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论是非 不徇好恶

文/大 野  

2017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共迎丁酉新 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凡 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 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参政党 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 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 同志们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 客观反映情况。” “惟论是非,不徇好恶” 出自《明史》卷《骆问礼传》, 是明人骆问礼上隆庆帝奏书中 的一段文字。原文有十条,这 是其中第七条:“士习倾危, 稍或异同,辄加排陷。自今, 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 众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 则公论日明,士气可振。”这 份奏疏在当时及其后能够引起 较大反响,并流传至今,最主 要的原因是骆问礼在奏疏中敢 于讲真话,道实情,直抒胸臆, 言为心声,而且大力提倡讲真 话,建诤言。当然,骆问礼也 为这份奏疏付出很大代价,因 为意见太过尖锐,不留情面, “帝 不悦,宦侍从中构陷”,他由 京城七品言官被贬谪到僻远的 楚雄任九品知事。 “惟论是非,不徇好恶”, 在过去是一个言官应有的宝贵 品质。国家花钱养言官,就是要 他们批评与监督政府,批评君主 与百官的过失,对诏令与奏折进 行审查。要干好这个活,不辱使 命,不愧对俸禄,最重要的就是 讲真话,建诤言,起到应有作用。 因而,唐代要求言官:“进思尽忠, 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宋代规定:“凡择言官,当以三 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 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 明代 强调,言官“必国而忘家,忠而 忘身”,“正派刚直,介直敢言”。 “惟论是非,不徇好恶”, 就是要讲真话,建诤言,这无论 对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 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听不到真 话、诤言,没人敢发表批评意见, 听到的都是一片恭维之声,奉承 之言,那就等于成了聋子、盲人, 懵懵懂懂的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盲 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很 危险的。《孝经》第十五章《谏诤》 云:“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 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 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 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 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 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 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 不争于君”。可见,诤友、诤臣、 诤言于国于党于民之重要。 于今而论,沧海桑田,时 过境迁,昔日的言官制度早已 不复存在,但那些优秀言官“惟 论是非,不徇好恶”的求实作 风,敢于建言、勇于担当的卓 越品质,忠而忘身、不避斧钺 的胆识勇气,却是不会过时, 仍有时代价值。“惟论是非, 不徇好恶”,不仅是对参政党 的要求与期望,更值得我们的 各级政府官员和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继承发扬。不论是议论 国是,探讨大政方针,考量国 家政策,监督各级政府,都应 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积极 建言建策,敢于批评监督,勇 于发出不同声音,切实做到“论 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 , 不 论成败;论万世 , 不论一生”。 切勿尸位素餐,做只会取圣旨、 领圣旨、得圣旨的“三旨相公”; 更不能从无建树,做只会“见 面握手、表决举手、通过拍手” 的“三手代表”。 “惟论是非,不徇好恶” 的人多了,就会言路宽,监督实, 人气旺,风气正,形成人人负责, 个个担当,无人敢偷懒,无人 敢懈怠,群策群力干事业的大 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