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5日至6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和广东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在广州联合举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和最新成果”专题研讨会。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王晨出席研讨会并作主旨讲话。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建文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龚维斌代表校（院）委会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14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中华魂》网现予刊发。——编者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致力实现的重要目标。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关怀下，新中国农业现代化拉开序幕并独辟蹊径取得了巨大成就。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不仅体现了同时代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多元化目标、现代化手段、科学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优质化产品、农民知识化等中国特色。回顾并总结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对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通过合作化使农业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把马列主义关于合作制的理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通过合作化方式完成对个体农业改造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不同于西方使农业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而是借鉴苏联“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模式，设计了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恰当方式。
其一，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其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必然大幅增加。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不适应，只有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这种供求矛盾。他指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同时，重工业生产的农机、化肥和现代运输工具等，“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而在个体农业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满足工业化对于市场条件的需要。因此，在当时的农村，“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
第二，农业合作化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快速增长并消除农村贫富分化。
在我国，土地改革虽然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是富农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大量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依然存在。个体农民的经营规模小，生产工具简单，不具备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和能力。1953年10月，毛泽东同陈伯达等谈话时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土地改革以后，虽然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大多数仍然十分贫困。因此，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另外，作为很不稳定的个体经济，要阻止两极分化，办法就是合作社，而且“要大合作社才行”。因此，农村只有建立大合作社，才能遏制两极分化现象，消除资本主义势力，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
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来也出现了脱离实际、过急过快、违背农民意愿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特别是大办人民公社，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造成了消极后果。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正是在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新的实际出发，创造了新型的农业组织形式。
二、推进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
机械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落后的农业状况，亟待用机械代替手工工具和人、畜劳动。这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必要条件。
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建立起来，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农村的技术改革，推广农业科技。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指出：“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评价了1957年改良农具运动的积极意义，说明了机械化的重要性。成都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指出：“农具的改革，无论是机械化（包括农用的动力机械和机引农具）、半机械化(所谓新式畜力农具)，或者是旧式农具的初步改良(所谓改良农具)，都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959年4月29日，他又作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从而确立了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
如何实现农业机械化？毛泽东提出三种方案。第一，从国家无力生产足够的拖拉机等农业机械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实际出发，他提出首先可以开展改良农具、发展半机械化农具的群众运动，逐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第二，从农业的重要性出发，他提出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的发展、支持农业实现机械化，但是也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依靠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步伐。第三，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他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工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966年7月国务院在湖北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会议提出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方针：农业机械化应当因地制宜，适应精耕细作和高产稳产的要求；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自力更生为主，国家积极支援；农机产品以中小为主，农机购买以集体为主，国家支援为辅。
三、追求农产品高产和优质化
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尽管农业现代化还处于摸索阶段，但毛泽东已透视了农业现代化多元化的发展目标，从而引导农业高质量发展。
其一，从产品角度看，追求较高的产量和质量指标。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阐述了他对农业生产的态度。报告指出：在生产上，农村合作化必须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同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的通知。其中提出：在十二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以北、粮食亩产达到四百斤；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五百斤；在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八百斤。关于农产品的质量问题，毛泽东也非常关心。1956年2月，在听取关于重视发展轻工业和沿海工业问题的汇报时，当谈到农业部门供应的烟叶等原料质量下降，他说：“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门作斗争。”此外，为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根据“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国家计委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听取很多重要指示后于1964年开始着手研究和编制了《第三个五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这个计划就体现了农业的效益问题，如在管好、种好全部农田的基础上，争取建成4亿5千万到5亿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到1970年，粮食（包括大豆）总产量争取达到4300亿到4600亿斤，棉花总产量争取达到3850万到4200万担，这些产量都比1965年提高25%左右。
从经济度看，体现了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高效益理念。《第三个五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提出了充分利用和切实保护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中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根据自然资源的特点安排生产，尽可能做到综合利用，促进农、林、牧、副、渔五业一齐发展。
从生态角度看，表达了追求环保、生态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第三个五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特别强调：“必须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培育工作。应当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力开展有关保护自然资源的政策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要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的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国家资源，拟定保护国家资源的法令、规章，并且监督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四、引导经营管理科学化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基本标志是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推广精耕细作，将增产的基点转到挖掘内部潜力。
毛泽东历来重视农业经营管理的科学化，早在1943年就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成为懂行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要逐步认识农业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并不断提高领导和管理农业经济的水平。尤其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针对“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的无序现象，在1962年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难能可贵地提出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管理方法。这些散发着现代化农业科学管理曙光的见解，虽然在之后又被弃置，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资源配置上，财政扶持与市场配置有机结合；在生产目的上，产品用于商品交换，这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综合考察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思考和态度，可知他仍然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如在1958年至1959年期间，在河南视察，参加郑州会议，及在《读书》中的谈话，他多次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不能混淆两个阶段的政策；认为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等在社会主义阶段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不久他又作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论断。他的这些思想被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所吸收。他还指出，国家也应该主要地通过经济的办法取得农产品，而不是主要通过行政办法，应该采取统购合同、定购合同和议购合同这些不同的形式，发展城乡的商品交换。1962年，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阶段必须遵守的两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基于历史条件限制，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把实现农业现代化同发展商品经济有机地联系起来，其意义和作用毫无疑问是划时代的。
五、促进农民群众知识化
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中最为基础、最具活力的因素。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且具备较高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的农民群众是决定农业是否增产增效的关键因素。为了推进农业技术改造，毛泽东大力提倡农民学习农业科学技术，提高科技文化素质。
第一，切实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科学种田能力。毛泽东提出，要在全国广大农村，凡有条件的都应当建立农业技术夜校、农业技术学校，成立农业科学技术站，把农民的学习技术同消灭文盲结合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提倡边学边教。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他充分肯定了辽宁省彰武县第三农业技术推广站在会计工作实践中培养技术人员的办法，要求各地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在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他又提出，要有计划地组织青年人学技术，提倡老手带新手。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农村普遍开展了技术竞赛活动，农业技术得到推广和运用，农民的技术水平也相应提高。
第二，大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毛泽东认为，要有效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造，搞好科学种田，实现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目的，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广大的农民群众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农民大多数不识字，没有掌握现代化的文化技术，仅能用锄头、木犁，却不能用拖拉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先完成扫盲任务，即不识字的农民脱盲。他提出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消灭文盲的要求，并亲自制定了一揽子对农民实施文化教育的计划。这一计划主要包括：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农民夜校和冬学，广泛开展识字运动；出版适合农民需求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建立农村有线广播网，组建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
历史证明，毛泽东大力倡导农民学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科研和农村教育事业，的确是有远见的举措。这不仅在当时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为此后我国农业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基础。
结语
在推进中国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中，毛泽东对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和格局作出了与国情相联系、与时代相呼应的可贵探索和实践，从而形成了系统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尽管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形成的农业现代化思想，与当今理论设计和指标体系更为全面的农业现代化理论不能等量齐观，但在20世纪中叶东西方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中，因其植根于中国国情而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作者单位： 湖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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