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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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在延安13年教育工作发展历程：一、国难教育阶段（1935~1937)
（二）国难教育的实质：大众教育
1936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拟定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中明确规定了推行国难教育，《纲要》指出：“大会认为我们应该以战时国民总动员为中心，推行国难教育的范围，不专限于学生，而要普及工农兵学商；国难教育的方式，不应该是形式化、机械化的、千篇一律的军事训练，而必须能够多方面的适应每一个人的社会本质和职业任务。国难教育的作用，积极的在提高民众抗敌情绪，训练民众抗敌技术；须消灭种种一切的汉奸理论。如唯武器论、物质对比论等。”[1]从文件对国难教育的对象、范围以及性质的表述看，国难教育的实质就是大众教育。
当时，国统区的许多爱国人士对国难教育也进行了研究探讨。1936年，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就对什么是国难教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在《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的开头就开宗明义的指出：“为什么要大众教育？中国是遇着空前的国难。这严重的国难，小众已经解决不了，大众必得起来担负救国的责任而中国才可以救”。他在“大众的国难教育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国难教育之目标是“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教育知识分子将民族危机之知识向大众传播”。他还指出：“中国已到生死关头，我们要认识，只有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才是救国的教育。为读书而读书，为教书而教书，乃是亡国的教育”；“中国的国难不是少数人可以挽救，我们必须教育大众共同抵抗，中国才能起死回生”；“我们应该知道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指导学生，而且要与学生参加救国运动，同过救国生活，共受救国教育，故我们主张教师要与学生大众共体戚，决不可袖手旁观”。
著名的教育家俞庆棠女士在1936年发表的《现阶段中国所需的教育》一文也明确提出当时所需的教育是国难教育、生产教育和妇女教育。关于国难教育，她说应“使民众了解个人的生活与民族存亡的密切关系，使民众相信自身力量的伟大。从而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抵御外侮，保护中国主权领土的完整”。[2]
注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410页。转引自：刘宪曾、刘端菜主编《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1~12页。
[2] 张振华《“民众教育之母”俞庆棠女士》，中国经济网2009年08月21日，原稿来源：人民政协报。
（来源：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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