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马克思主义在昆明广泛传播前后的历史

文/董 杨

2018 年 5 月 4 日上午,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昆明,是人类发祥地之一。近代以来,虽然昆明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相对落后,但马克思主义仍然在昆明这块“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昆明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昆明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开创云南革命历史的新纪元。

两次震惊全国的义举:重九起义和护国首义

马克思主义在昆明广泛传播前,昆明的仁人志士继承和发扬了历史上光荣的革命传统,发生了“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两次震惊全国的义举。

1911 年 10 月 30 日(农历九月初九),继 10月 10 日和 27 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腾越起义后, 蔡锷及在昆明的一批同盟会员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史称“重九起义”。这是继武昌起义之后战斗激烈、代价巨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广大官兵公推革命军总司令蔡锷为军都督,以五华山两级师范学校为“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府内设一院三部。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 10 年。从昆明“重九起义”到昆明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中间间隔也只有 15 年。昆明“重九起义”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具有伟大功绩的。

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的消息传出后,昆明的人民群众、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强烈反对。1915 年 12月 25 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全国, 反对袁世凯称帝,在全国首举义旗,宣布云南独立, 并决定组织护国军政府,成立讨袁护国军,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 3 个军,发动护国战争,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 3 个方向出师讨袁。护国军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在梁启超的积极周旋下,各省纷纷树旗倒袁。1916 年 3 月 22 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 月 6 日,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独裁 4 年半的袁世凯忧郁死去,护国战争随之结束。护国运动在昆明首举义旗的带动和影响下,受到了包括昆明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云南宣布独立后,贵州、广西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绝望而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旧约法)和恢复国会。由昆明发动的护国战争以胜利宣告结束,“护国首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两次战斗的洗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以1915 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出版为标志。1917 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云南学生龚自知等人回到昆明,仿效《新青年》创办了《尚志》杂志。1918 年,云南留日学生张天放等在昆明创办了《救国日刊》,省立第一中学杨蓝春(杨青田)等人创办了《学生爱国会周刊》。1920 年创办的《滇潮》和 1923 年创办的《曙滇》,成为云南新文化运动发展和深入的标志。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昆明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优秀青年学生经受了锻炼和洗礼。新文化运动在昆明的兴起,使人民开始冲破封建主义的思想禁锢和文化牢笼,对旧伦理、旧道德进行批判。1917 年,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云南当局允许青年学生在昆明的省立第一中学建立学生自治会。这是云南最早成立的学生组织,并在云南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堡垒和先锋的作用,也为“五四”运动后成立云南学生爱国会打下了基础。新文化运动不仅使昆明人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同时还为昆明初步传播马列主义奠定了基础。

1919 年 3 月 6 日,为响应北京等地学生在此前发动的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斗争,云南留日学生派张天放、周锡夔、杨宝昌 3 人 1918 年回滇建立的云南救国团在昆明召开了有 800 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在昆明的胜利召开,是云南响应“五四”运动的前奏和预演。“五四”运动爆发后,昆明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运动高潮。6 月 4 日, 在云华茶园(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召开了近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大会历时 3 个小时结束后, 与会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其规模和声势在昆明都是史无前例的。6 月 8 日,昆明 9 所中等学校的 72 名代表经过酝酿,正式宣告成立云南学生爱国会, 以“养成爱国精神,抵御外侮”为宗旨。昆明、安宁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学生爱国分会。由学生发起的昆明“五四”运动迅速形成了有各族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的爱国运动,各界人士大力声援和支持学生的斗争,并得到了全国的认可。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昆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优秀青年学生一方面积极宣传“五四”运动, 另一方面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昆明知识界、文化界,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云南书目》的不完全记载,从 1919 年至 1924 年的 5 年中,仅昆明市就有 46 种报刊问世。他们都注重传播马列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为适应图书市场的需要,昆明开始出现了专门经营图书的商店, 如亚新书店、日新书店等,并传入昆明不少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等。各种报刊和图书在云南的大量出版和发行,各种思潮、文化流派的进入,在昆明出现了组织学习、研究和宣传新思想的社团,比较著名的社团是 1920 年初由杨青田等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的秘密团体—— “大同社”,并以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创办《滇潮》月刊扩大影响。


多次工人的斗争:昆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1872 年,清政府在昆明开办了专门生产新式火炮和枪支、弹药的云南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云南机器局。当时受雇于云南机器局的工人虽然只有近百人,但却是昆明、乃至云南最早的无产阶级, 他们与云南资产阶级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1904 年至 1923 年期间,各类工业在昆明先后成立,至 1923 年就有 18 种 70 多个企业。昆明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分布比较集中,这就有利他们的组织和团结,易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英勇斗争。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昆明工人(包括工厂工人、店员、铁路工人、搬运工人和手工业工人)约 1 万人先后参加了清查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在 6 月 4 日的群众示威游行中,工人高呼“还我青岛、挽回国权”的口号,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1924 年 11 月 25 日,云南省政府决定对卷烟业加税,昆明德源、德春祥等烟厂以停业进行抵制,致使 800 多卷烟工人生活陷入困境,工人们便联合起来写呈文,要求省政府豁免税收。同时说服厂方适当增加税额,通过合法斗争,省政府被迫同意把增加的税率减半征收。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昆明, 云南青年努力会发动昆明工人、学生和各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7 月 15 日,昆明举行云南援助沪案联合会大会,昆明工人提出惩办凶手,赔偿损失, 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禁用日、英两国货物,收回领事裁判权和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要求。他们还积极参加了声援广州、香港工人的斗争,显示了昆明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在政治上的觉醒和逐渐成熟,并为中国共产党在昆明建立党组织奠定了阶级基础。


两个传播的阵地:云南青年努力会和云南革新社

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特别是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云南省内一批革命青年也积极行动和组织起来。

1924 年底,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图书馆管理员李国柱,以“唤醒云南青年”为宗旨,在省立第一中学进步学生中秘密组织了“云南青年努力会”, 并先后在学校和单位发展成员,成立支会或小组。到 1926 年底,会员几乎遍及昆明各中等以上学校,成为领导云南青年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1925 年 8 月,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派上海南洋大学云南籍学生、上海学联主任委员、共产党员张永和(张致中) 等人回昆明,宣传“五卅”惨案真相,了解云南情况, 联络进步学生。通过交往接触,张永和认为云南建立共青团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特别是在张永和的启发和引导下,李国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张永和返沪之前,先后介绍李国柱、陈祖武、吴澄、严英俊等加入共青团, 并指定李国柱为在昆明发展共青团组织的特派员, 负责团的工作。张永和回到上海后,向共青团浙江区委书记贺昌汇报了李国柱等人的团的关系。不久, 团中央和李国柱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9 月,团中央批准在云南建立共青团特别支部,李国柱任书记。1926 年 1 月,李国柱向团中央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2 月,经团中央党组织批准,李国柱成为在云南省内入党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和云南革命青年之间建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使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有志青年找到了照亮航程的灯塔。共青团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还使“云南青年努力会”由一个进步青年组织,逐步发展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

1925 年秋,云南旅京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复生、王德三、杨青田、李鑫等积极倡议和筹划成立云南旅外进步青年组织,在北京成立了“云南革新社”, 总社设在北京 , 社员总计达 100 余人。总社主要负责人为王德三、李鑫、王复生、杨青田。10 月 1 日, 云南革新社在北京创办了社刊《革新》(半月刊), 王德三等人在《革新》上先后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革新》先后出版 7 期,每期印刷 1000 份, 绝大多数邮寄回云南,对启发省内青年投身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云南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1926 年3 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和组织发展的需要,云南革新社改名为新滇社,并加强了党对新滇社的领导, 社内成立了党团组织。《革新》半月刊也更名为《铁花》。革新社(新滇社)和云南青年努力会在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促进了云南青年和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同时也培养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昆明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经过几番周折和充分准备,1926 年 11 月 7 日,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9 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李鑫、吴澄、周霄、杨静珊 4人在昆明市平政街节孝巷 24 号(今 55 号)周霄家里召开第一次党员会议。会议由李鑫主持,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和陈延年的指示,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由吴澄任特支书记,杨静珊为秘书, 周霄、黄丽生专任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还决定把周霄、黄丽生两家的住宅作为特支的日常工作机关。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在昆明的建立,标志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把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的云南,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