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历史证言 ——我读《重庆之眼》

文/敖 忠

《重庆之眼》是作家范隐继《吾血吾土》之后的又一部抗战题材长篇新作,是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2017 年重点推出的图书之一。作品已经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重庆文史学家周勇先生在其评论《家国情怀 英雄城市》一文中谦逊地说“我不是文学家,对范隐新作不敢妄加评论,只能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这部著作中所呈现的良心和使命。”应该说,评价一部历史题材著作,即如《重庆之眼》这样反映二战期间日军“重庆大轰炸”的小说,“历史学家的视角”是完全必要的。现在笔者再从文学的角度谈点阅读感受。

文学评论家胡平先生论及近年长篇小说创作虚实相生的特点时讲到,《重庆之眼》即是一部“以史实支撑虚构,以纪实征服读者”的佳作。这个评断是很精准的。《重庆之眼》表现日军“重庆大轰炸”,不仅辑录了当时国际国内诸多书报媒体留下的实际史料,其厚重的历史内容,更主要地表现为对日本军机连续数年无差别轰炸重庆之史实的艺术再现。小说第一节写的就是 1939 年 5 月 3 日的大轰炸。这场轰炸使重庆许多街道顷刻成为废墟,尸横遍地,血流成渠,小说人物之一邓子儒一家就丧失 18 条生命!此后作品又对 1940 年端午节的轰炸、

1941 年 4 月 10 日毁灭国泰大戏院的轰炸、1941 年 6 月 5 日造成“大隧道惨案”的轰炸等等作了绘声绘色的具体描述。或由作者正面切入直接表现,或通过受害人的法庭陈述间接反映, 作者饱含悲愤的书写,无不令人心灵震颤,痛彻肺腑!作品披露日军大轰炸血腥罪行的同时,更颂扬了重庆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抗争。正是在日军接连不断地轰炸下,老百姓一年一度的“龙舟大赛”如期开赛,文化界每年秋冬的“雾季公演”照常举行,街道废墟上的捆绑新房一幢接一幢树立起来……作家满怀激情地描述,反映了重庆人民永远不可征服的刚毅性格,体现出两江环抱的山城永远巍然屹立的英雄气慨。

小说总是要写人物的。《重庆之眼》贯串全书的主要人物, 中国方面有空战英雄刘云翔,“中国对日索赔原告团”团长邓子儒及其夫人蔺佩瑶,原告团律师赵铁等;日本方面有长期支持中国受害者索赔的斋藤博士、梅泽一郎、菊香贞子三位友好人士,以及作为被告律师的木敏义等。作品对邓子儒、蔺佩瑶夫妇和刘云翔三人着墨较多,其他人物多是结合所写事件的逻辑演进叙写其相应的言行,总体说来文笔都较简约。即便如此,邓子儒谦逊、儒雅的风范,蔺佩瑶大家闺秀和知识女性的神韵,都给人留下鲜明印象。三位日本友人为支持中国原告团的诉讼,不惜自费一次次飞来重庆采访、考察,其秉持正义、珍爱和平的努力,让人肃然起敬!刘云翔在小说中占篇幅最多, 形象也最丰满。作品不仅表现其多次击落日机、多次身负重伤的英雄壮举,而且以较多笔墨描写了他与蔺佩瑶的爱情生活经历。小说从两人青年学生时代因抗日救亡志趣相投而相互爱慕的初恋起笔,写到两人被迫分离后各自不同的生活际遇。他们无论遭受怎样的坎坷曲折, 彼此都把对方珍藏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直到年逾九旬而始终不渝。这种坚守是令人感动的。小说作者在作品《后记》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小说家总是需要写爱情的,我还想透过这本书,向不平凡的岁月中一场日久弥坚的爱情致敬。”有人说《重庆之眼》“试图探讨的主题非常多元”,礼赞一种“日久弥坚的爱情”,不妨说也是其多元主旨之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创作的语言运用尤能见出一个作家的艺术表现功力。《重庆之眼》的语言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曰标准规范的普通话与地方方言结合;二曰生动优美的文学语言与意蕴深广的哲学语言结合。作品写景状物多是人们习用的书面文字,而写到中国索赔原告团成员时则大量采用重庆方言。这种普通话与重庆方言的结合,重庆读者感到真实亲切,异地读者觉得新奇多趣,艺术效果应该是好的。小说写到人物的某些重要言行时,往往伴随着作者的解说与大段议论,或点明作品人物言行的心理动因,或表达创作主体的某种哲理感悟。这种叙述与议论的高度融合,或启发读者思考, 或深化作品蕴含,在报告文学作品中常见,在小说语言中也算一种创新吧。

《重庆之眼》取得如上思想、艺术成就,与作者对所写题材的深入考察和处理题材的思想高度密切相关。作者在重庆度过四年大学生涯,为创作小说又长时间融入重庆生活,真正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所要求的“身入、心入、情入”。尤为可贵的是, 作者处理题材、构思作品的思想境界。小说描写的中心事件是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案。我们索赔什么?这种索赔为什么获得日本有识之士的积极支持?对于这些问题,读者只需听听梅泽一郎和蔺佩瑶在日本法庭最后一次庭审中的长篇陈述,就不难找到答案。梅泽律师面对法庭主审法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审视并反省历史,我们的良知、道德和历史责任感将接受全球化正义的拷问。”“战争罪行如果不得到清算,日本的和平就不会长久。”蔺佩瑶的法庭陈述结合自身爱情经历,控诉了法西斯侵略战争毁灭人类一切美好事物的残酷罪行,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她“并不在意” 被告方“赔不赔钱”,她只是要正告日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不容抵赖的。“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这就告诉我们: 今天中国对日索赔的不是金钱,而是人间正义与人类和平!这也是日本法学界学者坚持不懈支持这种索赔的根本出发点。《重庆之眼》的创作正是站在这样的思想高度来构思的。

全人类的持久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习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尽管被日本法庭无理驳回,但梅泽一郎“生命不息,索赔不止”的呐喊将鼓舞人们继续奋斗。道路曲折,前景光明。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去年“8·15” 日本投降 72 周年之际,日本有媒体播出了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纪录片《731 部队的真相》,引起日本社会广泛关注。日本人民终究是会普遍觉醒的,历史的证言将给他们以长久不断的警示。

最后,笔者还想就小说的某些描写提出一点商榷。书中几处写到中国原告团方面的内部纷争和低俗表现, 甚至写到原告团重要成员唐老三的一些下流动作,这是否必要呢?小说写到蔺佩瑶在法庭最后一次庭审中,先用英语作庄严陈述,最后竟用粗鲁的重庆方言破口大骂, 这是否与其知识女性的身份相悖呢?一孔之见,留供作者和读者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