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培塑时代新人，《中华魂》杂志、中华魂网组织开展【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征文】活动，以散文、游记为主，截止日期至2026年12月31日。欢迎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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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在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绝境之中，辗转万里、浴血奋进，先后完成六次事关革命生死存亡的落脚地战略抉择。一系列根据地选址的迭代优化，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地理调整，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坚守真理、修正谬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融合的生动实践，蕴含着治党兴党、攻坚克难、经略全局的政治逻辑、思想逻辑与战略逻辑。时值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重要历史节点，回溯六次战略抉择的演进脉络、提炼克敌制胜的历史密码、总结砥砺前行的宝贵经验、汲取赓续奋进的精神力量，对于新时代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长征六次落脚地抉择的历史演进与战略逻辑

1933年秋，蒋介石集结百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以“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术层层压缩中央苏区生存空间。彼时，博古、李德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盲目实施军事冒险与消极防御策略，致使红军连战受挫、苏区锐减、物资枯竭、兵源匮乏。1934年秋，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突围，开启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中外的伟大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六次落脚地战略调整，层层递进、步步淬炼，完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挣脱教条桎梏、坚守实事求是、摆脱被动困局、主动经略全局、走向思想成熟与战略自觉的蜕变历程。

（一）湘西计划：教条主义主导下的战略失误

长征初始，中央确立西进湘西、会师红二、六军团、创建湘西革命根据地的战略部署。这一决策脱离战场实际、固守固有经验、盲从外部指令，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战略安排，为红军后续陷入绝境埋下重大隐患。

长征筹备及突围初期，毛泽东同志立足敌我态势、研判战场全局，多次提出贴合实战、科学可行的突围方略，均遭到博古、李德的粗暴否定。1934年10月长征正式启幕，毛泽东同志建言摒弃西进湘西的固有方案，转向湖南中部机动突围，打乱敌军围剿部署、掌握战场主动权，这一正确战略主张未被采纳。无奈之下，毛泽东同志利用粤军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秘密达成“借道”协议，使红军于10月21日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进程中，李德机械僵化的指挥弊端持续凸显，分兵固守、盲目推进的战术，致使红军始终处于被动挨打态势。毛泽东同志再度献策，建议红军北上诸广山、沿耒水设伏歼敌，精准歼灭尾追之敌、扭转战局颓势，依旧未获中央领导层认可。

1934年11月，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湘西的真实意图，调集三十万重兵，紧急部署第四道封锁线，在湘江东岸的全州、灌阳、兴安构筑三角合围“口袋阵”，妄图一举围歼中央红军。生死关头，毛泽东同志果断提议调整行军路线、实施迂回机动突围，奔袭祁阳、粟山铺伺机渡江决战，择机回师苏区，构建起兼顾当下突围破局、长远战略布局的完整体系。但博古、李德固守教条、刚愎自用，坚持西进湘西的计划，执意让红军强渡湘江。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惨烈打响。红军将士浴血鏖战五昼夜，成功突破湘江封锁线，却付出极其惨痛的牺牲，兵力由出发时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担负殿后重任，深陷敌军重围、全员浴血奋战、大部壮烈殉国。师长陈树湘被俘之后，宁死不屈、舍生取义，以铁血忠魂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气节与革命担当。

湘江战役的惨败，是“左”倾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盲目指挥酿成的惨痛教训。此前毛泽东同志一系列贴合实战、精准破局的战略建议，本可规避重大伤亡、扭转被动战局，却因教条主义桎梏，未能落地实施。此次战略失利，宣告湘西落脚计划彻底破产，促使全党全军深刻认清教条主义的致命危害，为党内思想纠偏、路线重塑、战略转型奠定了深刻的实践根基。

（二）转兵贵州：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复苏

湘江战役的惨重牺牲，彻底唤醒全党全军，破除了对教条主义指挥体系的盲目盲从，绝境求生、战略转型成为挽救革命的唯一出路。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召开。面对革命生死危局，博古、李德依旧固守湘西会师的既定方案，假借共产国际指示拒不调整战略方向。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力排众议，果断提出放弃湘西计划、转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纵深进军的核心主张。该决策精准契合战场态势，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周恩来同志关键时刻坚守真理、鼎力支持，推动正确战略主张上升为党的集体决策，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道转兵”。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正式否决西进湘西的错误战略，确立以遵义为核心、黔北地区为依托创建新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部署。12月31日，猴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议，明确将向川黔边境战略拓展作为核心任务，进一步夯实战略转型成果。

此次战略调整，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首次主动破除教条主义误区、立足实战优化全局布局的重大转折。彼时贵州军阀割据、兵力分散、统治薄弱，复杂的山地地形便于红军隐蔽机动、迂回作战，为红军休整补给、摆脱追兵、积蓄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层层递进的战略校准，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军事决策领域初步复苏，彻底终结了盲目僵化的被动行军模式，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全党思想革新、革命战略重塑筑牢基础。

（三）北渡长江：遵义会议擘画的战略新方向

1935年1月，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会议彻底终结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错误统治，系统纠正长期以来偏差的军事路线与组织路线，正式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成为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

立足川黔边地域禀赋、敌我兵力对比与红军长远发展需求，会议作出全新战略部署：鉴于川黔边区土地贫瘠、物资匮乏、承载力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红军长期驻扎发展，确立北渡长江、北上会师红四方面军、依托川西及川西北广袤区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全新战略。

这一抉择的战略眼光在于：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力量整合纳入考量，兼顾了“壮大实力”与“开辟新局”的双重目标，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落地践行的重要成果。但因土城战役受挫和国民党长江防线迅速加强，北渡长江战略未能如期实现。

土城战役虽未达成预期作战目标，但遵义会议后的全新指挥体系展现出成熟的战略素养：面对战场被动局面，指挥层不固守预案、不僵化教条，立足实战快速复盘总结、果断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机动突围，践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灵活战术原则。这充分印证，科学的战略方针必须经受实战检验、适配动态战局、适时优化调整，绝不能脱离实际、固守僵化。

（四）川黔滇机动：运动战中拓展革命生存空间

北渡长江战略受阻后，中央红军快速研判战局、即时调整布局，转战川、黔、滇三省边境，依托运动战灵活破局，在动态周旋中捕捉战机、积蓄生机。

1935年2月，扎西会议顺利召开，正式确立依托川黔滇三省交界区域、创建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构想。会议持续深化遵义会议组织整改成果，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央工作，进一步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凝聚全党全军团结奋进的磅礴合力。凭借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斩获长征以来首场重大胜利，极大提振全军士气、重塑战场主动权。

经过实战探索，全党精准认清川黔滇边区发展短板：三省交界区域山高谷深、经济滞后、物资短缺、群众基础薄弱，无法满足红军长期休整、扩红建政、稳固发展的核心需求，不具备作为长期落脚根据地的条件。

本次战略探索虽未实现最终落脚目标，却具备里程碑式的方法论革新价值：红军彻底摒弃固定根据地、单一落脚点的僵化思维，将静态选址升级为动态战略博弈，以行军拓展战略空间、以机动突破敌军围剿、以战术应变破解绝境困局，实现了从被动避险突围到主动塑造战局的根本性转变，为后续精准锁定终极落脚点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

（五）川陕甘方针：北上正道与南下谬误的路线斗争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彻底跳出国民党军战略包围圈，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全面掌握战场战略主动权，长征战局迎来根本性转折。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革命力量实现阶段性整合。6月26日，两河口会议立足全国革命大局，正式确立“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核心战略方针，同步规划组建远征军、打通与共产国际联络通道的长远布局。这是第五次落脚地抉择，也是当时最具全局战略眼光的设计——川陕甘地域辽阔、地势险要、战略纵深充足、群众基础扎实，紧邻北方抗日前沿，既可筑牢稳固的革命战略后方，又能扛起北上抗日的时代使命，是兼顾军事安全、政治大局与长远发展的最优战略布局。

这一科学正确的北上方针，遭到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严重对抗。他拥兵自重、私欲膨胀，漠视中央集体决策、背离革命初心，顽固坚持南下川蜀的错误路线，公然开展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党中央坚守政治原则、耐心教育争取、坚决抵制错误行径，在张国焘分裂行为持续升级、严重危及革命存续的危急关头，果断率领红一、三军团（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单独北上，坚守革命正确道路。

1935年9月，俄界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严厉批判分裂主义错误行径，重申北上川陕甘的核心战略方针。结合兵力锐减、战局剧变的客观实际，调整计划为“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此时陕甘支队已减至不足八千人，可谓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之一。毛泽东同志坚定指出：“我们现在只有八千同志，但每一个都是革命的火种。只要保存了这些火种，我们就可以燃遍全中国。”

川陕甘战略方针科学可行、契合革命大局，未能全面落地的核心症结，在于党内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这段历史深刻表明：正确的战略方针必须有全党的高度团结和坚强领导核心作为政治保障，否则再好的蓝图也无法落地。

（六）落脚陕北：历史偶然性与革命必然性的辩证统一

历经层层险阻、数次战略校准，中央红军最终扎根陕北、落地生根，圆满完成长征战略使命，实现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的历史性迁移。

1935年9月，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在这里，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从哈达铺邮政代办所搜集到一批七八月份的报纸，其中包括天津版《大公报》，上面登载着陕北红军活动的消息——“全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县不赤化”。毛泽东从这些“精神食粮”中获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促成中央最终决策的重要情报来源之一。

9月27日，榜罗镇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根据这一重要情报，果断改变“靠近苏联建根据地”的临时设想，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地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领导全国革命”。毛泽东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陕北进退有据，且处在抗日前沿，是我们北上抗日的最好阵地。”

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当看到镇口墙上书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时，许多红军战士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知道，终于到家了。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长征时讲了一段载入史册的话：“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正式宣告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圆满收官。

落脚陕北的战略抉择，是偶然契机与必然规律的有机统一。从偶然维度看，哈达铺报刊情报为战略决策提供直接依据；从必然维度看，这是党历经六次战略试错淬炼、坚守实事求是、贴合革命实际、顺应抗日大势、践行初心使命的必然结果。这一历史性抉择，彻底扭转中国革命被动颓势，将单纯的军事战略突围，升华为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之举，推动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复苏，实现从国内革命到民族抗战的战略转型

二、长征落脚地抉择的深层逻辑

六次落脚地的更迭演进，不仅是一部红军“在困境中探索、在实践中修正”的军事史，更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长史。其深层逻辑，可从以下四个维度加以把握。

（一）核心领航、集中统一是绝境破局的根本政治保证

长征前期屡遭失误、后期屡创奇迹的鲜明对比，深刻印证了坚强领导核心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决定性作用。遵义会议之前，党内缺乏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教条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正确战略主张难以落地，致使红军屡陷被动、屡遭重创。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核心领导地位后，全党全军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面对敌军围追堵截、路线分歧争议、各类风险考验，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坚守正确方向，作出一系列化危为机、转败为胜的科学决策。

百年党史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核心是攻坚克难的定盘星、掌舵领航的主心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越是形势复杂、风险叠加、任务艰巨，越要坚决维护核心、对标中央、步调一致，这是党历经风雨淬炼、久经实践检验的根本政治经验。

（二）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科学决策的根本思想遵循

六次战略抉择的成败得失，本质是主观认知与客观实际是否契合的直观映照。湘西战略惨败，根源在于教条主义脱离敌情民情、脱离实战实际，机械照搬理论教条、盲从外部指令；通道转兵、遵义定策、扎根陕北等一系列成功抉择，核心在于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战局变化、地域条件、革命需求动态校准战略、优化布局。

长征伟大实践深刻昭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干事创业的思想生命线。任何脱离实际、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主观决策，终将被时代与历史淘汰；唯有尊重规律、立足实情、求真务实，方能作出经得起实战、实践与历史检验的科学战略部署。

（三）守正创新、辩证应变是绝境制胜的核心战略智慧

纵观长征全程，党始终坚守“保存革命火种、谋求民族独立、捍卫人民利益”的根本政治原则，锚定革命初心、守住政治底线、稳固战略根基；同时摒弃僵化固化思维，在落脚点选址、行军路线规划、战术战法运用、发展布局谋划上灵活应变、动态优化，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辩证统一。

不变的是初心使命、政治立场、奋斗方向，求变的是战略路径、战术方法、发展载体。从被动突围避险到主动机动破局、从固定静态选址到动态战略博弈、从盲目辗转行军到精准定向奋进，党以辩证思维统筹守正与创新、底线与突破、当下与长远，积淀了绝境求生、逆境翻盘、变局制胜的高超战略智慧，为新时代应对复杂变局、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宝贵方法论指引。

（四）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是涅槃重生的内生动力

长征全程，既是跨越山河的物理远征，更是直面错误、修正偏差、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伟大政治淬炼。从湘江战役后深刻反思教条主义危害、全面审视路线偏差，到历次会议果断否定错误战略；从遵义会议彻底纠正错误路线、重塑领导体系，到坚决斗争张国焘分裂主义、纯洁革命队伍，每一次战略校准，都伴随着深刻的自我纠错、思想淬炼与组织重塑。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正是凭借刀刃向内、直面问题、知错即改的政治勇气，党方能在绝境中破除桎梏、走出误区、凝聚合力、涅槃重生，始终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始终拥有攻坚克难、无往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三、薪火相承与战略主动：长征落脚智慧对新时代复兴长征路的实践启示

九十载岁月流转，当年红军翻越的皑皑雪山、跋涉的茫茫草地早已换了人间，但六次战略抉择淬炼出的宝贵治理智慧，并未尘封于历史书页，而是化作指引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如今我们虽不再直面枪林弹雨、敌军围剿的生死考验，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外部遏制打压持续加剧、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新的“娄山关”“腊子口”横亘在前，更需要深度汲取长征战略抉择蕴藏的精神力量与实践方法，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一）筑牢政治忠诚，以核心领航凝聚复兴磅礴合力

传承长征核心领航、团结制胜的宝贵经验，将“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面对改革发展、风险斗争中的各类考验，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战略定力、统一行动步调，坚持全国一盘棋，凝聚攻坚克难、奋进复兴的强大合力，以绝对忠诚的政治担当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坚守实事求是，以务实作风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赓续长征精神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把调查研究作为重大决策的重要前置环节、履职尽责的基本工作方法。谋划工作、制定政策、推动发展，必须牢牢立足我国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民生诉求和区域差异，坚决破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摒弃“一刀切”的僵化思维，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之上。

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实践导向，把工作重心下沉基层一线。推进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既要做好顶层谋划，更要深入一线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紧扣基层客观实际完善举措，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破解现实难题，让政策设计契合实践发展、顺应民心期盼，经得起历史和时代的检验。

（三）坚持辩证思维，以战略主动从容应对变局挑战

锚定民族复兴长远战略目标不动摇，严守国家安全、粮食能源、民生稳定、社会安定等核心底线，筑牢高质量发展基本盘。主动顺应时代变革趋势，抢抓发展机遇、创新发展路径，以充足战略弹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风险。

统筹短期攻坚任务与中长期战略布局、内部发展提质与外部环境应变、守正固本与创新突破，传承长征“以变应变、以动破局”的战略智慧，主动塑造发展优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牢牢掌握新时代改革发展、强国复兴的战略主动权。

（四）深化自我革命，以从严治党护航新征程砥砺奋进

汲取长征自我纠错、自我净化、团结统一的治党经验，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纠治顽瘴痼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长征历史深刻昭示，党内分裂、思想僵化、作风腐化是事业发展的最大隐患。新时代必须永葆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勇气，常态化检视整改自身问题，持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现代化治理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民族复兴伟业保驾护航。

九秩峥嵘岁月，百年初心如磐。长征六次落脚地战略抉择，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绝境求索、坚守真理、勇于革新、勇毅前行的奋斗足迹，见证了伟大政党从稚嫩走向成熟、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蜕变。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当永续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经典战略智慧、汲取不竭奋进力量，以绝对忠诚坚守初心使命，以实事求是破解发展难题，以辩证应变驾驭风险变局，以自我革命永葆生机活力，奋勇跨越新征程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笃行不怠、再创辉煌！

（作者：庄希春，现任榆林市国学文化研究会党支部书记，佳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兼会刊主编。魏玉忠，榆林市、榆阳区、佳县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来源：佳县延安精神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