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愿以身许国”的核物理学家

王淦昌:“愿以身许国”的核物理学家


文/孟 红


王淦昌,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一生致力于

科学研究上的求新与创造,他的名字

始终和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紧紧联系在

一起:探测中微子、宇宙线研究、发

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两弹突破、大型

X 光机、惯性约束核聚变……对于王

淦昌一生的成就,曾有评论说:“任

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项,就足

以在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世界科技发展

历程中名垂青史。”王淦昌用自己崇

高的精神和人格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年

轻的科技人员。

王淦昌,1907 年 5 月生于江苏

常熟县枫塘湾,父母都在他未成年

时过世。1920 年他到上海浦东中学

读书,1925 年考进清华学校,在物

理系学习。清华良好的氛围和两位

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

训的引导,使他走上了实验物理研

究的道路。

就读清华期间,亲历了西方列

强对中国的凌辱和当时政府的软弱

无能,这逐渐使这位热血青年成熟

起来。1926 年 3 月 18 日震惊中外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北平多所高

校学生和群众为抗议日本侵略罪行一

起上街游行却遭到反动政府的大屠

杀。游行队伍中的他亲眼目睹了身边

同学惨遭杀戮,义愤填膺。他找到老

师叶企孙倾诉时承蒙老师启迪:“归

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国家太落后了,如

果我们像历史上汉朝、唐朝那样先进、

那样强大,谁敢欺侮我们呢?要想我

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

我们重任在肩啊!”师言有如醍醐灌

顶。他努力学习,不再是为报效父母

养育之恩而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他

才思敏捷,对物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

理解和把握,对未知世界有着执着的

探索精神。吴有训十分喜爱这个天资

聪颖、后天勤奋的学生,让他毕业后

留校当了助手,并指导他撰写出论文

《北平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

1930 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

林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师从著名

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他是这位

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1934 年

春,在苦学 4 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

毅然决定回国。有的教授想挽留他:

“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

的。……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他坚定地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

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

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

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它会强盛起

来的。”

回国后,王淦昌先后任教山东

大学和浙江大学,在战乱中的浙大教

书 14 年。1950 年后,他调到中国科

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6 年 9 月,王淦昌作为中国

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

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

1959 年和 1960 年间,王淦昌领导的

物理小组率先发现了一种反物质——

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

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国

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后来由于王淦昌回国研制核弹

而在科学界突然“人间蒸发”,故而

反西格马负超子的诺奖申请因无人牵

头而放弃。

1961 年,王淦昌在莫斯科约见

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他掏出了自己平

时省吃俭用积累的 14 万卢布,全部

交给了组织,请刘大使转交饱受灾害

的祖国人民。面对价值近 3 万元人民

币的卢布,望着远道赶来的王淦昌,

刘大使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刘晓

知道,王淦昌 1933 年从德国获得博

士学位归来,将家中的白银、首饰捐

出打鬼子;而自己却过着一贫如洗的

生活。眼下,王淦昌的生活并不富裕

(夫人和 4 个孩子都靠王淦昌的工资

为生)。这笔钱是王淦昌从牙缝中挤

出来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接收啊。王

淦昌明白大使的好意,但还是坚持自

己的意见,动情地说:“游子在外,

谁不惦记家中的父老乡亲?给家中父

母用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

眼看着国家遇到了困难,我作为一个

中国人,难道不应尽一点儿心意吗?”

刘大使听到王淦昌这落地有声的言

辞,只好违心地全部收下。

如果说,淡泊名利的王淦昌让一

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懂得勿忘初心,那

他 50 多年前掷地有声的一句话——

“我愿以身许国”,足以气壮山河。

1959 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

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企

图把我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

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核工作。

1961 年 4 月 1 日,从苏联回国

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地奉命来到主

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

大楼,原来他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

的一纸通知:刘杰部长约他即刻见面。

在办公室,刘杰与钱三强向王淦

昌传达了中央的重要决定:希望他参

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并要他放弃自

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

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

是否愿意改名。王淦昌毫无迟疑,当

即写下了“王京”两个字,并掷地有

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这句脱

口而出的话,是从他心里迸发出来的。

这句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它意味

着,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不能在世界

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交流学术成

果,不能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不

能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科学探索,更

不能实现自己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

摘取诺贝尔奖的梦想。

从此以后,王淦昌毅然放弃了自

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

全心全意投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秘密

研制核武器,开始负责物理实验方面

的工作,在中国科学界隐姓埋名整整

“失踪”了 17 年。他化名“王京”,

背井离乡、隐姓埋名、断绝一切与海

外的关系,投入到了核武器的研制工

作当中。家人和他通信就用这个名字,

地址是某某信箱,什么单位、在哪里

工作一概不知。

多年后,说起当时毫不犹豫的

决定,王淦昌说:“我认为国家的强

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

国家的时候。”

某一年除夕夜,王淦昌与邓稼

先在帐篷里相互敬酒,邓稼先对他

说:“叫了王京同志几十年,叫一次

王淦昌同志吧!”言毕,两个人抱头

痛哭……

当时,还没有试验场地,借用

的是部队的靶场。王淦昌和郭永怀走

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

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

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

1962 年底,基本上掌握了原子弹内

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在北京郊区的爆轰实验场,呛人

的炸药粉尘在搅拌中冲鼻而入。担任

这一试验的试验组组长王淦昌坚持要

做这项工作。大家怕影响他的健康,

有时硬是把他推出帐篷。可一会儿不

注意,他又回进了帐篷,并说:“你

们不要劝我,我是不会离开的。”

随着研制任务的深入,爆轰试验

场须迁移到西北高原。就在离开北京

实验场那天,55 岁的王淦昌拔下几

根白发,悄悄地放在北京古长城的石

缝中留作永久的纪念。

1963 年春天,王淦昌告别自己

的家和亲人,扛起简易的行李卷和背

包,动身开创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

刚刚开始建设的基地条件极为艰苦,

3200 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

断。但他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

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

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

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

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

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

在人迹罕见、荒凉偏远的爆轰试验队

的西北高原核基地,王淦昌面对年

迈、缺氧、高血压、盐碱水他毫无怨

言,在一年之内得到了数千个元件爆

炸数据,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作出了巨

大贡献。

王淦昌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

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

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

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

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

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

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

重要成果。1964 年他与苏联著名科

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

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

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

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

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

积极指导原子能研究所开展电子束泵

浦氟化氢激光器等的研究。

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

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

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

雷管的安装,王淦昌都亲自督阵甚至

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已 57 岁的王

淦昌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

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

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

通……1964 年 10 月 16 日原子弹成

功爆炸。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

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

泪。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第一颗

氢弹又爆炸成功,这里也有他的心血。

1969 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

院长,之后又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

核试验成功。人们称王淦昌为 “核

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

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1969 年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

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核大国对我

国发展核武器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

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

关。王淦昌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

和领导者,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然而正值“文革”,研究院

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了

“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

徒”的帽子……青海基地处于半瘫痪

状态。

对此,王淦昌着急地白天深入

到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我们的时

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

时间,谁就主动”,劝大家“要顾全

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

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晚上又

到职工宿舍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参加科

研生产。

有一次,好不容易叫到一些人

开工生产。忽然,有人哄闹着不干了。

王淦昌急了,拦住问:“工作还没干完,

怎么能走呢?”“王老,我们不走不

行啊,食堂的师傅都去‘闹革命’了,

没人给我们做饭,我们不能饿着肚子

干活啊!”王淦昌没有办法,只好去

军人服务社临时找几个家属帮忙,服

务社的人手一摊:“干活的人好找,

可是谁给她们工资呢?”“我出!”

王淦昌干脆地说道:“我这儿的钱你

先拿去,不够,从我的工资里扣。”

身处那个特殊的年代,年过花

甲的王淦昌不顾条件恶劣背着氧气袋

四处奔波,以拳拳之心、赤诚之意奇

迹般地化解了两派间的对立情绪,共

同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精诚合作,使

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978 年,王淦昌被任命为二机

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积

极推进中国核科学的发展,在他倡导

下我国相继建设了秦山和大亚湾核

电站。

就在这年,王淦昌实现了自己

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王淦昌

从每月的工资里拿出三分之一(100

元)交纳党费。据王淦昌身边的工作

人员说,王淦昌的夫人吴月琴老人身

体一直不太好,也没有公费医疗,王

淦昌还要经常接济农村老家的几位早

年接济过王淦昌家人的亲戚,总之,

从工资中拿出 100 元交党费,这对王

淦昌来说意味着什么,每一位共和国

的同龄人心里都非常清楚(那时,国

家二级工的工资每月才 30 元左右)。

王淦昌所在的那个党支部的同志曾试

图说服王淦昌不要交那么多党费,但

王淦昌却理直气壮地用党章里的“自

愿”原则,把机关支部的同志坚决硬

性地“挡”了回去。多少年来,王淦

昌生活一直都非常简朴,可是遇上谁

家突然遭到困难和坎儿了,他会立马

慷慨地捐款和救济他人,从不甘人后。

除了为党的科学事业和祖国的兴旺发

达忠心耿耿、竭智尽力、兢兢业业干

好工作是最大的爱党为党奉献表现之

外,王淦昌以多交党费的方法作出特

殊奉献,这是他对党和国家的又一种

独特的挚爱的表达。他的这种豪爽无

私的奉献,充分体现了他纯洁而高尚

的思想境界与情操。

1982 年,王淦昌主动辞去了核

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

职务,专门领导一个小组,继续从事

激光核聚变研究。古稀之年,辞去“大

官”做“小官”,阅读文献、指导科

学研究、关注着世界科学发展的每一

个新动向,保持着一个科学家的本色。

他曾说: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

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我何必一直担

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我是不会

辞掉的,就是科研。

1986 年 3 月 2 日,为了我国科

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事业

的发展,王淦昌与同样在 1999 年国

庆节前夕我国同时授予 23 名“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获奖者中的王大珩

(1915-2011)、 杨 嘉 墀 (1919-2006)、

陈芳允 (1916-2000),联名向中央提

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

术发展的建议》。建议说,国家应不

断缩小我国与先进国家间科技水平的

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

解决国民经济急需的重大科技问题。

他们的这一高瞻远瞩合理化建议,

立即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3 天

后,邓小平在上面批示:“这个建议

十分重要。”并指示专人抓办此事。

随即,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快马加鞭地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

展的 “863 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

展开创了新局面。1991 年,王老的

学生诺奖得主杨振宁去王老木樨地寓

所看望王老。在谈话中当杨振宁提及:

“您提出的 863 计划举世瞩目”时,

王淦昌谦虚地说:“863 计划是 4 个

人共同提出的,他们 3 个(指王大珩、

杨嘉墀、陈芳允)推我到前面,那是

因为我的年龄比他们都大”。

王淦昌渊博的专业知识、丰富

的基础研究经验和深刻的洞察力,使

他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

要的作用,无人可以代替。核武器研

制是一项涉及众多学科、庞大复杂的

科学工程。到中物院不久,王淦昌和

其他领导人一起勾画出研制工作的顶

层设计,抓住研制核武器所必须解决

的重大学科问题和关键技术,把复杂

的系统问题进行分解,列出各个子课

题,区分轻重缓急,组织不同学科的

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他随时了解并总

结大家的研究结果和遇到的问题,及

时分析调整,使两弹研制在选择阶段

目标和技术途径上没有走大的弯路,

进度很快。

当时实验条件差,设备仪器都很

缺乏。为了诊断内爆过程,王淦昌首

先提出,并和大家一起研制成功国内

第一台脉冲X光机和相应的诊断探测

设备,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两弹突破

起到重要作用,开拓了核武器物理实

验研究的新领域。在此基础上继续勇

攀高峰,一生致力于科研求新创造的

他 70 年代领导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

6 兆伏油介质脉冲X光机,80 年代又

研制出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10

兆电子伏、29 兆电子伏的大型加速

器等。

世界物理学大师王淦昌是我国

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粒子物

理研究事业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在国

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 70 年的科

研生涯中,他始终活跃在科学前沿,

孜孜以求,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

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为后来者树立

了崇高的榜样。1982 年获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1985 年获两项国家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8 年 6 月,

王淦昌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

院士”称号。

1992 年,王淦昌的学生诺奖得

主李政道去北京木樨地寓所看望王

老。临别前,李政道提了一位传记作

家托问的一个问题。李政道问王老:

“您认为您最为满意的一项研究是什

么?”王淦昌的回答令李政道大感

意外。李政道后来回忆说:王老最满

的研究居然不是 1931 年发现中子,

也不是 1942 年发现中微子,更不是

1961 年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而是

1964 年他首次提出的激光惯性约束

核聚变的想法。因为这一想法极有可

能在实验室常温常压的条件下,创造

出类似星球内部的高温与高压条件,

进而有可能使人类实现热核聚变的和

平利用,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短缺的

问题。

1998 年夏,王淦昌的发妻、94

岁的吴月琴老人不慎摔了一跤,造成

股骨颈骨折。由于年高体弱不能手术,

于是她只能卧床养伤,不久这位陪伴

王老 78 年的老人便撒手人寰。吴月

琴老人没有文化,16 岁就嫁给了王

淦昌,她一生默默无闻地陪伴着王淦

昌并操持着家务、精心抚养着孩子们。

正如她的孩子们所说的:“妈妈有一

颗金子般的心,爸爸科学上的所有成

就,都有妈妈的一份。”

20 世纪 3O 年代初,王淦昌准备

赴德留学。一向开明并用自己的血汗

钱资助王淦昌念书和维持家庭生计

的大哥禁不住摇头:“淦昌啊,你已

是 3 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

素啊。一个家要靠男人来支撑,你已

经大学毕业,可养家糊口了,还留哪

门子学呀!”入夜,待 3 个可爱的孩

子进入梦乡后,油灯下,王淦昌对正

在细心做针线活儿的吴月琴说:“我

想过了,不去留学啦,就守着你们娘

儿 4 个过日子吧。”吴月琴却停下手

中的针线,认真地说:“不许再说不

去,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只有一个请

求,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

别忘了织塘镇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

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就行。”听着

爱妻吴月琴的话,王淦昌的泪水夺眶

而出。

王淦昌在浙大任教时,一位金陵

才女被王淦昌的聪慧与秉赋所折服。

冥冥之中,她觉得王淦昌就是自己心

中的白马王子。然而,当她发现王淦

昌挽着小脚媳妇以及后边还跟着几个

小孩子时,这不啻一把尖刀在割宰着

这位才女春情萌动的心。这不公平!

才女尖刻地说:“一个世界级的物理

学大师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小脚村姑,

这本身就是一桩畸形婚配。我要郑重

地告诉吴月琴,我是她的竞争者!”

王淦昌摇了摇头,坚定地说:“那是

不可能的,我已经有家室儿女了,已

经没有这个权利了。”

抗战时期,浙大内迁,但校方

的薪水好几个月发不出来了。正在这

时王淦昌得了肺结核,一家 7 口的生

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一人肩上。

几天之后,吴月琴不知从哪里打听到

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

来 3 只奶羊,满山遍野地赶着去放牧。

傍晚时分,当妻子牵着羊回到家门口

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

情地说:“这些苦活儿不能都让你一

个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

牧一只奶羊。”从此,每逢上课,王

淦昌便一手夹着讲义包一手牵着羊,

沿着弯弯的山道悠然往来。一代核物

理学大师牵着奶羊去教书做实验的往

事成为浙大的佳话。而这时,悄悄地

在山城一隅远眺着王淦昌的金陵才女

终于发观,中国古老的传统婚姻虽索

然无味,但却十分牢固,她再也不忍

心走近这个温馨的城堡。就这样,王

淦昌与吴月琴继续平静地走在坚不可

摧的爱情路上……

携手人生漫长路的发妻的突然

辞世,使得王淦昌的身心受到了难以

治愈的重创。几个月后,即 1998 年

12 月 10 日,曾与发妻 78 年相濡以

沫的王淦昌在北京逝世。

为了表彰王淦昌的突出贡献,

1999 年国庆节前夕,国务院、中央

军委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他以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科学家是有

祖国的”,“我愿以身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