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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筹建红色空军

  • 时间:   2019-01-10      
  • 作者:   刘圣化      
  • 来源:   老航校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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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当时中央特别重视干部的培养工作,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了十多所革命学校,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及解放全中国,不断提供党、政、军所需要的具有各种专门技能的革命干部,经验是宝贵的。这段时间,我就在延安及其周边地区参加革命教学;其中还参加了秘密筹建我国空军的工作。

第一站是军委工程学校

照片 1:当年,工程学校教学用的大窑洞。.JPG 

 

照片 1当年,在安塞的工程学校教学用的大窑洞。

 

1941年6月,我在延安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已经学习一年多,突然校方通知我:停止学习,调我到另一个地方接受党的新任务;并写介绍信让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我去中央组织部交了介绍信。一个同志和我谈话。大意是我党领导的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陆军,现在党中央决定要筹建自己的红色空军。我们就是党选拔来参加红色空军的筹备人员。对外要绝对保密;对自己的亲人也不能暴露。这个筹建机构名称是军委工程学校,地点在延安北面的安塞县,去后还要学习。

我到安塞县军委工程学校报到后才知道,学校已经建立了一段时间(注:现史料记载,该校为1941年3月10日成立),形成了一定的教学秩序。教员几乎都是与飞机打过交道的。校长王弼、副校长常乾坤都是从苏联回来的,参加过苏联空军的老共产党员。王弼长于战斗机的设计制造,常乾坤是苏联空军的现役军官。教育长李国华(注:现有资料中,未查到此人信息)是在国民党空军中有相当级别的军官,中共地下党员;原是地下党派到延安来学习的,现调来参加我空军筹建的。助教两位,王连是朝鲜人,刘风是山东人。两人都是东北抗联战士,后被选派参加苏联空军培训,在苏联空军中任过飞行员。教员熊焰曾在国民党空军中任过机械师,对空军飞机进行过维修保养和修理;后到延安学习,入党,被选拔出来。

工程学校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高级班学员近二十人。我被分到高级班学习,培养目标是成为设计制造战斗机的工程师;初级班学员有六七十人,培养目标是战斗机的飞行员。由于依靠苏联帮助建设,当时主要课程是学俄语。王弼和常乾坤担任教员,相当一段时间内,进行军事步兵操练,体操锻炼身体,由两位助教领着进行喊口令,如立正、稍息、齐步走、向左转、向右转、跑步、立定等等,都是用俄语。由于航空人员需要较强健的身体,工程学院的伙食标准要高于延安的其他学校,经常能吃到肉,主食仍是小米,大家非常满意。

第二站是延安军事学院

照片 2:清凉山——安塞工程学校当年撤回延安时,即驻扎在这个山坡上;现已旧貌换新颜。.JPG 

照片 2清凉山——安塞工程学校当年撤回延安时,即驻扎在这个山坡上;现已旧貌换新颜。

照片3:刘玉堤站在宝塔山下的窑洞前,回到当年工程队驻地。.JPG

照片 3刘玉堤高兴地找到记忆中的宝塔山下的窑洞——当年工程队驻地。

 

工程学校存在的时间很短。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1941年9月(有资料为“10月”),将原抗大三分校、工程学校、炮兵学校合并为延安军事学院。由朱德总司令兼任校长,下设军政科、工程科、炮兵科三科,每科所辖队不等。工程学校教职工改为工程科,下辖一个工程队;军政科辖队最多,其中还有一个学员均系团级以上干部的,成为高干队;炮兵科所辖学员比工程科多,是原来炮兵学院改的。延安军事学院院部是过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清凉山驻地,大部分学员在那里,工程科与工程队合住在宝塔山半山腰的窑洞群里。

工程学校在安塞迁往延安时,人事进行了调整。我已被调出来,担任教员,给原来的高级班和初级班教课;合并到军事学院后,原来的校长王弼和副校长常乾坤改为工程科主任与副主任;正式的教员,除我和熊焰外,还有耿一凡(当时叫耿异豕)和吴元任。耿一凡曾肄业于北京铁道运输管理学院(即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吴元任曾在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初被派到新疆学习航空,后因局势变化,提前返回延安。原来的助教王连、刘风仍为助教。工程科主要管教学,并直接领导工程队。工程队由军事学院派出军事干部刘俊杰为工程队队长,肖琛为政治协理员,管理工程队的日常行政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工程科和工程队同属一个党支部,大家又推选我为党支部书记。这样我除了教学外,还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包含教职工和学员。这对我也是一种锻炼。

工程队学习课程除继续学习俄语外,还要学习语文、数学物理、航空原理,上政治课时高级班和初级班合在一起,用听报告的形式学习有关中国革命问题和时局形势。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以来,中央军委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依靠苏联帮助我们建立空军不现实,决定推迟对空军的建设;同时为了组织将来对日寇的反攻,需要培养准备一批军政干部,决定扩大和成立新的抗日军政大学总校。

第三站是绥德抗日军政大学总校

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晋东南武乡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和晋察冀抗大二分校、晋绥抗大七分校、晋鲁豫抗大六分校等,都迁往陕甘宁边区绥德县汇合,成立绥德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徐向前同志为校长,何长工为副校长,李井泉为政委。

在离开延安时,工程科及工程队都撤销了,有的同志被调到延安其他机关部门,有的同志被分到其他学员队,我被调到总校训练部政治文化教育科工作。

总校共有干部学员近4000人,学员被编为4个大队,每个大队有若干学员队,汇合后不久,总校将全校教师集中起来,集中训练,学习中央指定的整风文件。教员训练队由训练部长、政治协理员负责,下辖4个区队;我被任命为其中一个区队的区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整风学习运动一直进行到1944年年底,1945年恢复正常的军事和政治教学。

日寇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我随政委李井泉到晋中前线晋绥野战军司令部工作,所辖部队即原来的八路军120师,以贺龙为司令员,李井泉为政委。我除担任政委的秘书外,还兼管司令部机关的政治工作,任党的分总支书记。由于日军不向我军投降,而与阎锡山军队合流,我军向敌伪军发起进攻,参加晋中攻克汶水战役后,部队转移绥蒙,参加了围攻绥远、包头的战役,大同战役。我开始了军队的战斗生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建?现在根据各种报纸,包含《解放军报》登载介绍,都是说日本投降后,我军在东北黑龙江绥化(应“吉林通化”)日寇遗留的战斗机飞机场,创办的第一所航校开始。据我所知,军事学院工程科和工程队解散后,的确有少数人员仍未放弃创建空军的努力。我军进军东北后,在绥化(应“通化”)建立的第一所正式的航空学校,就有一些原工程科和工程队的人员参加。抗美援朝期间,我军自己培养的飞行员,就参加空战。曾以一役击伤击落敌机8架,立下显赫战功,被毛主席授予“空军战斗英雄”光荣称号的刘玉堤,就是当年军委工程学校的,后来军事学院工程队的初级班学员。

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以为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筹建,应该从1941年安塞军委工程学校算起,加上延安军事学院工程科和工程队,有近两年时间。当时任务十分明确:就是筹建空军。虽然条件十分简陋,也没有飞机,后来被迫中断;但其中一部分人员在日本投降后,仍然成为在绥化(应“通化”)建立第一所正规航校的骨干,也是以后空军和航空工业的领导骨干。王弼和常乾坤两位领导同志作为我国空军和航空工业的奠基人,是确确实实的历史事实。回顾抗战期间参加的革命教学工作,我把这一段历史作一个拾遗补缺。希望能对我国空军军史研究作一补充。

 

作者简介:

刘圣化,1923年1月生,中共党员;1936年9月参加革命,抗战时期为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教员,解放后曾任北京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此文选自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编辑的北京市教育界老同志抗战回忆录《亲历抗战》


注释:

1)根据现有资料记载:1941年,“工程学校于10月合并到抗日军政大学第3分校,缩编为一个工程队。抗大3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后,工程队也随之编为学院第3大队的工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