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宪泰
清明将至，我独坐窗前，那些关于先人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从曾祖父到祖父，从祖父到父亲，三代人的身影在时光深处渐次清晰，又渐次模糊。我想用这支笨拙的笔，记下他们的点滴，也记下一个家族百年的流转。
一
曾祖父叫曾纪祥。关于他，我知道的太少——生卒年月不详，容貌无存，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他于我，本应只是一个遥远的符号。但小时候常听爷爷提起，上世纪初，湖北荆门县闹灾荒，曾祖父挑着一副担子，一头装着破烂家什，一头装着幼小的孩子，一路向南逃荒。千里跋涉，最终在江西泰和县的冠朝乡曾家岭停下脚步。那里有一片可以开垦的荒地，他便扎下根来。我常想那副担子。一头是铁锅、棉被，一头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从湖北到江西，要翻多少座山，过多少条河？饿极的时候吃什么？天黑的时候睡哪里？这些细节，都已湮没在岁月的尘埃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身影，挑着担子，在历史的烟尘中艰难前行。
曾祖父有四个子女，爷爷排行第三。爷爷说起父亲时，语气里总带着敬畏。他说，太爷爷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孩子们都能吃上一口饱饭。这个心愿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在那个年代，却要耗尽一个人毕生的力气。读小学时，我常随爷爷去曾家岭走亲戚。那时候，还会去太爷爷的坟前烧香叩头。坟在一个小山坡旁边的平地上，面对着一个大水塘。爷爷烧纸钱时，总要念叨几句：“爹，保佑孙子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不仅是对先人的告慰，更是对后代的期许——他这一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便希望子孙能走一条不同的路。
前些年发现太爷爷坟墓旁的地形有些塌陷，便和几个兄弟一起请了民工，重新加固维护。站在修缮一新的坟前，我忽然觉得，虽然从未见过太爷爷，但血脉里流淌的，依然是他的坚韧与执着。太爷爷的坟墓西侧约一百米处，便是赣粤高铁的高架桥。现在每天都有各种颜色的高铁列车从桥上呼啸而过，转瞬消失在山峦之间。每次看到这一幕，我总会想：当年太爷爷从湖北挑担逃难到江西，一步一步，走了多少时间？若是他地下有知，看到如今的人们坐在那样神奇的铁盒子里，几个时辰就能跑完他当年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逃荒路程，看到这片他曾经落脚的土地上，架起了通往四面八方的桥梁，他会不会也觉得恍惚，觉得欣慰？他那一辈人拼尽全力，只为让孩子们能吃上一口饱饭。而今天，他的曾孙、玄孙们，坐着高铁去远方读书、工作、生活。这盛世，也许他当年挑着担子走在逃荒路上时，做梦都不敢想的。每当清明冬至回到老家去扫墓时，我都会在袅袅香烟中，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二
爷爷原名曾广云，婚后改名刘兴圣。1917年生，1996年卒。他这一生，是一部苦难与奋斗的历史。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很小就去地主家打长工。犁地耙田、插秧割稻，样样精通，在方圆几十里都是出了名的。但家里没有房子，娶不起媳妇，直到1940年，二十三岁的他来到奶奶家落户——当上门女婿。奶奶叫刘传英，家在泰和县禾市乡的芦源村，离曾家岭有七八十里，中间还要横跨一条赣江。那年月，江上没有桥，只能坐小木船过去。每次说起这段婚事，爷爷总是笑：“那时候穷，有地方落脚就不错了，还管什么上门不上门。”可那笑容里，我总能读到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
芦源村在当时是真正的穷乡僻壤，三个乡的交界处，只有几条山间小道通往附近的村镇。去乡里要走四十里，到县城有一百二十里。爷爷到那里后，除了种田，还上山砍柴、扛木头。他特别能吃苦，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才回家，一天能砍一千多斤柴。卖柴的收入，远比种地高。就这样，他用一根扁担和一辆独轮车，撑起了全家的生活。
爷爷奶奶生了两个男孩。我父亲是老大，按风俗跟奶奶姓刘。老二本应跟爷爷姓曾，却在三岁时不幸夭折了。这个打击对爷爷很大。我无法想象，一个每天在山上砍柴的人，回到家里面对幼子冰冷的身体，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后来他提出，要在孙子辈里找一个姓曾，继承香火。这就是我姓曾的由来。爷爷对我和别人似乎不一样。也许是因为全家只有我们俩姓曾，也许是因为我从小读书还算用功。上高中时，他特意承担了我的学费。
1987年我上大学时，暑假带他去黄山游玩。那年他七十岁，走起山路来比我还有劲。在迎客松前给他拍照时，他笑得像个孩子——那是我见过他最开心的笑容。这张照片，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桌上。爷爷晚年病重时，我专门请假回去，带他去医院治疗。原以为能挺过去，没想到我回单位不到一个月，他就走了。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蹲在路边，泣不成声。这份遗憾，至今想起来仍隐隐作痛——我总以为还有时间，却不知道有些告别，来得猝不及防。
三
父亲名叫刘世忠，生于1941年，卒于2014年。他是家里的独生子——那个夭折的叔叔走后，爷爷奶奶对他格外疼爱，送他读私塾，念完初中，又上了县城的师范。在那个年代，山沟沟里能出一个师范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常想，爷爷当年挑着柴担走在山路上，心里一定有个念想：儿子将来不用再吃这份苦。
父亲师范毕业后，先在县剧团工作了八年，吹笛子、吹喇叭、拉二胡，样样在行。文革期间剧团解散，他又去了粮食部门，最后在县染织厂退休。他这一生，干过很多行当，但骨子里始终是个文化人。写得一手好字，工作之余常在街上摆摊写对联。红纸铺开，毛笔蘸墨，一挥而就。每到春节，找他写对联的人排着队。那点收入，贴补了家用，也贴补了我上学的费用。父亲还会打猎，自制猎枪猎炮，打野猪，打野牛。小时候跟他进山，至今记忆犹新。山林里寂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父亲突然停下，示意我别动。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头野猪正在不远处拱土。“砰”的一声枪响，野猪应声倒地。那一刻，父亲在我眼中就是英雄。现在想想，那或许不是英雄，只是一个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愿意尝试的普通人。
父亲母亲养育了三儿一女。他和母亲节衣缩食，供我们读书，反复叮嘱：“只有念书，才能走出这山沟沟。”我们兄弟三人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先后考上军校，成为共和国的军官。那些年，父亲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到我们从部队寄回的家信。他会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小心地收藏起来。后来，我们兄弟陆续转业，在各级政府担任不同的角色。父亲从不说太多夸奖的话，但我知道，他心底是欣慰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让后代真正走出了大山。
退休返乡后，他常被应邀为附近的红白喜事吹喇叭。他坐在院子里，闭着眼，腮帮子一鼓一鼓，那声音便从喇叭里流淌出来，飘过山梁，飘过稻田，见证一代代年轻人步入洞房，又目送一批批老人驾鹤西去。2014年，父亲突发脑溢血，走得突然。我赶回来时，他已永远闭上了眼睛。他吹过的那支喇叭，还静静地挂在老家的书桌旁。
如今，我也年近花甲。儿子已经成家，有了自己的生活。三代先人，从太爷爷逃荒谋生，到爷爷吃苦耐劳，到父亲多才多艺，再到我——政府一名公职人员，儿子——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我们这个家，就像一棵树，从贫瘠的土地上长出来，慢慢伸枝展叶，如今也算枝繁叶茂。每到清明，我总会想起那些远去的背影。太爷爷挑着担子走在逃荒的路上，爷爷砍柴归来时满身的汗水，父亲吹喇叭时微微颤抖的手指。他们像一根根接力棒，把生命传到我这里，又把故事留在我心里。三代先人，百年光阴。那些远去的身影，其实从未走远。他们活在我的记忆里，活在这片红土地上一代代人艰辛奋斗的故事里，活在我们礼敬先辈、笃志前行的坚毅目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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