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之光从这里发出 ——读《延安轶事》有感

文/孙涤平

1936 年和 1939 年,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两次到访延安和陕北根据地,他盛赞“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是“兴国之光”。历史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读完陈俊岐所著的《延安轶事》一书, 从那一个个真实生动的生活细节里,我才真切地感受到, 什么是“兴国之光”。

首先是物质贫乏之中的坚守。延安的物质匮乏,远超“小米饭、南瓜汤”的单调。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敌顽的封锁,使得吃饱成为首要问题。书中描述:为节约粮食,延安党中央机关大都推行了冬季两餐制或一干两稀。就是这样,还需要用黑豆、豆杂、荞麦、土豆、南瓜杂粮等混合成“和合”饭,以便节省小米。由于伙食定量低,不得不用野菜、野果补充伙食不足。除此之外, 纸张、油料、钢笔等,都成为紧缺的“奢侈品”。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边区的军民没有叫苦或是被吓倒, 他们积极发动生产自救,并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方法, 共克时艰,体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布匹供应不足, 就发动机关纺纱织布;钢笔紧缺,就用弹壳自制;食谱单调,就发明百多种烹制南瓜的方法。在对困难的克服中,边区创造了生存发展的奇迹,也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说,不论是建国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制造出两弹一星,还是改革开放初,经济特区的“二次创业”,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这种精神的延伸,“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已然成为中华民族面对严峻环境时, 打不垮的精神支柱。

第二是政民一体的融洽关系。国外媒体人士曾经感叹国共两党军队的不同,国民党军中等级森严,长官高高在上;而共产党官兵一体,同吃同住同劳动,指挥员没有丝毫的特殊化。所以当国民党出现大量“长腿将军和投降将军”的时候,共产党人的单薄的武器,却成为日寇的心腹大患。《延安轶事》就生动地展现了边区党政军民这种亲如一家、不分你我的感人场景,从而很好地解释了共产党人的力量之源。年近六旬的朱德总司令, 身先士卒参加生产,他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要扛起抢来能打仗,拿起锄头能种地,不能靠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过日子。”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亲自主持寿宴,为三位年长的炊事员祝寿。军委供给部副部长范离,结婚时不请客、不收礼、不置买东西、不耽误工作,为的是不给公家和百姓添负担。在延安, 朴素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特殊待遇成为人人提防的“高压线”,这不只是因为艰难的环境,更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自己也是劳苦大众的一员。我们党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不正是依靠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吗?

第三是永不止步的学习精神。《延安轶事》中所记载的人物,上至党中央毛主席和党的“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下至普通战士, 都有着学习的自觉。学习的内容从文化知识、党建理论到生产技术;学习的对象从中央党校的高级教员到普通群众,形成了“大学习”的热潮。这种学习是如此不易, 比如书中提到的中直机关干部陈富有,驻军屯垦期间, 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手都握不住笔,仍然挤出休息时间学习。这种学习是如此无私和忘我,他们中的很多人, 军功赫赫,却在学习养猪种菜乃至纺纱织布,为的是当好革命的一块砖。身经百战的王震将军就要求军中干部, 要像求教于自己的父兄一样,好好向当地的老农学习生产技术。归根结底,这是共产党人虚心向上的为人态度和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使然。放眼当下,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没有“五老”的资历,没有卓著的功勋,仅在行业、领域内有了一点小成就,就动不动以天下第一自居,好为人师不说,连起码的谦虚谨慎都没有了,对比当年延安军民,真是叫人不胜欷歔。成为历史创造者的, 总是那些踏实奋进的人。

第四是强烈的组织和纪律意识。严明的纪律,是一切组织生存发展的前提,但是光有严刑峻法,还不足以形成良好的风气,泱泱大明王朝,刑法不可谓不严苛, 但仍然落了个腐朽糜烂的结局。《延安轶事》笔下的边区, 在物质贫困下也衍生出了部分贪污盗窃行为,并受到了严厉惩处。但是大部分的军政干部,都能在利益面前摆正自己,他们的行为准则不只是严守法纪红线,更主要的是服从组织需要。公务繁忙的毛泽东,为了服从边区经济大局,坚持要求自缴公粮。朱德的卫士长李树槐, 主动放弃部队的领导岗位,安心做危险紧张的警卫工作。革命老干部凌翰昇,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辞去干部职务, 到大灶担任炊事员。在延安,辞官烧炭、辞官种菜在大生产的号角下蔚然成风。舍弃个人利益,顾全革命大局。这既是长期组织生活,相互批评监督的结果,是革命集体内部上行下效的效应;也是坚定入党信仰的必然结果。边区的党员干部,大都有着追寻革命救国理想的长期经历,他们拥护党的宗旨,信仰共产主义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愿意为此奉献青春。很多人在革命队伍中的资历功勋远远超过自身地位,却能以从事一线服务工作为荣。相形之下,当前反腐中落马的干部,入党时就是为了投机一官半职,对党的宗旨和远大目标都不以为然,连党的发展前途都有怀疑。这样的人,怎能指望他遵章守纪、顾全大局,又怎能指望他在关键时刻不会成为下一个顾顺章、向忠发呢。在这里,《延安轶事》给我们的启示, 不可谓不深刻。

读罢本书,不由得再次从内心升起感慨:4 万多爱国知识青年,将这个缺粮少煤的陕北山沟沟,当作人生乐园和温暖的家,当作救国兴业的归宿,宁愿抛弃安逸优裕的生活,历经千辛万苦去投奔,原来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物质条件的简陋不是最可怕的,精神上的空虚往往能够将一个人的灵魂扼杀。唯有坚定信仰,不断学习, 才能使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历久弥新。我们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断深化对“四风”的整顿和治理,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党员个人精神上的“小节” 问题对全党全国风气的重大影响,才深刻理解了思想建设的根本性地位。也许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已经不像延安时期那样艰苦,但是思想战线上的建设,却要比物质生产发展更艰苦卓绝,在这条重要的战线上,每一位党员都承担着自我进步与更新的重任。重读《延安轶事》, 体验其中焕发出的“兴国之光”,不是很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