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培塑时代新人，《中华魂》杂志、中华魂网组织开展【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征文】活动，以散文、游记为主，截止日期至2026年12月31日。欢迎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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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足迹遍及十一个省，最终在陕北落脚，而且站稳了脚跟。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这个决策过程中，一张报纸和一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个人就是贾拓夫！

90年前，究竟是谁把中央红军引到了陕北？面对这一问题，很少有人知道“贾拓夫”这个名字。

在神木市老城区的东大街北十字巷2号，有一处砖瓦结构的老房子，这就是贾拓夫的旧居。

说是旧居，实际上是“寄居”，贾家当时是租住别人的房子。1912年11月25日，贾拓夫就出生在这间房子里。

苦难的童年

贾拓夫的祖父是县城一个屠户，父亲是街头做小买卖的。贾拓夫不到10岁，父亲贾宽厚不幸染上痨病，不久便撒手人寰。好在他的母亲余氏勤劳坚强，待人忠厚，有一手酿造醋酱的好手艺。丈夫去世后，她靠自酿、自卖醋酱养活着一家人。

旧社会，只有财主人家才能让子女上得起私塾。据说，为了供儿子上学，余氏卖掉了自己结婚时的全部首饰。

贾拓夫的小名叫贾耀祖。参加革命后用过贾元、拓夫、红光、虹光、关烽、绍先等很多化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除姓名之外还有字，叫“孝先”。

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早，母亲抚养他太不容易，所以贾拓夫取“孝先”作为自己的字。

大革命时期，在陕北有两所“红色学校”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一所是民主人士杜斌丞任校长的榆林中学，另一所是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入党的早期共产党员李子洲任校长的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

当时，这两所学校汇聚了陕北的许多进步青年。榆林中学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培养了贾拓夫、刘澜涛、马文瑞、王兆卿等革命家。今天，延安的志丹县、子长县，榆林的子洲县，就是以三位革命家的名字命名的。

1926年秋，贾拓夫考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学习拔尖，活动积极，常常结合形势写出新诗、小说贴在校园的墙报上，颇受校方和教员器重。

国共合作破裂后，被称为“红色学校”的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严查。许多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教师被撤换。作为校团支部书记、学生联合会主席的贾拓夫也被开除学籍，回到家乡神木，以教员的身份秘密开展党团工作。

1929年秋，贾拓夫等人在米脂县一次集会时被捕入狱。那时，贾拓夫才17岁。敌人找不到证据，又不愿意轻易放人。好在负责审理贾拓夫的国民党官员和贾拓夫是同乡，二人又有师生关系，加上地下党员的担保，贾拓夫被关押半月后即获释。

此后的几年，贾拓夫的革命足迹除陕北以外，还涉及西安、蒲城、城固等地。期间，贾拓夫与刘志丹有过接触，这与他日后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贾拓夫16岁参加革命。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讨论问题，结果被叛徒出卖，很快有特务上门来抓人。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一出门即遭到逮捕。正在结账的贾拓夫发现险情，立即从后门撤离。陕西省委因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敌人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省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身为秘书长的贾拓夫一度陷入困境，他决定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

贾拓夫辗转来到上海，但由于1933年初，上海党中央办公地迁往江西瑞金，贾拓夫又于11月辗转来到瑞金，以书面材料的形式撰写了《红二十六军及南下情况的报告》《陕西工作报告》，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陕北当前的革命形势和党团组织情况。1934年1月，贾拓夫先后参加了在瑞金举行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及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陈云领导下做白区工作。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红军被迫撤离江西根据地开始长征。贾拓夫也成为唯一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陕北人。

长征途中，贾拓夫出色的工作受到中央领导赞誉。特别是翻越大雪山后进入藏族同胞聚集地时，为部队筹集军粮，担任筹粮委员的贾拓夫严格执行红军的纪律，在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开创性地将红军打富济贫改为借富济贫，带领粮队和藏族同胞一起去割“恶霸”的青稞，将收获的一半归群众，一半归红军，短短半个月里就完成筹粮60万斤的任务。贾拓夫出色的群众工作能力受到军委领导表彰。

有关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相关的回忆文章已经很多。但贾拓夫讲给长子贾虹生的一段经历，让人至今难忘：长征时，他们啃过水煮的皮带充饥。有时前边队伍吃青稞不消化，粪便里都是整粒的青稞麦，他们就用水洗净，再煮了吃……

红军长征的目的是要北上，但北上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

1935年9月12日，中央在四川俄界（今甘肃境内）召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

俄界会议几天后，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南部岷县的哈达铺，部队开始休整。休整期间，侦察连战士从邮政代办所收集到《大公报》《中央日报》《晋阳日报》等几份过期报纸送到了毛泽东面前。当他看到这些报纸的时候，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因为这些报纸告诉了毛泽东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合股，东西南三路援军开陕，太原召开晋西北防共会议》，报道称“陕北刘子丹赤匪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

聂荣臻将这份报纸送到司令部，叶剑英看了后急忙找到贾拓夫，向他了解陕北的革命形势和基本情况。贾拓夫把刘志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程以及陕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行了详细汇报。

1935年9月22日，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下街村关帝庙召开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

9月27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榜罗镇，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贾拓夫列席并在会上进一步报告了陕北苏区的情况。会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到陕北去，以陕甘苏区为落脚点。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经过6次变化，哈达铺找到的这些报纸，使中央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定，这个决定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贾拓夫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其重要意义在于：实现了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完成了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向北方的转移，使陕北根据地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推进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使这块全国仅存的红色革命根据地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续乃至现代仍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历史往往有许多巧合，残酷的革命斗争把贾拓夫带到了中央苏区，中央红军长征，又把贾拓夫送回了陕北。

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曾在《爷爷率红军走过——毛新宇话长征》一书中写道：“谁是中央红军进入陕甘的引路人？有一个人，在中共中央选定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贾拓夫。”“贾拓夫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作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进军陕北引路人的作用。”

（作者：温亚洲，神木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