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和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纪念党的七大召开80周年专题研讨会在西安举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王晨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靳诺主持会议并作总结。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杨胜群、林炎志、刘建、李勇库、周吉平、耿焱，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萍，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梁宏贤、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润兰、青海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苏宁、广东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吴晓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有关部门，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陕西省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延安精神研究会代表共150人参加会议。现刊发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李忠杰主旨发言，望认真组织学习。
大力弘扬党的七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李忠杰
今年是党的七大胜利召开8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党的七大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党代会。这次大会不仅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基础，而且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把延安精神升华到新的阶段，对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坚持独立自主方针，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在开幕式上，毛泽东首先致开幕词，随后，朱德第一个发言。朱德开门见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次开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过去是租人家的房子秘密开会。”
这句话非常朴实，但又意味深长，实际上是一句双关语。从会场来说，从一大到六大，大部分都是租房子。六大更是苏联的房子。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1942年专为召开党的七大盖起来的。房子只是一个象征。在房子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坚定步伐和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从党的一大开始，每一次党代会，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特别是1928年的六大，不仅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庄园里召开，而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专门成立了由布哈林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成立了11个小组，负责起草文件的工作，向中共提交了11个草案。六大会议的内容和中央委员会、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基本上都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但党的七大完全不同。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实行战略转变，宣布一般不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到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中国共产党结束了与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因而，七大是在没有共产国际指导或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党代会。
党代会的发展变化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独立自主、坚定走自己革命道路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先是接受了苏联的一套理论和革命模式。1922年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但也带来了不少消极的影响。在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出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了事关自身命运的重大决策。独立自主，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党的七大，是党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一个关键性节点和历史性标志，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之一。
坚持正确政治路线，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
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是《论联合政府》。为什么党的代表大会要集中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并使用这样一个标题呢？原因是，当时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无悬念，但胜利后的中国向何处去，已成为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而联合政府问题，是选择何种道路的一个焦点。毛泽东说，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在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所作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揭示了联合政府问题的实质。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围绕着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即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同时论述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还系统阐述了“关于资本主义”和“准备转变”等11个方面的政策问题。
党的七大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此，就形成了党的七大的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的顽固拒绝，建立联合政府的目标没有能实现。但党的七大关于联合政府的思想蕴含了很多关于未来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思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基本是按照七大的思路和构想建立起来的。
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切实推进“两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既取得过巨大的成绩，也遇到过不少曲折。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毛泽东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表述，张闻天明确提出“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
1941年，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全新的解释。1942年，又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成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最集中的中国化表述。
延安整风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思想枷锁。延安整风为党的七大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以生动诙谐的语言说道：“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在坚持第一个结合的同时，党的七大也在实际上体现了“第二个结合”。
1943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党的七大提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毛泽东精通传统文化，善于运用各种典故。在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到党从小到大的发展时，引用《庄子》中的一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四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用整整4180字的篇幅，深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和崇高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方面。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终于正式确立。这是党的七大的一个最大成果和突出贡献。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在七大开幕式的致辞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四年的斗争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
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科学总结历史经验
党的七大召开之前的六届七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在11个月的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38年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有一段内容是：“国际认为，中共七次大会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七大决议要特别注意短期的、实际的东西。”
但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执行这个指示。毛泽东希望先通过整风统一全党的思想。原来七大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六届七中全会的全体会议决定：“为着使七大集中力量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决定在取得各代表团的同意之后，准备将若干历史问题的议案提交七中全会的下次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说明，总结经验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
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了说明。《决议》草案提交给将要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进行讨论。代表们同意将《决议》草案提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以便七大集中力量讨论当前的政治。
当然，《决议》在全会上只是基本通过。在七大上，代表们对《决议》还是进行了一定的讨论。七大结束后，七届一中全会开了两次会议。6月19日的第一次会议后，中央任命任弼时再次组织对《决议》进行修改。8月9日的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案与党章。所以，后来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的《决议》，虽然写着“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但实际上是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最终表决通过的。
《决议》的讨论和通过，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整风运动成果，统一了全党思想，确保了将党的七大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建设良好政治生态
党的七大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
党的七大充分体现了这三大作风。同时，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除了几个主要报告外，大会安排了很多发言，每人最长可以讲一个小时。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充分地发扬了党内民主。第一，中央委员会候选人不是由上级领导提名，而是由各个代表团自由提名，然后由主席团把代表们所提的候选人名单集中起来。第二，主席团不事先预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而是采用预选办法，由预选结果决定名额。通过预选，凡得票过半数的都作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这就产生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得票没过半数的都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就产生了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第三，进行正式选举，并且分两次选举。第一次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第一次选举中没有当选的人，就把他加到候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中参加第二次选举。第二次投票是专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得票过半数的当选候补中央委员，未过半数的落选。经过这样选举办法产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充分体现了与会代表们的意志。
毛泽东对七大选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选举，大家非常慎重，考虑分析，调查研究，比我们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的选举都民主些，但也很集中。七大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确立中央领导体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一大规定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但没有实际选举，只是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
从二大党章到四大党章均规定：“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执行委员会互推产生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陈独秀成为委员长。到四大，改称为总书记。
1927年的五大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称为中央委员会，并第一次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同时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最高领导人仍称总书记。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离开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此后到六大，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一直空缺。
八七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担任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但党章上只有总书记的职务，而没有主席的职务。六大党章取消了总书记的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人到底是什么职务，没有明确。六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常委分工，由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为常务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向忠发被捕叛变被杀，不仅总书记，而且主席一职也一直空缺了。9月，在上海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博古）负总责。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改选中央政治局，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中央书记处，也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没有设总书记，博古仍是负总责。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其后，又在鸡鸣三省和云南扎西（今威信）连续召开会议，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1938年9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刚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对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逐渐将党内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这样，毛泽东正式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
1944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首先通过了刘少奇关于以原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提议。至此，毛泽东终于不仅担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而且正式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主席。
当然，当时仍然有效的六大党章中并没有主席一职的设置。1945年七大批准经修改后的党章，终于第一次设置了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还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设立中央书记处。
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毛泽东等13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终于基本稳定地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正式形成。
制定完善党章党规，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号召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并将其称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党的七大的一个重要议程和内容是修改党章，实际上是起草新的党章。党的七大三个最重要的报告之一，就是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从一大到六大，都没有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七大是第一次。《报告》一共有58320多个字，分成两天来完成，这是很少有的。1945年5月30日，刘少奇又作了《关于讨论修改党章报告的结论》，概括总结了讨论情况，着重回应和说明了讨论中涉及的五个重要问题。
如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样，《中国共产党章程》实际是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最后通过的。七大党章是完全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的新党章。七大党章共11章70条，9200多字，比六大党章的近6400字增加了2800多字。与六大党章相比，章节体例变动很大。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总纲部分。刘少奇强调总纲“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党章实际上将纲领和章程合在了一起。这种结构体例一直延续到现在。
七大党章第一次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容作出明确的界定，将“民主的集中制”更加集中地界定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并规定了四项“基本条件”：（1）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2）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3）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4）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七大党章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设计了党的组织体系，还设置了“党的地下组织”、“党外组织中的党组”等内容。
到1945年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121万名党员。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它的组织与党员已经遍布全国各地，领导敌后9500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地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愚公移山实现伟大目标
1945年6月11日，党的七大闭幕。毛泽东在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3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6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社论。社论指出：党的七大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七大的举行，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团结的大会，是准备胜利的大会。所以，党的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
党的七大之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怎样实现？毛泽东使用了一个古代寓言，这就是著名的“愚公移山”。在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后，毛泽东发挥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也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之作。
愚公移山体现了始终不懈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的。毛泽东在七大上比较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毛泽东说：“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党的七大之后，全党在传达学习会议精神和文件的基础上，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在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中和在随后的全国解放战争中，密切结合斗争实际，积极贯彻这次会议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使中国共产党最终实现了这次大会提出的奋斗目标。
（作者：李忠杰，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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