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征文】见证西北革命历程的重要会议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培塑时代新人，《中华魂》杂志、中华魂网组织开展【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征文】活动，以散文、游记为主，截止日期至2026年12月31日。欢迎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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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9日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9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驻足思考的历史节点。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一年中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无数革命先烈壮烈牺牲，中央多次开会讨论和寻找落脚点，终于找到了落脚点——陕北。

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也称陕甘）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唯一仅存的一块完整的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绝非偶然。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其创建过程是非常艰难坎坷的，既面临敌人的残酷围剿，又有党内错误思想的干扰。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坚决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结合西北地区特点，实事求是地开展革命斗争建立起西北革命根据地。

“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党史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几次重要会议简述西北革命发展所走过的道路。

一、1929年5月，红石峡会议确定武装斗争的形式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和陕西省委的决议，1929年5月，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贾拓夫、李力果、白明善、冯文江等十几人。会议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议提出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做土匪和民团武装的工作）；可以有“红色”的（建立工农武装）^①。

红石峡会议旧址

会后，根据西北的实际情况和建立武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党组织派出一批党员到陕北、宁夏、甘肃军阀部队去做兵运，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不久，刘志丹也辞去了军委书记一职，专门领导兵运工作。刘志丹等众多同志参加的兵运工作，被前辈们称为“借水养鱼”。

虽然，在西北举行的大小70多次起义仅有西华池兵变成功，其余都失败了，但是兵运削弱了军阀的武装力量，在党内坚定了武装斗争的决心，达到了借军阀的地盘和装备来训练和发展我党武装力量的目的，为西北红军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西北革命武装创建者中刘志丹是黄埔军校毕业，谢子长是山西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其他人都是在兵运和战斗中学习军事）。陕甘游击队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就是以兵运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兵运又无疑是成功的。“兵运”成为西北革命在建立党的武装中，有别于其他根据地的显著特点之一。

二、1933年7月，高起家坬会议制定了切合陕北实际的斗争策略

1933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常学恭、王兆卿以及神木、府谷、佳县、绥德、米脂、清涧、安定七个县和游击队的代表20多人。会议抵制了“左”倾错误指示，制定了符合陕北实际的斗争策略，提出在陕北要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安定、绥清、神府三个游击区，建立和扩大游击队。会议通过了陕北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组织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选举了新的陕北特委，特委书记崔田夫、宣传委员马明方、组织委员毕维舟、军委书记王兆卿、农运委员张达志。这是陕西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标志着陕北武装斗争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对陕北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产生较大影响^②。

三、1933年8月，陈家坡会议挽救了困境中的红二十六军和照金根据地

1931年10月，刘志丹回到南梁组织起一支400多人的革命队伍。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12月，根据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全团共200多人。红二团成立后，在刘志丹的指挥下，部队接连打了几次胜仗。这时，执行“左”倾路线的杜衡不顾实际，强令红二团离开渭北南下渭华建立根据地，使刚刚建立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就这样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断送了。陕甘边革命处于最危急时刻。

一是红二团南下失败，使照金革命根据地失去了坚强的支柱。在强敌进攻面前，根据地越来越小，物资奇缺，红军不能在村庄里住，只能钻梢山（即山沟），梢山里的生活极其艰苦。这时虽然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到了照金根据地，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根据地仍然存在着严重危机。

二是在残酷的斗争中，陕西省委遭受三次大破坏，省委领导被捕，有的叛变。敌人报纸上天天刊登红军失败、党组织被破坏、苏区垮台的消息。王泰吉部起义，在三原与敌遭遇，受到严重挫折。照金苏区和渭北苏区受到严重削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重任^③。

三是在革命处于惨痛的失败下，队伍中的悲观失望情绪出来了，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发生了动摇。他们认为红军在陕甘边不能发展，只能打游击；陕甘边特委只能领导游击队，不能领导红四团；主张红四团分散打游击，不能建立根据地。而坚定革命的同志则认为，我们还有军队，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指挥，把基础搞起来，红军就能发展壮大。

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黄子祥、王伯栋等。高岗是陕西省委派到照金苏区负责军事工作，以陕西省委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红四团与游击队的连以上干部和抗日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也参加了会议。

特委委员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三人轮流主持会议^④。会议经过一天多激烈争论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建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⑤。会议提出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地区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正确方针。

陈家坡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危急的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决定了红二十六军的命运。之后，红二十六军很快由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

四、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确定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方向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在总结和吸取寺村塬根据地（存在五个月）、照金根据地（存在十个月）斗争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后，1933年11月3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领导刘志丹、王泰吉等，陕甘边特委参会的是特委书记秦武山和委员张邦英（薛家寨失守后，习仲勋在养伤、张秀山带游击队在七界石一带打游击，均未参加会议）。会议作出了三项重大决议：

（1）决定撤销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建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杨森（红四团政委）兼任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决定把西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三支队和原红四团的少年先锋队编成红三团，王世泰为团长。

（二）决定建立陕北、陕甘边、关中三路游击区，开辟三个战场，扩大根据地建设。

第一路游击队，以先前派出的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为基础逐步扩大。总指挥强世卿，政委魏武，活动地区以安定县为中心，向周围发展，达到与南梁根据地相连接的目的。

第二路游击队，以庆阳、合水、保安的三支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总指挥杨琪，活动地区以南梁为中心。

第三路游击队，以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第一任总指挥张明吾（出任不久被叛徒暗杀），第二任王安民（后英勇牺牲），政委张仲良。活动地区以照金为中心。

红四十二师主力在三个根据地迂回作战，帮助三个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把它们打成一片。

（三）决定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会议在总结照金根据地失守的教训时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照金靠近咸榆公路，接近敌人的中心城市，加之地区窄小，回旋余地受到限制，不利于根据地的发展扩大。

为了找到一块最合适的根据地，刘志丹走遍了陕甘边一道道川一道道梁，发现南梁地区具备建立根据地的优势。南梁位于桥山山脉中段，桥山山脉北起盐池、定边、南至照金根据地，连接陕、甘、宁的18个县，山大沟深，林木茂密，地形复杂，交通阻塞，便于我军迂回作战；又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南梁地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共产党在这一带有一定影响。

包家寨会议是确定陕甘边根据地发展方向的重要会议，它确定了以南梁为中心，用“狡兔三窟”的方式建立三路游击区的方针，充分体现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者们，对建立根据地有了正确的方向，革命战争战略思想趋于成熟。按照这个方向，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走上了胜利之路。到1934年2月，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五、1934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恢复了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区进入创建阶段

陕甘边特委于1933年3月成立，由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第一任特委书记金里科。6月，秦武山接任书记，特委委员有周冬至、张秀山、习仲勋、王满堂等。11月，秦武山去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时，被叛徒杜衡出卖，被捕入狱。此后特委工作处于停顿状态。陕甘边党的工作由四十二师党委领导。

按照包家寨会议制定的发展方向，到1934年初，红四十二师经过艰苦作战，南梁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急需加强党的领导。

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领导和特委委员在南梁寨子湾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恢复和加强陕甘边特委工作，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师政委。特委委员有刘志丹、张秀山、高岗、杨森、习仲勋、张邦英、张策、惠子俊、蔡子伟等，张邦英任特委组织部部长。

7月中旬，恢复后的陕甘边特委作出——《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即“七月决议”，1941年收入到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上）。

“七月决议”指出：陕甘边“已经进到红军和新苏区的创建阶段”。

首先是党的建设。“加强以华池苏区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的领导，在最短期内健全各级党组。”“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吸收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雇农、贫农分子大批入党。地方党的支部，必须十倍扩大党的组织，部队内的党必须发展一倍党员。”

“特委成立一个训练班，提拔最有认识的农民同志以及各连队派两个最好的同志受训练。各部队也尽可能地成立短期训练班，以培养干部，并在实际工作中深刻指示领导方法，以锻炼干部。”

“一切领导必须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严密党的组织，使党真正成为苏区的核心、群众的核心。”

按照决议，陕甘边南区工委、东区工委、赤淳工委、礼泉工委、赤川工委等县级党组织先后建立，同时在一些乡村也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

其次是政权建设。决议要求“转变临时政权”（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巩固苏区的过程中，分配土地，统计人口、宣布苏维埃政府的选举法，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苏维埃政权”。

按《决议》要求，各区县苏维埃相继成立。11月7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00多人。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权、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选举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队总指挥部。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志清任赤卫队总指挥。

第三，扩大武装。按决议要求“责成二、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完成（组建）一团铁的红军的任务”。9月到10月，红四十二师第一团、第二团相继成立，至此，红四十二师已拥有五个团的建制。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红四十二师北上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组建红军师的任务。

“七月决议”对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群众工作等都有明确的要求。

“七月决议”是陕甘边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纲领，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在以南梁为中心的苏区周围形成了东、西、南三个稳定的、相互支持的战略区，为西北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局面。

六、1934年7月，阎家洼子会议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武装的战略协同

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分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由上海临时中央领导；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其后为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两个特委虽然有些联系，但是因受敌人包围和阻隔来往不多。

1934年上半年之前，陕北根据地革命形势很好，工作区域比过去增加了三倍，一般农民对于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深刻认识。特委领导下的四支游击队总计已发展到110人，枪支有90支。1934年7月，马明方领导的陕北特委决定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为总指挥，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⑥。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边根据地南梁。应陕北特委的要求，在闫家洼子召开了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主要领导人员，陕甘边方面：军委主席刘志丹、特委书记张秀山、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陕甘边特委委员张邦英、张策，红四十二师的团长、政委王世泰、赵国卿等及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陕北方面：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游击队支队长以上的干部。

联席会议的议题是，讨论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地区帮助打开陕北游击战争的局面，以及两个根据地武装力量协调行动的问题。

会议先由杨森代表红四十二师党委，讲了红二十六军建立以来部队发展和作战的情况，以及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针。

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信中指责红二十六军的战略转移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在会上作长篇报告，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不切合实际的“五顶大帽子”。

陕甘边的同志听了他们的“传达”和“报告”，都感到很惊奇，因为与事实根本不符合。但考虑到他们是由兄弟党组织陕北特委派来的，就没有展开议论。

会议决定，谢子长代替高岗任红四十二师政委。谢子长带领红四十二师三团北上，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

张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那时虽然不大晓得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我知道，自从1933年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一直没有上级党的领导，而且这期间，中央和北方局都没有派人来这里检查过工作，就是我们的邻居陕北特委，也没有派人来过这里。那么这些批评到底来自何人何地呢？这不能不使人奇怪。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还是本着革命友谊赠送了许多枪支经费，特别是把红四十二师政委的位置让了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四十二师的部分主力红三团到陕北协助作战^⑦。”

郭洪涛后来也说：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采取这一果断的战略措施，仅依靠陕北的武装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围剿’，确实是有困难的”^⑧。

闫家洼子会议是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领导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加强了陕甘边和陕北两特委以及两方面部队的联系，为下一步两支部队的联合，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七、1935年2月，周家硷会议实现了党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确定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

红三团北上和陕北游击队统一联合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5年1月，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到1935年初，陕甘边苏区有11个县成立苏维埃政权，陕北苏区有9个县成立苏维埃政权。两个苏区的发展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开始新的“围剿”。严峻的形势需要两块根据地联合对抗敌人的进攻。

1935年2月初，在安定县周家硷，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两个根据地统一领导问题。刘志丹主持会议，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书记刘志丹，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宣传委员马明方、组织委员郭洪涛等参加会议。

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对两个地区的党实行统一领导。惠子俊为书记，委员有：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马明方、郭洪涛。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高岗，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⑨。

2月下旬，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发布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和陕北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4月下旬，刘志丹指示张秀山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合。5月1日在白庙岔，红四十二师北上部队与红八十四师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辖红八十四师的三个团和红四十二师的红三团及抗日义勇军，计五个团级单位，总兵力约2100余人，集中兵力歼灭“围剿”陕北之敌；坚守在陕甘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顽强作战牵制了敌人3个师的兵力^⑩。

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粉碎了国民党7个师，32个团，共6万余兵力的进攻，歼敌正规军2000余人，民团5000余人，解放了6座县城，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4000余人，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北革命根据地由此形成。

以上会议印证了西北革命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在外有强敌，内有“左”、右倾路线干扰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制定出革命发展的策略；创建、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根据地，并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和党指挥抗日战争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