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在延安的一段革命岁月

何干之在延安的一段革命岁月


文/毛峥嵘


何干之,1906 年 4 月出生在广东

台山县筋坑堡塘口村,先后入日本早

稻田大学专修科和明治大学经济科,

1934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

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中国著名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教

育家。他从事教育工作和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宣传工作,

几十年如一日,培育了一批批革命青

年,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贡献了毕生的

精力。

1937 年年“七七事变”后,党为

了培养万千抗日干部以适应全国抗战

的需要,在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党

中央电报通知上海党组织,调艾思奇、

何干之、周扬等人到陕北公学任理论

教员。

9 月初,中央文化特派员冯雪峰

通知何干之等准备启程。动身前,何

干之、艾思奇、周扬、李初梨等 4 人

到南京路华懋饭店秘密会见上海市委

书记潘汉年。潘汉年说:“延安办了

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成仿吾是

陕公校长,招收各大城市青年去延安

进行政治训练,急需教员,中央打电

报来要你们去当教员。”临行前,冯

雪峰取出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各地八

路军办事处,由队长李初梨携带,一

封是党员介绍信,由何干之携带。次

日晚,他们离开南京,由徐州转陇海

路到西安再转道延安。

10 月初,何干之等人乘延安派

来的汽车北上,在蜿蜒的山道上整整

走了一天,到延安城时已是万家灯火

了。何干之把党员介绍信交给党中央

书记处转组织部,李富春找他们谈话

后,分配何干之、周扬到陕北公学工

作。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张闻天等

领导同志请他们吃饭。席间,他们报

告了上海文化界的斗争和工作情况。

毛泽东对何干之等人说:“由上海到

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

代,希望大家认真在革命斗争中锻炼,

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继续有所

贡献。”这次谈话给何干之留下深刻

印象,几十年后,他还经常提起这些

话。从此他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

研究,溶进整个革命事业中去。1938

年欢送陕公毕业生上抗日前线,他代

表教员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毕

业上前线的同学,将用枪炮在前线与

敌人肉博血战,我在这里就用笔和口

来与敌人斗争,前线后方用一切武器

和力量,要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去。”

延安的生活热气腾腾,工农翻身

做了主人,积极参加选举、减租减息

和参军等各种运动,进一步印证了何

干之所阐述的工农是革命的主力的原

理。他十分感奋地说:延安是一个旋

乾倒坤、翻天覆地的新社会。特别是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他认真学习了

全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报告,深切地

认识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路线是正确

的。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

表示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

线,反对王明路线。在延安,他获得

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充分自

由,那种为宣传革命真理而东逃西躲

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何干之的思想获

得了极大的解放,写作热情空前高涨。

他把自己的写作计划告诉陕北公学校

长成仿吾,并征求意见。成仿吾对他

说:“过去你在上海写了不少书和文

章,现在到了延安,在党的领导下,

应当写得更多更好,你自由写吧。你

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放开手放开

思想去研究吧。”当时,延安的物质

生活很艰苦,除伙食外,每人只发给

5 元零用钱,陕公校长成仿吾也是如

此。为了优待何干之,中央决定发给

他每月 20 元津贴费,并派一个警卫员

照顾他,这在延安是很高的待遇了。

在延安的窑洞里,在旬邑看花宫

(陕北公学分校)的土屋中,何干之

一面进行教学工作,编写讲义,一面

开展研究工作,著书立说。每天他窗

口的灯光,总是亮到后半夜。何干之

根据抗战的需要,一年内开设多门新

课程,先后在普通班和高级班讲授《中

国问题》、《统一战线》、《中国革

命运动史》和《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

陕北公学设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

何干之任主任。他带领一批青年教员,

开展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这些年

轻的理论教员,后来都成长为新中国

理论战线的骨干力量。为革命育英才,

为革命的教育事业献力,正是他的夙

志。过去在白区时,他曾对友人说,

他的志愿就是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当一

名红色教授。

1938 年 6 月,陕北公学在关中

旬邑县看花宫,开办了分校,扩大招

生,何干之调到分校任教。教学之余,

他开始写作由生活书店张仲实约写的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于 11 月底完

成,约八九万字,寄到武汉生活书店,

1939 年 3 月出版。这本书是何干之过

去研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设想

中的一部分,是他研究“近代中国社

会经济史”的起点。他在这本书中创

造性地结合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日本

侵入中国后“经济界的新变动”,系

统地评述了国民党十年来经济政策的

得失,引述大量的经济资料,论证了

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指出中国

必须在对日抗战的大转变时期“建立

民族经济的基础”,以“迅速完成抗

日战争的经济准备”,这就必须把抗

战与民生统一起来,改善人民生活,

这就必须“有日益健全的社会制度作

基础”,“而民族革命战争是建立新

社会制度的起点。”书中宣传了党关

于全面抗战的经济方针和政策。这是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系统评议国民党

十年经济政策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3

月出版后,6 月再版,10 月就被国民

党政府以“触犯审查标准”为名,下

令“暂停发行”。

1938 年 10 月,《中国社会经济

结构》一书尚未最后写完,何干之又

开始着手撰写《三民主主义研究》,

到 1939 年 3 月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是由于当时教学的需要,也是国共合

作后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

础,但如何正确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国共两党长期存在着分歧,特别

是抗战以来一年中出版了好几种三民

主义入门书,有的是好的,“也有若

干别有用意的妄人,表面上装成一个

神气十足的三民主义的研究者或信从

者,而骨子里却到处贩卖私货,曲解

阉割、湮没三民主义”。何干之认为:

“对于这些有害的论调,每个中山先

生的学友都应当联合起来发动一个思

想上的消毒大运动。”这就是他写这

本书的目的。对什么是三民主义的“真

释”和“伪释”,从理论上历史上加

以正确的阐述。何干之说他到延安后

一年内,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研

究欲望。他白天工作忙,花不出时间

来,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把孙中山的

著作、讲演笔记仔细地读了几遍。经

过认真的思索,归纳整理了 9 个问题,

然后动笔写作,两个星期写几千字,

五六个月内写了 10 多万字。

《三民主义研究》一书,上海新

中出版社于 1940 年 4 月出版,以后又

两次重印,在国民党统治区颇有影响。

何干之在教学、研究和紧张写作的繁

忙日子里,创作的欲望如泉涌流。这

期间,他正准备研究《中国民族文化

史》,并拟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史概论》

的研究大纲。关于中国民族文化史的

研究,他曾谈到过这样的观点:中华

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溶合的

过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人民构成的,

因此要研究社会史;而社会史的材料,

大量地从民间小说、传说、笔记、野

史和文物中反映出来,这些材料比“官

书”价值还高。因此他用很多时间研

究小说史,研究社会发展史。

1939 年 1 月,他把自己写中国民

族文化史的计划和想法函告毛泽东。

毛泽东当即复信,表示支持。信中说:

“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

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

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

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

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

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

拟研究近代史。”对何干之研究民族

史的态度,毛泽东也深表赞同,信中

说:“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

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

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

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

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

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

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

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

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

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

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

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

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毛泽东在信

中还向何干之索要他即将出版的《中

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三民主义研究》

两本新书。何干之十分赞同毛泽东的

这些意见,他认为这是指出了学术研

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必须

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重要原则。他过

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一生的学术研究

工作,也定要坚持这个原则。几十年

来这封信始终珍藏在何干之的身边,

一直到“文革”中才被送到中央档案

馆保存,1983 年年底收入《毛泽东

书信选集》中。

何干之到延安后,曾被任命为中

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后来,党中

央曾考虑调他到陕甘宁边区政策研究

室工作,毛泽东也曾想留他做理论秘

书。他考虑再三,感到自己是刚从上

海来的文化人,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

的锻炼,怕不能胜任这些工作。这时,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

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的陕公分校受到

军事威胁,中央决定分校撤回延安和

鲁迅艺术学院等三校合并为华北联合

大学,开赴华北敌后,开展国防教育。

何干之认为这正是自己接受民族革命

战争锻炼的好机会,遂要求随联大到

敌后去。经与张闻天、李富春商量后,

党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华北联合大学的组织很快建立起

来,下设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

年等四个部,陕北公学改编为社会科

学部,何干之任副部长。1939 年 7 月

7 日,华北联大在延安正式成立后,

中央举行了欢送联大上前线的大会。

那时,刘少奇正在延安,特地请成仿

吾和何干之到他住的窑洞里吃饭,为

他们饯行。刘少奇知道何干之是广东

人,会做菜,请他任主烹。何干之卷

袖下厨,做了一桌广东风味菜,宾主

畅饮,尽欢而散。这种革命的情谊,

使何干之年久不忘。

何干之在延安度过了烽火战斗

的 8 年,实践了自己“用笔和口与

侵略者作战”的信念,不仅培养了

万千抗战干部,还在动荡的战争环

境中撰写并出版了 4 本专著和若干

篇论文,用以奉献给中国伟大的民

族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