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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培塑时代新人，《中华魂》杂志、中华魂网组织开展【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征文】活动，以散文、游记为主，截止日期至2026年12月31日。欢迎赐稿。
投稿邮箱：zhonghuahun2011@126.com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为实现中共中央“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打通抗日通道”战略意图，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红军东征转战山西50余县，进行百余场战斗，“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此役唤醒华北乃至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揭开全国抗日救国之序幕,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光辉一页。
红军东征是我党党史和军史上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壮举，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及陕甘苏区在发展中得到壮大。东征的意义十分深远，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时，曾经形象地用“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作比喻。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回顾作为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东征的历史，重温中国革命从危急走向坦途、从低潮走向高潮，特别是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对于深刻感悟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及时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与陕北红军会合之后，虽然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但困难仍然很大。一是红军的力量比较弱小，当时红一军团只有10000人，红十五军团也只有7000余人，红二十八军则不足1500人。尤其是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但减员很多，而且过于疲劳，亟待补充和休整。而陕北根据地只有40余万人口，限制着红军兵源的补充。二是陕北地区经济落后，地瘠民贫，交通闭塞，无法解决红军兵员的补充和军需供给问题。三是陕北与华北之间有黄河天险与崇山峻岭的阻隔，红军难于一步跨向抗日前线。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中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详细地阐述了东征山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红军东征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正确抉择。红军东征历时75天，转战山西50余县，广播了革命火种。尽管暂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红军东征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及其历史意义，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的远见伟大。
在军事上，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中央红军在短时间内大破阎锡山的所谓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红军东征突破黄河天险，在晋陕北和晋南地区，兵分数路，长驱直入，转战山西50余县，击溃晋军31个团，消灭敌人17000，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电台2部，子弹数十万发，扩大红军8000余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来的巨大军事胜利。
在政治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山西建立了地下游击队30多支，为以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调动阎锡山入陕部队回防，打破敌人对陕北的包围封锁，扩大了苏区；为开展抗战打下基础。
在经济上，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农民的生存要求，解决几千年没有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得到农民热烈拥护；筹集款项40多万元（现金），解决穿衣吃饭生存问题，缓解了财政压力。
红军东征的胜利是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与后方民众大力支援共同取得，至今还令人悲痛的是1936年4月14日在攻打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与晋军孙楚部璋拯宇团作战时被机关枪流弹击中，当场壮烈牺牲。刘志丹战死沙场是东征的最大损失，也是陕北根据地军民的极大损失；还有十五军团二二五团团长徐行德、一军团二师参谋长钟学高、陕北红军独三团团长温志恭、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林龙飞……他们用血肉之躯筑成革命胜利之路。整个东征战役中有数千名红军将士血染沙场，永远安息在三晋大地。
红军从清涧渡过黄河前往山西东征，取得了长征以来的胜利，其主要原因就是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清涧根据地的建立尤其清涧东区，为党中央在陕甘宁建立大本营，奠定了基础，取得了东征的胜利，这都与清涧人民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其时陕北虽是陕甘苏区红军的根据地，但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面临的敌我态势以及红军经过长征本身的状况，使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的发展受到限制，因而苏区的发展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就成为党内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的部署和战略方针，“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的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省去。”瓦窑堡会议是一次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根据新的形势确定党的方针路线和作出渡河东征英明决策的重要会议。
党中央关于东征的决定下达后，得到红军上下一致拥护，毛泽东思想如日出东方，照亮了红军指战员前进方向，使饱经忧患的中央红军指战员又一次看到新中国胜利曙光，积极投身在东征战役中。
1936年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东北军张学良、王以哲说：“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红军东征期间，为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扩大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效果，奠定了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军事格局，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打开抗战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2月21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发出：应立即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真正代表全国人民意愿，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前,应保证下列条件：1.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容许一切党派的自由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2.实行外交公开。3.取消国民党一切禁止抗日反卖国贼运动的命令，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4.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讨逆。5.凡愿意抗日反卖国贼的政治的、社会的、职业的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有公开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的权利。6.确实保障一切参加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言论、行动自由与生命的安全。在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之后，必须立即讨论并决定下列紧急事项：1.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复失地。2.公开宣布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的完全无效。3.立刻颁布对日作战的动员令，动员全中国陆海空军对日作战。4.号召与帮助中国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对日作战,并武装抗日的反卖国贼的人民。5.正式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实现苏维埃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十大纲领。
中国革命以抗日求发展的战略思想应该说始于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但开始付诸实践在军事上得到体现则是在瓦窑堡会议上决定并随后进行的东征。东征一开始行动就是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出师的，1936年2月18日在清涧袁家沟发布的《东征作战命令》，4月5日发表的《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阻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和五月五日党中央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反蒋抗日”的政策改为“逼蒋抗日”的政策。无不是以抗日为旗帜和口号的。所以，东征不仅仅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而且也是积极抗日和谋求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宣示，是党以抗日求发展政治战略形成的标志，取得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从1936年2月20日渡河东征到5月5日挥师河西，历时75天，东征期间转战50多县，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创建地方党政组织，建立地方游击队30多支，发动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胜利地完成了毛泽东给东征红军提出的到外线打击卖国贼蒋介石；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壮大自己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三项任务，为抗日战争的到来做了重要准备，为后来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下基础。
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总结东征的经验教训时说：“这次东征我们撒了两网，一网撒到了太原以南，一网撒到了临汾以南，收获是很大的。但是，可否设想把网撒到京汉铁路上去，胡宗南的部队就可能被吸引到京汉铁路上去，我们则有太行山脉作依托，那样战争的局面就会大不相同了。”
红军东征的直接目的是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寻机进入河北或察绥。也就是说，红军的战略目标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进军山西，第二步是如果条件许可再进军河北或绥远、察哈尔，以“开赴抗日前线”。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袁家沟的《东征宣言》就公开阐明“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并准备出师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东征期间，毛泽东一方面指出：“经营山西，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另一方面也说：“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因此，红军东征既是一次以在山西境内创建根据地为目标的战役行动，也是一次以华北为方向谋求发展的战略行动。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红军东征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是，随着红军东征的实施，党以华北为目标的军事战略逐渐清晰并最终形成。这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地缘战略的转变，对重建全国统一的路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枣林则沟军史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些影响和意义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现了中国革命地缘战略的重大调整。红军东征的直接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党的战略发展方向从此趋于明确，将发展革命力量的重点由西北转向了华北，从而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中国革命力量发展的重心由南方而西北，再由西北而华北的两次转移。中国革命的地缘战略正是通过这两个阶段的两次调整，才使长征真正在完整的意义上完成了中国革命由南而北的战略大转移。
第二，确立了抗日根据地开辟的发展方向，为枣林则沟会议实施奠定基础，取得解放战争在农村主动权。东征是党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在全国性内战尚未结束，局部统战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开创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一次军事尝试和先期行动，为以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指明了战略方向。半年多以后，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感召下，在东征的实际行动影响下，抗日的热潮激荡全国，蒋介石终于在西安事变后被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目”的要求。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终于再一次渡过黄河，沿着东征的足迹，开赴山西，开是华北，把抗日和土地革命的事业推向全中国。到1938年底，八路军主力部队基本控制了华北的主要战略要地，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求发展，以发展促抗日，将抗战的政治方针与发展力量的军事战略完美结合的产物。它在政治上使党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和统一战线的有力领导者；在军事上达到了控制华北各战略要地和将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由西北发展到华北的目标，从而完全实现了红军当年东征的战略意图。可以这样说，红军东征为以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探明道路、积累经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则是当年红军东征战略方向和战略意图的完整体现。
第三，奠定了全国统一路径的选择基础，在蒋介石1947年3月疯狂进攻延安时，为枣林则沟军史战略形成创造了条件，使中央前委有店可住、中央后委有家可安，取得了解放战争主动权。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也是中国重新实现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同样表现出自北而南的特点。而这一特点的形成又与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地域分布密切关联。中国共产党创建根据地的历史以长征为界线分为前后两大时期。长征之前，各革命根据地除陕甘宁苏区外，全部分布于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长征以后至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遍布华北、华中、西北、华南各地区而以长江以北最为集中，形成了以陕甘宁边区红色心脏，华北根据地为重心，华中根据地为骨干，包括华南各游击根据地在内的抗日根据地体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一根据地体系经过调整、发展、扩大，全部分布于长江以北而以黄河流域最为集中，中国共产党就是凭借这一根据地体系的物质基础，形成了枣林则沟会议军事战略，取得了解放战争主动权。
红军东征是90年前中国革命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红军东征由经营西北向以华北为目标的军事战略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小变为强大的重要节点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谋解放、谋幸福的历史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这座雄伟的丰碑上镌刻着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的光彩夺目的名字，见证作为东征大本营的清涧人民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新征程上，清涧人民将从中央红军东征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大力推进清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者：康浩、康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