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

第4章: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 惊心动魄 力挽狂澜——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 霍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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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西安事变60周年。60年前,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受中国红军和人民杭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和平解决这次事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它是“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同志大智大勇,亲临西安,为和平解决事变,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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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中央决策

贯彻我党主张


    早在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便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9月l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通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反蒋抗日’口号是不适当的,在新形势下,我们的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显得尤为迫切、重要和可能。

    其时,如何处置蒋介石,十分敏感,是整个事变的首要问题,是和与战的关键所在.南京主和派要求保证蒋的安全,立即放蒋;南京主战派,力主讨伐”.欲置蒋于死地,且兵入渡关,空袭渭南,而地方各实力派及社会各界,就是张学良、杨虎城内部亦意见分歧.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维护张、杨,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周恩来分析了国内外各种势力可能出现的对事变的种种反应,提出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稳定和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推动他们赞成团结抗日。我们党应该在实际上起领导作用,准备走上公开政治舞台。他的盒见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会议主持人张闻天的明确支持.与会者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定了“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起来气把局部的抗日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奠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即与张学良等初步商定对南京方面六项要求:

    一、立即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苦

    六、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议.

    同时,周恩来还建议“答应保蒋安全”来稳定局势争取多数。但策略上可以声明“如南京进一步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会谈后,周恩来连夜电告中央。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介石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所)能奏效,实属显然”“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施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施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电报宣称:“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这个电报表明,中共中央吸取了周恩来提出的正确意见,对蒋的处置问题作出了新的决断。12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独立自主、完整地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保证蒋介石安全是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环节,保证其安全,和谈才能进行,并通过蒋控制主战派,实现国内和平,进而实现“逼蒋抗日”的目的。周恩来同志在远离中央的情况下,形成和平解决事变、妥善处置蒋的新构想,提出一系列使事变转向和平解决的正确主张.为我党完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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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张杨义举结成三位一体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的“文寅电”到保安后,毛泽东、周恩来即复电张学良,拟派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14日,毛、周致电西安方面,提醒他们注意潼关南京方面的军事行动。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15位红军将领通电指出事变起因“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兰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赞扬张、杨八项主张,揭露亲日派阴谋,表明红军愿“与贵党贵军联袂偕行,共处民族革命之战场”的主张.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当晚,张学良设宴招待周恩来一行,宴后,周恩来即与张学良进行了首次会谈,通宵达旦.18日,周恩来等前往杨公馆拜会杨虎城,竟日长谈。

    在三方会谈中,周恩来代表中共充分肯定张、杨的爱国热忱,肯定发动西安事变是爱国的正义举动,表示支持张、杨。周恩来与张学良具体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事变的两种前途,说明有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应力争好的前途.周恩来透彻精辟的分析,使张学良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更清楚了.逼蒋抗日的信念更坚定了。杨虎城将军对联共、反蒋、抗日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对放蒋介石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思想上有顾虑。周恩来表示理解.在充分分析了形势后,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蒋介石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本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力量,,蒋介石纵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后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于是三方在和平解决事变,逼蒋抗日的认识上达到一致。三方会谈中还涉及了军事部署问题。周恩来保证:如南京方面挑动内战,在任何情况下,中共都信守三方协议,联合抗击南京政府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并作出妥善安排。从此,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结成“三位一体”公开联盟。

    “三位一体”是事变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它对稳定西安局势,推动事变向和平抗日方向发展起着决定作用,是和谈的客观保障周恩来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的建议意见在联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杨虎城称他为“周圣人”.推崇备至,经常派王炳南代表他向周报告情况,事无大小都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张学良对周恩来大公无私的品格和卓越才能更是钦敬,20年后他还说周恩来“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在刚到西安20多小时内,周恩来就通过积极工作,把已初步形成的三方联盟变为公开的“三位一体”,巩固了三方关系.为和平解决事变铺平了道路。他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至今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阐述救国道理

呼唤共赴国难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中一些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及部分社会人士不能理解和接受,就是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也对此缺乏思想准备。为说服教育他们,周恩来同志倾注了不少心血。他经常找这些同志谈心,阐明和平解决事变的道理,告动和他们共产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要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挽救民族危亡,勉励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他直接指示王炳南同志要加强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八项主张,他派汪锋同志到渭南阎撰要团当政委,要求该团利用党团员多的有利条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何应钦的进攻,争取三五天时间,以利代表团在西安开展工作.他还指示共产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编印有关西安事变意义的小册子广泛散发。对报纸、广播电台发表的宣传纲要,他均亲自审阅。有个自称“雷电社”的电台,宣传狂热口号,宣扬什么古城西安红旗飘飘,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客观上为敌人攻击西安事变提供了口实。周恩来指示刘鼎查找这个电台.后发现是几个东北军青年私自搞的,经耐心说服,取消了活动.

    周恩来和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的工作,激发他们爱国情绪,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12月18日,他就走访了东北军将领卢广绩。十七路军一些军官,要求杀掉蒋介石,甚至准备闹事,说什么:“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周恩来毅然来到这些军官中,循循善诱,说明逼蒋抗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些军官大多赞同了中共主张。一位军官还激动地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不讲多的,光10年内战,他杀了多少共产党员?可真是血海深仇啊里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并向周恩来行了个军礼。

    周恩来领导中共代表团,每天早出晚归,废寝忘食,不但积极作上层人士的工作,还深入到各抗日团体、机关、学校中去.广泛宣传我党主张。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头几天.就接连会见了杜斌永等各界知名人士20多人。

    由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紧张而有效的思想宣传工作.逼蒋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燕得了各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中共的主张成了民众的心声,为事变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积极开展和谈

促进国共合作


    1936年12月20日,南京政府要员宋子文来到西安.他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素与亲日派有矛盾,是可以在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作用的特殊人物,争取他,对和谈是有意义的。周恩来同宋子文的代表郭增恺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耐心地阐明我党力主和平的方针,让宋子文认清国内外形势,权衡利害,劝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扰日,共产党全力以赴,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对中共方针大为赞赏,飞返南京后,到处赞美周恩来如何如何。这次会谈消除了“三位一体”与蒋介石和谈的障碍,迈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一步。

12月30日,西安谈判正式开始,首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六项主张: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表示同意和承认这六条,但要转告蒋介石。在此以前,12月24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回本部处理内部事务,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会谈中,周恩来提出同蒋介石会面,经宋子文转达,约在蒋介石的住处会见.当晚,蒋、周会面.周恩来先向蒋说七“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立即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蒋介石随即表示下述意见,“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更我指挥;由宋、张全权代表我与你解决一切;我回南京,你可以直接去谈判.”这次会面,时间不长,但在和平解决事变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12月25日,周恩来将情况电告中央。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周恩来以其驾驭事件的高超才能和非凡胆识,取得蒋介石本人答应“六项条件”的成果,奠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牢靠基础。12月29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指出:“一、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一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新的变动就在:子.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丑,亲日派遭受一致命打击,寅,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缓慢地,即保持中间之基础)……七、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导者。”周恩来同志的电文,为我党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形势,进一步促进国内和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提供了丰富、正确的思想。

    之后,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身份,直接与南京政府谈判,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奔走,多次奔波于西安、南京,延安之间.

    1937年3丹,周思来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热烈欢迎。1937年了月1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恒共合作宣言》,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抗日基本主张,同时重申了我党为实行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7月17日,周恩来等赴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等合作问题进行会谈。9月23日,蒋发表宣言.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二力挽狂澜

光照千秋


    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古城西安陷子极其紧张复杂的局面中,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以冷静的态度对待和处理面临的复杂形势和问题。周恩来深知坚定杨虎城的立场,协助他稳定局势,统一东北军、长七路军上下认识,维护西安方面的内部团结,是促使事变沿着和平解决的方向继续前进的关键。他和杨虎城频繁接触.对杨的处境极表同情,热情地支持和协助杨虎城工作.他和杨虎城等高级将领协商,由杨领衔于1937年1月5日向南京发了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扣押张学良和妄图挑起内战的阴谋同两军高级将领共同商定组成三方面联军,拟定联军作战方案,作好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两军高级将领,特别是东北军军师长以上情况复杂,思想不稳定。这些人掌握军政大权.可以左右局势,做好这些人的统战工作十分重要.为此,周恩来多次找他们谈心,开导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他不辞辛苦,通过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深人部队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在一次两军校级以上军官讲话时,竟达6小时之久.1937年1月27日,孙铭久等人包围代表团,大哭大闹,长跪不起,请求红军帮他们打仗.当时,主战派呼声颇响,周恩来及时采取灵活措施,底得了大多数友军将领的理解。但孙铭久等人不顾大局,发生了枪杀主和将领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几个青年军官又冲进中共代表团驻地,直奔周恩来办公室。看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周恩来立即明白这是搞所谓“兵谏”来的,他非常气债,拍案而起,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了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在犯罪”一番话击中他们的要害.接着周恩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他们自惭不已,流着眼泪跪下向周恩来认错谙罪。随后,孙铭久也来到周恩来处,跪地请罪。为避免扩大事态,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当机立断,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孙铭久等几个为首肇事者送出西安。同时在周的支持下,杨虎城用军事力量压迫东北军卫队撤离西安,使矛盾双方失去对立面,也就及时避免了一场东北军的“同室相煎”。王以哲被害以后,西安城顿时增加一层恐怖气氛。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应付严重的局势,亲率代表团成员到王以哲家吊唁。王以哲尚躺在血泊里,家中乱作一团,周恩来产刘鼎、李金德等料理后事,设灵堂祭奠死者.中共代表团和周恩来的关切和诚意,使王以哲的家属和老一辈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周恩来迅速果断的行动,表明了我党的立场,从而揭穿了敌人的阴谋,有利于稳定人心。扭转危局。

    2月8日,中央军进驻西安,国民党特务四处张贴反动标语,宜扬“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西安事变大肆诬蔑。周恩来立即去见“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当面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要干什么?迫使顾祝同不得不立即找来政训处人员,当面“申斥”并下令立即取消全部反动标语.周恩来大无畏精神和革命家胆略,煞住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周恩来同志这种忠心耿耿坚定不移地为国家、为民族的最大利益而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这种为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争取巩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而努力不懈的顽强的战斗意志,特别是在张学良被扣,杨虎城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风雨同舟的精神,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杨虎城本人的巨大帮助,使杨虎城和所有在西安的朋友们、同志们都深深感受到: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经过和多天艰难曲折的斗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终于胜利完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使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干新纪元”。而周恩来同志为此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的悼词中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思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高度评价了他的历史功绩.(文中的引语引自《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传》、《中共党史资料》、《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杨虎城将军传》、《张学良和东北军》、《张学良在台湾》、《西安事变简史》、《西安事变史话》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