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瑞与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文/曹建平

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1912-2004),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 14 岁入团,16 岁转党,一心一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不懈奋斗。无论是在险象环生的民主革命时期, 还是在波澜起伏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马文瑞经受了种种艰难曲折乃至生死的考验,始终不改初心。他立场坚定,意志坚强,生命不止,奋斗不已。此文不说他前期大半生不平凡的业绩,只说说他晚年成立和主持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若干事迹,从中可看出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老战士永不变色的人生。

 

一、牵头成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批判“四人帮”、否定和纠正“文革”的错误的同时,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股思潮虽受到邓小平的有力批判, 但也得到党内某些领导的偏袒和纵容,因而时起时伏,绵延不绝。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由于个别主要领导有意淡化思想政治工作,一些自由化“精英” 日趋活跃,纷纷出来办讲座、写文章、到学校作报告, 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一部丑化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和文化、鼓吹全盘西化的电视片《河殇》,也在主流媒体上一再播放推崇。自由化思潮日益蔓延, 造成了思想混乱。青年学生乃至不少年轻干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历史, 对党的优良传统不了解, 辨不清是非,有的干部在社会大变动中完全迷失了方向,蜕化变质,成了腐败分子。马文瑞对此忧心忡忡, 认为如再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宣传党的优良传统, 不批驳自由化谬论, 不仅党的优良传统得不到继承和发扬,就是老一代奋斗的成果都要付诸东流,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就有可能在中国得逞。

当时马文瑞还在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任上,与他有同感的还有许多老同志。1989 年 3 月的一天, 几个在延安长期工作生活过的老同志王甫、李鉴、田方等来找马文瑞,谈了筹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设想,并请他牵头。马文瑞那年已 77 岁,除了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有些其他挂职,身体也不大好,但考虑到这是协助党作思想政治工作,还是慨然答应了。

筹备工作是繁杂的,一切都是白手起家。马文瑞答应牵头以后,把自家的客厅当成了临时筹备办公室,对工作紧抓不放。他对参加筹备的同志说:“我们要用延安精神来筹备延安精神研究会!”联系老同志,推荐会员,起草章程和倡议书……马文瑞多次主持会议,研究问题,布置和检查工作,亲自审阅和修改有关文稿。就在他们紧张忙碌的时候,发生了“八九风波”,工作停顿了一段。

“八九风波”更坚定了马文瑞筹建和办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决心。他后来回忆说:从风波中,“我更感到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延安精神进行深入和广泛宣传的必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正是通过否定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来达到否定我们党、否定我国革命的目的。我们就是要通过宣传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来继承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辨是非、抗腐蚀的能力。”

从当年 12 月开始,筹备工作恢复。他对参加筹备的同志说:“我们这个团体从一开始,就要提倡扎扎实实做工作,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在传播延安精神方面,要拿出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 他还带领王甫、杨植霖、李鉴等去看望彭真同志。彭真可说是马文瑞的老熟人、老上级,早在延安时期, 彭真曾担任中央组织部长,马文瑞曾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马文瑞向他汇报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筹备情况,并请他担任名誉会长。彭真热情地说:

“我完全赞成和支持你们成立这个组织,也赞成你们筹委会的几个人。”他因身体不大好,原说只做顾问,后来还是痛快地同意担任名誉会长。在此期间, 中央办公厅和中办信访局的负责同志还同意借几间房子给即将成立的延安精神研究会办公。这些都使大家深受鼓舞,加快了筹备进度。

1990 年 5 月 8 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政协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约 200 人出席。马文瑞在会上作了提为《重振延安精神,发扬民族正气》的讲话。他在讲话指出,“去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那场风波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丢失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实在太危险了。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成立, 说明党对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重视和加强,说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已经引起我们大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 他把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成立, 看作是党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之一,也是老同志和“社会各界”重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步具体行动,他赋予延安精神研究会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是可想而知的了。他阐述了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延安精神的由来和历史意义,阐述了我党三代领导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延安精神的高度重视和一贯倡导以后,进一步阐明了弘扬延安精神对我国当前和长远的意义: “延安精神能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大思想支柱。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 十分需要把延安精神推广到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广大青少年中间去,不断地扩大能够继承革命传统、具有高尚革命风格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生力军队伍。坚持这样做下去, 对于我们发扬发奋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对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永远高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旗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马文瑞的讲话,讲到延安精神对我国和世界革命的意义, 是密切联系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的, 有着很强的针对性。正如他在以后回忆时说的:“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强大的经得起考验的精神支柱,就不能把千百万人的思想凝聚在一起,就抵挡不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从而导致亡党亡国。这不再是危言耸听, 而是一个已被充分证实的现实问题。”他把宣传、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与中国永远坚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会上宣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给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题词“坚持实事求是,牢记群众路线”; 宣读了彭真的贺信:“祝贺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成立, 这是一件大事。”随后又收到李鹏总理的题词:“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在这个会上,在热烈的掌声中,马文瑞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会长,王甫、杨植霖等四人为副会长,李鉴为秘书长。

 

二、主持研究会开展初期的活动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最初会员,大多是党内老同志,不是离休,就是退居二线,身体也有不同程度的毛病。马文瑞反复考虑,如何把大家组织起来, 既适应他们的身体情况,又能参加活动,发挥作用。他想到了全国政协组织委员活动的办法,在常务理事会上提出: 可建立若干委员会, 根据会员的特点和专长, 吸收他们参加不同委员会的活动。在大家赞同下,成立了理论研究、宣传、文化活动、组织联络、经费管理五个委员会, 由副会长或组织能力强的同志担任主任。各委员会的建立健全, 为延安精神研究会开展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延安精神研究会开展的第一场活动,就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69 周年座谈会,于当年 6 月 27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事前马文瑞特邀彭真参加, 并请他“讲讲话”。出席的有延安精神研究会的顾问、理事和部分理论工作者。马文瑞主持会议, 开门见山谈了会议的主旨:“纪念党的生日,研究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88 岁的彭真头脑清晰, 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从什么是延安精神讲起, 进而谈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由来,着重分析了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他说:“我们发扬延安精神,是为了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要根据现在的‘实事’去求现在的‘是’。”面对当时苏东剧变的严峻形势, 他冷静而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事实。但是,事情在激烈斗争中继续发展。从长远看, 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 世界不会走向黑暗,而是走向光明。”他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后,满怀信心地说:“不要相信什么共产主义大崩溃的叫嚣, 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最后崩溃的绝不是共产主义, 而是帝国主义。”彭真的讲话,不仅指明了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方向,而且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分析,作出了有力的回答。讲话说理充分,鼓舞人心,整理成文后不久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文瑞对彭真的讲话十分重视。他在会议结束时总结说:“彭真同志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他把延安精神与国内国际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讲得极其深刻,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他联系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任务,再次强调:我们研究宣传延安精神, “最重要的是要联系实际”,否则,光回忆过去, 搞纯学术研究,“就没有多大用处。”进一步强调了延安精神研究会工作联系实际的重要性。

在主持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初期,马文瑞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还兼任政协法制委员会主任, 会议多, 任务重。但他总是挤出时间来考虑和安排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他要求各委员会按照“ 联系实际、重点面向青少年”的总要求,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一些大的活动,他不仅和大家一起筹划, 还尽力亲自参加。如 1990 年年底,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建议》和随后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纪念活动《通知》中,再次向全党提出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切实搞好党的建设, 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贯彻这两个文件精神, 马文瑞和各位副会长一起研究, 决定召开一次“ 延安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由理论委员会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的辛勤准备,1991 年 7 月 1 日,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一届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开幕,历时 4 天。经与有关部门联系,马文瑞还安排出席研讨会的同志列席了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大会, 聆听了江泽民的报告,并进行了认真学习讨论。

在会议最后一天,马文瑞作了总结讲话。他充分肯定了研讨会取得的成果后,针对社会上和与会人员中的某些模糊认识,谈了自己的意见。如有人对“和平演变”的最大危险来自哪里不大清楚。他认为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相比,我们内部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更危险,更值得警惕。他说, 西方敌对势力“ 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活动, 从来未停止过,过去搞,现在搞,将来任何时候他总是要搞的。我们国内也总有那么一些人进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如果据此你就说主要危险是敌人的和平演变, 那就没希望了。中国有句古话,‘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主要危险还是来自我们内部,是我们自己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这种坏作风,必然要脱离群众,有利于敌人搞渗透、演变和颠覆。”他指出,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群众基础,我们党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因而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起依靠群众”,“和群众一条心”,我们就能永远保持我们的政治优势, 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比拟的,因为那里是剥削阶级掌权。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清楚的说明。他强调, 我们延安精神研究会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同“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开展坚决的斗争。也有人急于传播延安精神,埋怨某些领导重视、倡导不够, 甚至因此产生了消极情绪。马文瑞也及时给以引导: 继承、宣传和发扬延安精神, 主要还是靠党的各级组织来抓,延安精神研究会在这方面“起协助的作用, 促进的作用”。大家要克服困难,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做出了成绩,才会更引起领导的重视,这样“就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作为,甚至是大有作为的。” 他的话, 既摆正了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位置, 又激励了大家做出成绩的积极性。

根据马文瑞一再提出要做好青少年工作的要求,宣传委员会组织一些身体较好、有一定宣传教育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分别到大学和中小学,给学生们作报告、开座谈会、讲革命先辈在延安艰苦奋斗的故事, 针对不同对象, 通过各种形式, 宣传延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

延安精神研究会在马文瑞主持下,各委员会都积极开展工作。到 1991 年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 理论委员会举办了“ 延安精神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研讨会,还在 1991 年 8 月经有关单位批准, 举办了一期青年干部培训班, 培训了从全国招收的100 多名学员。文化委员会与有关单位合作,于同年 5 月举办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高级研修班”,虽只有 20 多人,却都是各地文艺理论界和宣传政工部门的骨干。宣传委员会组织人员写了许多文章,还拍了电视片,在报纸、电台和电视上宣传延安精神。他们组织老同志去学校宣讲延安精神, 1990 年下半年,老同志到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作报告、开座谈会 5 次,到中小学作报告、讲故事, 协助他们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就更多了。组织联络委员会与首都部分企业、高校建立了联系点,同上海、天津、云南等五省市及两个地级市新成立的延安精神研究会建立了联系,加强了信息交流。此外,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还组织了一批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编辑出版了《延安颂歌》、《弘扬延安精神》等一批书籍。这些活动,把对延安精神的宣传搞得既红红火火, 又扎扎实实, 既有一定的声势与规模,又脚踏实地,卓有成效。如参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高级研修班”的学员在他们所写的“学员学习总结报告”里说:通过研修,“我们找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方法,这就是让老一辈革命家把延安精神的接力棒传给跨世纪的一代。” 同老同志一起座谈延安精神的一位北大学生说:“在今天座谈延安精神,就是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从而把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真正落到实处。

从 1989 年到 1991 年,党和国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尤为严峻。“八九风波”后,美国带头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国内,一些年轻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 思想疙瘩没有解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落感”。

而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落入低谷, 有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陷入彷徨, 有的党员也理想动摇,信念消解,“共产主义是乌托邦” 之类的流言也冒出来了。马文瑞团结一批老同志, 不顾耄耋高年,不辞辛劳,高举延安精神的旗帜, 坚定地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协助党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身体力行,积极做青少年的工作

1993 年初,马文瑞从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上退下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上了。有人来看他,说:“这回可以好好休息了。” 马文瑞笑着回答:“说来不信,现在比以前更忙了!” 这说的也是实话。

马文瑞退下来以后,对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抓得更紧更细了。他身体力行,要求别人做的事, 他带头去做。如对延安精神的研究, 他曾在不同的会上多次呼吁,要下大力气研究,“即使是在延安长期工作和生活过的老同志,也要联系实际不断总结提高,要出新成果。”他自己就下功夫认真研究, 并发表过多篇文章。如对延安精神内涵的看法, 在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只强调了坚持革命理想和艰苦奋斗、顾全大局的精神,而在 1998 年发表的《再谈延安精神》中,他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包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大优良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都概括进来了,可以说更丰富更全面了。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宣传延安精神,最要紧的,还是做好青少年工作。为此,他下了最多的功夫。

张家口第六中学在解放军校外辅导员袁宝莹的帮助下, 长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学习和弘扬延安精神的活动,取得了成绩。马文瑞知道了很高兴, 不仅欣然为该校题了词:“弘扬延安精神,培育一代新人”,进行鼓励,还应学生们的要求,为他们办的小报《砥柱石》题写了报名。在接到孩子们的感谢信后, 马文瑞又及时回信, 肯定他们学习延安精神取得的成绩, 勉励他们继续努力, 继承党的革命传统,刻苦学习,从小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长大做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1993 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张家口市的部分中小学组织了步行去延安和陕北的“追寻毛泽东足迹冬令营”、“东方红故乡行春令营”、“光明颂夏令营”等系列活动。马文瑞对他们的活动表示支持,还为他们冬令营的营旗题了旗名。这年春节期间, 袁宝莹带领张家口几所小学的少先队员们打着马文瑞题写的“追寻毛泽东足迹冬令营”的营旗来到北京。马文瑞和夫人孙铭在家里热情接待了他们。在客厅里, 马文瑞对孩子们问寒问暖,给他们讲老一辈在延安艰苦奋斗的革命故事,孙铭还给他们作了画。

在中央下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后,马文瑞认为,文件很好,关键在落实, 对青少年进行延安精神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抓手。他同李鉴商量,把延安精神编成一套对中小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德育辅导教材的可能性。经酝酿后,1994 年底,他给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写信,谈了他们的设想:“在贯彻《实施纲要》和《若干意见》方面, 我们认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把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青少年的任务更好地承担起来。” 信里还谈到,他们准备约请教育界同志来集中编写,按小学、初中、高中编为三种, 以适应中小学德育教育的需要。此事得到李岚清的大力支持,他批给国家教委,国家教委复函同意, 认为“对中小学进行发扬延安精神的宣传教育意义重大”。他们会“在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时,统筹安排”。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决定委托陕西几所大学编写。为了落实这件事,马文瑞以 80 多岁高龄,连续去西安三次,与省委、省政府负责教育的同志商谈, 约集大学、出版社领导开会、同编写教师座谈,商讨布置,督促检查。经过 4 年的努力,终于编写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丛书一套,共 5 册,经教育部审查部分清样后定稿。1999 年初,教材出版,马文瑞再次向李岚清写信报告了结果。教育部也复函, 将这套丛书作为中小学图书馆必备书目,由教师推荐学生阅读。为此,马文瑞亲自写了《可亲的良师益友》一文,于当年 5 月在《中国教育报》发表, 向中小学广大师生作了热情推荐,同时把他认为“编写得很好”的《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书推荐给大学生们。

1995 年年 10 月,马文瑞看到一个内部材料,里边摘录了北京某高校一个文科博士生的话,说近几年马克思主义没人理了,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被冷落, 老师还在搞,讲了没人听,写了没人读,觉得很可怜。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讲马克思主义!不仅可怜, 而且可笑。有学生偶尔看马列书的,见有人来了, 赶紧用别的书把马列书盖住,怕人家笑话。

马文瑞看了,心情很沉重。他几次在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会议上讲起这件事, 不无愤慨地说,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四个坚持” 的基本内容之一,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指导地位, 在高校研究生中竟然处境如此尴尬, 不要说起到指导作用,连一席之地也没有,这是正常的吗? 我们的教育不值得反思吗!他提出加强与大学的联系, 大学已成立延安精神研究会或小组的, 多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让他们总结经验;没有成立的, 寻找机会, 创造成立的条件。为了促进延安精神在高校的传播,他提议举办一次高校经验交流会。

1996 年 6 月 5 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75 周年的前夕,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有十几所高校延安精神研究会或研究组参加的“高校弘扬延安精神经验交流会”。出席的有部分高校领导和学生。马文瑞听取了学校的经验介绍, 最后作了《高校应成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重要阵地》的讲话。

马文瑞在讲话中,结合国内外形势,重点阐述了延安精神的内涵及在高校弘扬延安精神的必要性。他指出, 以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基本内涵的延安精神, 在今天的新时期是重要的, 在高等学校更需要。他以当年的延安为例, 那时在延安办了十几所培训干部的大学,首先加强了以上内容的教育, 使他们树立了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后都成为党政军群各方面的骨干,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说:“我们的高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阵地,也应该是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阵地。现在的青年学生,就是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管理者、领导者,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一代的状况。”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用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延安精神教育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他说, 现在高校开的课程多,这都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 应该教好学好。但他认为,“首要的是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就是真正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否则,功课虽好,“满脑子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想,根本不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那靠他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希望, 我们的大学也可以说办失败了。

马文瑞的话说得很尖锐,但他也确实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大学应该怎么办?为谁办?为谁培养接班人?在他看来,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 应该是又红又专, 既能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又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人。要做到这一点, 就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解决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他认为在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同时,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且要理论联系实际地反复学习。”对于如何教好学好马克思主义, 他也提出了中肯而切实的意见:“一是要选好教员, 就是配备有党性、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为人师表的人来教此课。二是党组织、团组织应该当作大事来领导、配合、进行活动。”面对当时高校存在的一些问题,他的话讲到了点子上。

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 10 周年的前夕,延研会办公室把马文瑞宣传延安精神的重要讲话和文章收集起来,编了一本 20 万字的著作《马文瑞论延安精神》,受到会员们的欢迎。在马文瑞的带动和支持下, 会员们勤奋努力, 结合社会实际大力宣传延安精神, 写了许多文章和著作, 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扩大了延安精神的影响。据 2000 年 5 月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 14 个省、区、市,12 个地、市,43 所大专院校成立了延安精神研究会, 还创办了发行全国的《中华魂》杂志,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研究宣传网络。

1999 年后,马文瑞感到身体明显衰弱了。在当年的一次常务理事会上, 他提出自己年龄大了, 精力不济,明年换届要推选一位新会长,请大家酝酿。大家认为“最好能找到一位威望高的老同志来担任。” 可几次讨论, 提出的几个人选都未能落实, 最后还是推选马文瑞为第三届会长。马文瑞始终把延安精神视作是党的优良传统的代名词, 不顾身衰体弱, 还是尽最大努力来抓工作。1999 年年底,他应《中华魂》杂志之约,写了《让延安精神在新世纪再筑辉煌》的文章。里边说:“真正把延安精神当作精神支柱的人, 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不了的, 我国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变,就是最好的证明,连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一定要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打破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他正是为此不懈奋斗。到 2003 年 10 月病重住院、距报病危只有 16 天的时候,他还为宁夏延安精神研究会写了“继承革命传统,弘扬延安精神”的题词。2003 年 11 月 19 日深夜,马文瑞从昏睡中醒来,头脑似乎格外清醒。他抬手示意让人扶起, 要笔想写什么。在身边陪伴的女儿延红赶紧拿纸贴在硬纸壳上, 送到他面前。他费力地拿起笔,颤抖着写了“我想延安”,还加了一个感叹号。这是他生前写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表达了他对延安、对延安精神、对党的优良传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无限深情! 此后一个多月, 他大都处在半昏迷之中,2004 1 3 日去世。马文瑞, 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老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了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