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培塑时代新人，《中华魂》杂志、中华魂网组织开展【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征文】活动，以散文、游记为主，截止日期至2026年12月31日。欢迎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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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本是长征途中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两支主力红军经过千难万险终于走到一起，数万指战员热泪相拥的场面，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然而，会师的喜悦很快被张国焘的分裂图谋所笼罩。面对“枪指挥党”的严重危机，党中央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实力对比悬殊的险境中，最终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生动局面。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要问：在敌强我弱、危机四伏的境况下，少数如何影响多数、真理如何战胜强权、团结如何战胜分裂？这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斗争艺术，不仅书写了党史上惊心动魄的一页，对今天的我们仍有深刻的启示。

一、危机四伏：会师后的暗流与挑战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东南的达维镇不期而遇。消息传来，整个中央红军为之沸腾。6月25日，两军主力在懋功举行盛大联欢会，场面极其热烈。然而，表面的欢腾之下，暗流已经开始涌动。

当时的力量对比是令人担忧的。一方面军历经湘江血战、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苦战，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不足三万人，且“衣衫褴褛，装备给养困难”，战士疲惫不堪，干部伤亡惨重。而四方面军则兵强马壮，有八个主力军、八万之众，装备整齐，士气正旺。张国焘看到这种实力反差，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开始在四方面军干部中散布“中央不好”“中央红军精神不振”“一方面军损失很大、元气大伤”等言论，企图以实力为后盾，恃强夺权。

两河口会议上，中央确立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甚至在会议决议上签了字，但行动上却一再拖延。他借口“组织问题未解决，统一指挥无法实现”，暗中向中央要权。他表面上说需要“统一指挥”，实则是要“重组军委”，索取更多权力。这是一种典型的“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先用拖延战术让中央陷入困境，再逼迫中央在组织问题上让步。

面对这种局面，中央从维护团结的大局出发，作出了必要的让步。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7月18日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朱德甚至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给张国焘，但中央没有同意。然而，这些让步并未满足张国焘的野心。当他发现中央可以在压力下让步时，反而更加得寸进尺，认为“有机可乘”“压力越大，收获越大”。8月初，他在沙窝会议上再次提出增补四方面军干部进中央政治局的要求，并开始策划率领四方面军南下。

到8月下旬，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后，张国焘的对抗态度更加明显。他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公然违背北上计划，命令部队掉头南下，并提出“南下川康边”“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企图另立山头。9月9日，他更是密电陈昌浩，要求“武力解决中央”“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一场红军内部的分裂危机，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二、中央定策：原则与灵活的高度统一

面对张国焘日益升级的分裂图谋，党中央始终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既要维护红军的团结，又要坚持北上的正确方向；既要防止分裂，又要避免内讧。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的决策智慧，贯穿于整个斗争过程，成为化解危机的根本保证。

坚持原则，守住底线。无论张国焘如何施压，中央在北上战略方针上从未动摇。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中央反复强调“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唯一正确的方向。毛泽东在会议上多次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川康边境不利于红军发展，只有北上抗日，才能打开新局面。”即使在与张国焘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中央也始终坚持这一底线。张国焘可以谈组织问题，可以谈人事安排，但北上方针绝不能改。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寸步不让，为整个斗争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坐标。

适度让步，争取时间。在组织问题上，中央展现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如果矛盾激化，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需要一个认识过程。为此，中央在组织安排上作了必要妥协——同意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增补多名四方面军干部进军委和各部委。这些让步并非软弱，更非放弃原则，而是一种“以小换大”的政治策略：用组织上的有限让步，换取时间上的宝贵缓冲，让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南下与北上的对比中，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

果断决策，避免火并。1935年9月9日，当张国焘密令陈昌浩“武力胁迫中央”的消息传来时，中央面临着生死抉择。如果继续留在原地，随时可能发生红军内部的武装冲突；如果公开批判张国焘，又可能激化矛盾，导致四方面军的分裂。在这种极端危急的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当机立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连夜北上，迅速脱离险境。这一决策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这意味着中央要离开自己亲手缔造的四方面军部队，意味着要放弃争取一部分四方面军随同北上的机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壮士断腕”式的果断决策，避免了红军内部的自相残杀，保住了革命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称这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但正是这一果断抉择，使中国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

留有余地，争取多数。中央北上后，在俄界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当时并未公布这一决定，而是留在了内部。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一方面，中央要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划清是非界限；另一方面，又没有把门关死，给张国焘留下了回旋余地。这种“斗而不破”的策略，为后来争取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创造了条件，也为张国焘最终的回头留下了台阶。

政治争取，釜底抽薪。中央到达陕北后，并没有放弃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争取工作。林育英（张浩）从莫斯科回国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支持中央的北上方针。这一招“借力打力”极具威力——张国焘可以对抗中央，但他不敢公然对抗共产国际。与此同时，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向四方面军将士传达北上抗日的主张，使“北上才是出路”的理念在四方面军中逐渐深入人心。这种“政治攻势”与“事实教育”相结合的策略，最终从思想上瓦解了张国焘分裂的基础。

三、将帅智慧：众人同心，其利断金

如果说党中央的决策是“定盘星”，那么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等将帅在一线的斗争，就是“压舱石”。他们身处险境，面对张国焘的直接压力，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避免激化矛盾；既要维护中央权威，又要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这种在一线斗争中的政治智慧，是整个“团结北上”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德的“忍辱负重”。朱德在左路军与张国焘共事期间，处境最为险恶。当张国焘公然下令南返、拒绝北上时，朱德“没有签字”。他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我不能签字。”张国焘恼羞成怒，多次开会围攻朱德，他的亲信黄超竟然在会上骂朱德“老糊涂”“老顽固”。朱德拍案而起，义正词严地驳斥：“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我是拥护北上的。你们这样做，是分裂红军，分裂党！”

但与此同时，朱德又展现出惊人的政治耐心和组织纪律性。他告诫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少数几个人，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我们要做四方面军的工作，不能同他们吵，要耐心说服。”这是一种极富韧性的斗争策略——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宁可被撤职、被软禁，也绝不妥协；但在策略上隐忍待机，不与四方面军指战员发生正面冲突，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记载，朱德曾与张国焘彻夜长谈，试图从革命大局出发说服他改变主张，但最终“不欢而散”。即便如此，朱德始终没有放弃努力，他在四方面军中坚持讲授军事理论、讲述井冈山斗争的经验，用实际行动赢得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敬重。

刘伯承的“绵里藏针”。刘伯承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因在军事指挥上支持中央的主张，被张国焘视为“眼中钉”。张国焘不仅撤销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还把他编入红军大学“教书”。面对这种不公正待遇，刘伯承没有公开对抗，更没有搞小动作，而是以一种“绵里藏针”的姿态开展工作。他在红军大学里认真教学，帮助四方面军的干部提高军事素养，讲解战术原则，分析北上与南下的利弊得失。

他的教学方法很有特点——不讲大道理，不讲空话，而是用事实说话，用战例说话。他讲井冈山的斗争经验，讲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讲长征途中与国民党军的较量，让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北上的理念。他与朱德被软禁期间，仍然坚持通过各种渠道向部队宣传北上抗日的道理。这种“不争一时之长短，而争千秋之是非”的斗争艺术，为后来四方面军干部转变立场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贺龙的“刚柔并济”。贺龙与张国焘的斗争，堪称“智斗”的典范。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贺龙已经充分了解了张国焘分裂行为的严重性。面对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四方面军，贺龙并没有硬碰硬，而是采取了一套极为高明的策略组合拳，被党史研究者称为“贺老总五招制胜”。

第一招是拒发文件。张国焘派人送来大批批判中央、为自己分裂行为辩护的小册子和文件，要求红二军团下发学习。贺龙下令：“这些东西统统收起来锁好，谁看就处分谁。”这一招干净利落地切断了张国焘在红二军团进行政治渗透的渠道。

第二招是当面警告。在两军会师大会上，贺龙故意坐在张国焘旁边。当着数千名指战员的面，贺龙低声对张国焘说：“今天的大会是讲团结的，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你要是敢讲不利于团结的话，小心我打你的黑枪。”这句话说得张国焘心惊肉跳，在整个大会上一句话也不敢多说，更不敢再提“批判中央”的事。

第三招是自主用人。张国焘试图向红二军团安插干部，硬要派自己的亲信去担任红二军团政委。贺龙表面上没有拒绝，人收下了，但怎么安排“我说了算”——他把张国焘派来的人安排到后勤部门、卫生部门等不掌握兵权的岗位上，坚决不让其染指军事指挥权。

第四招是釜底抽薪。贺龙主动找到张国焘，以“加强部队战斗力”为由，“要人要枪要子弹”。张国焘为了拉拢贺龙，不得不给。结果贺龙硬是从张国焘手中要来了一个整军——红三十二军。这一招既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又削弱了张国焘的实力，可谓一箭双雕。

第五招是防范极端。贺龙深知张国焘为人阴险，万一狗急跳墙，可能铤而走险。为此，他特意安排张国焘与自己同住一栋楼，并安排红二军团的警卫部队在四周警戒。“每人两支上满子弹的驳壳枪”，让张国焘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

朱德后来感慨地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张国焘对弼时、贺龙有些害怕呢！”贺龙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没有让红二方面军成为张国焘的附庸，而是把它变成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一支重要力量。

任弼时、徐向前的关键作用。任弼时作为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维护中央权威。他与贺龙密切配合，在红二、四方面军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工作，为最终实现三大主力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向前作为四方面军总指挥，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尤为可贵。他虽然长期在张国焘领导下工作，但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当张国焘决定南下时，徐向前虽然服从了命令，但内心深处并不认同。后来在西北局会议上，他明确表态支持北上方针，这对促使张国焘转变立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从分裂到团结：历史何以峰回路转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这是张国焘分裂行径的顶点，也是其政治生涯最可悲的一页。然而，仅仅八个月后，1936年6月，他就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这种峰回路转，不是张国焘良心发现，而是多重压力叠加、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

其一，南下政策在实践中彻底破产。四方面军南下后，张国焘提出“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妄图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然而，川军刘湘部集结重兵，国民党中央军也大举入川。百丈关一战，四方面军伤亡惨重，从八万锐减至四万，元气大伤。事实证明，张国焘鼓吹的“南下川康边”“打到成都吃大米”完全是空话。广大指战员开始怀疑：张国焘说的到底对不对？为什么南下后越打越被动？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南下政策的失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张国焘的权威基础。

其二，共产国际的介入堵死了退路。1935年11月，林育英（张浩）历经千辛万苦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不仅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还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派我回国，“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这一招对张国焘是致命打击——他什么都可以不顾，但不能不顾共产国际的态度。此后，张国焘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再也不能以“代表国际路线”自居。

其三，红二方面军的到来改变了力量对比。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方面军虽然只有一万五千人，但建制完整、士气高昂，且坚决站在党中央一边。贺龙、任弼时的到来，使西北局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随后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一致要求北上，张国焘成为孤家寡人。在会议上，任弼时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任何分裂行为都是对革命的犯罪。”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国焘不得不低头。

其四，四方面军内部人心思变。南下失败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亲眼看到了南下路线的错误，亲身体会到了分裂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南下以后，部队情绪很低落，大家都感到走错了路。”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已经无法控制部队。1936年6月，他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至此，一场历时一年多的分裂危机，以“团结北上”的结局载入史册。

五、历史启示：团结北上的智慧与当代价值

“团结北上”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做到了三个有机统一：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北上方针绝不动摇，这是不可退让的政治底线；但在组织安排、人事任用上作出必要妥协，以时间换空间，以让步换团结。领导核心的权威与集体智慧相统一——中央的果断决策与朱德、贺龙、刘伯承等将帅们的一线斗争形成了强大合力，使张国焘在政治上日益孤立，最终不得不回头。党内斗争与内部团结相统一——中央始终坚持“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方针，没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通过事实教育、实践检验，让广大指战员自己认识到北上路线的正确性，最终实现了最大范围的团结。

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当代启示，是多方面且深远的。

第一，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真正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在共同目标、共同方向基础上的团结。中央对张国焘的斗争启示我们：当有人试图把部队带向错误方向时，必须坚决斗争、毫不含糊。今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需要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原则、放弃底线。越是面对复杂的局面，越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二，斗争需要智慧与策略。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人的做法告诉我们，维护团结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有时需要“硬表态”——像朱德那样宁可被撤职也要坚持拒不签字；有时需要“软着陆”——像贺龙那样“不争不吵”却“要人要枪”；有时需要“曲线救国”——像刘伯承那样在被撤职后仍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这种“斗而不破、争而不崩”的高超艺术，对我们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各类矛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三，真理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中央当时只有三万人，却能影响八万人，靠的不是枪多，而是方向的正确。北上抗日，符合民族大义，得人心；南下避难，与历史潮流相悖，失人心。事实证明，谁站在真理的一边，谁最终就会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一规律在今天依然适用——无论在任何时候，坚持真理、走正确的道路，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第四，核心领导至关重要。毛泽东后来评价长征时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不可能设想。”而团结北上的胜利，则进一步证明：在极端危急的关头，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一套科学果断的决策机制，是化解危机、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北上的斗争才最终取得胜利。

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而团结北上这段历史，正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智慧、斗争艺术、团结意识的一次集中展示。回望这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分裂危机的成功化解，更是一个政党如何在危局中走向成熟、如何在分歧中凝聚共识、如何在困境中赢得胜利的经典范例。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依然会遇到各种国际国内干扰和挑战。但只要我们牢记这段历史的深刻启示——坚持核心、团结多数、善于斗争、守住底线——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团结北上的伟大智慧，穿越八十多年的时光，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汪玉明.长征途中朱德反对张国焘分裂图谋始末

[2]红色湘西|系列特稿(58)贺龙智斗张国焘

[3]略论红军长征中的左右两路军

[4]沙窝会议历史回顾——兼析对张国焘的团结争取与斗争

[5]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

（来源：渭南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作者：崔晓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