金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