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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途中猪年过春节

  • 时间:   2019-02-11      
  • 作者:   大龙      
  • 来源:   重走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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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鸡鸣三省会议”博古交挑子、洛甫接党中央负总的责任

——红二十五军文公岭战斗获胜

1935年春节逢农历乙亥年(猪年),此期间,有两支红军队伍在长征途中——一支是中央红军,另一支是红二十五军。

先说说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1935年春节前的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的决议之一“取消由博古(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一决议被认为是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的标志之一。

根据遵义会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35年2月8日是春节期间大年初五),2月16日由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这就表明了1935年春节期间有大事情发生。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参与军事指挥。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意图使红军能够悄然北渡长江,摆脱围追堵截,北上四川。然而,1月28日,中央红军在土城(青杠坡)与涌来的川军从拂晓激战至黄昏,未能实现歼敌一部的预想,反而陷入被动的局面,遂根据毛泽东建议不再北渡长江,转而西渡赤水。1月29日拂晓,中央红军从土城、元厚场一带的多个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的序幕就此拉开。这时,离猪年春节还有6天。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分路行进。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长征途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由于这次会议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或许是现在还没有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会议是在先后几天里举行的,会议地点也就不止一处,而是涉及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地,故又称“鸡鸣三省会议”。

“鸡鸣三省”,即一地鸡叫,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川黔滇)皆闻,比喻三省地近邻。这段长征路上的“鸡鸣三省地”,指的是四川石厢子(叙永县石坝彝族乡)、贵州鸡鸣三省村(毕节市林口镇)、云南水田寨花房子(威信县水田镇水田村)。

陈云1935年2月在《(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记载:“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因此,召开这次会议的地域范围锁定在由四川古蔺到云南威信的行军途中。

刘英(后为张闻天夫人)在《长征琐忆》中谈到:“关于党中央组织领导问题,遵义会议决定由常委分工解决。到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庄子里,常委分工才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

专家学者对这次会议进行了许多研究,基本趋于一致的观点是这次会议的内容之一是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博古(秦邦宪)交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史称鸡鸣三省“博古交权”),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毛泽东、周恩来具体负责军事行动(后来,中央于3月12日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亦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指挥作战),原党内负总责的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会议还研究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

这次会议召开地(“鸡鸣三省”地)和召开时间有些争议,具体为三个:1935年2月4日在四川叙永县的石坝乡石厢子召开;2月5日在贵州毕节县林口镇鸡鸣三省村(解放后曾改称迎丰村)召开;2月5日晚上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附近的花房子召开。我们重走长征路,判断中央红军行军的到达顺序,应依次为四川石厢子→贵州鸡鸣三省村→云南花房子。

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这样记叙当时的情况:“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也有说,这是1962年5月毛泽东为郭沫若改文时谈扎西会议所说。)

2月3日(农历甲戌年除夕)傍晚,随左路行动的中央纵队从云南的摩尼镇出发,经过安基屯、东瓦沟、阿里普,行进70余里山路抵达川南的石厢子(今四川叙永县石坝乡,“鸡鸣三省”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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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厢子得名因村口如箱子形状的巨石

最先抵达石厢子的10多名红军,进街就开始宣传、书写标语、安定群众。下午5时许,中央纵队陆续到达。那时,石厢子镇只有75户人家,汉、彝、苗族村民400多人,其中70多家住了红军,遍街的街沿、过道、院坝、堂屋都住满了红军。在坪街上,红军总部驻扎在万寿宫,毛泽东住在肖有思家,中央通讯机关设在刘春和、刘会元、陈文中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驻在袁继武、彭海家,苏维埃纸币兑换处设在五圣宫,没收征发委员会驻在王连山家。前卫部队前伸至离石厢子10多华里的安哆槽、比基槽、吴家桥一带,后卫部队驻扎20里外的阿里普一带。红军宣传队在煤灰包召集群众演讲宣传,张贴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署名的布告。

红军召集老老少少村民们前来石厢子村公所,公审了压榨百姓的国民党税卡员肖宝之和恶霸地主彭正楷、周世成3人。李幺爸等人上台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他们欺压老百姓的罪行。控诉完后,红军指挥员当场宣布,将罪大恶极的肖宝之就地正法。随着村头的一声枪响,石厢子的老百姓一片欢呼。随后,在红军的带领下,石厢子的老百姓浩浩荡荡地分别涌到恶霸地主彭正楷、周世成家里,打开粮仓和镶金的衣柜,有的扛走粮袋,有的拿走衣服,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驻在离石厢子10多里的红一军团将吴桥镇团总吴联山家的肥猪杀了,特意挑选一部分送到中央纵队。石厢子的村民们也分到了猪肉,过了一个饱食的大年三十。

此时的中央领导们,心思当然不在年夜饭上,匆匆吃完饭,中央政治局领导们就集中到一起开会,从晚上一直开到2月4日(农历乙亥年初一)凌晨,在会议中除夕“守岁”。

2月5日(大年初二)凌晨,红军中央纵队从四川石厢子出发去往云南威信水田寨,因敌人盘踞碉楼阻击,红军便绕行崎岖小道,晚间抵达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今贵州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也是“鸡鸣三省”地之一),在靠近三岔河边的岩脚寨船闸房里继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也有说法,认为中央纵队没有在鸡鸣三省村停留,绕道还是抵达了云南威信水田寨,总部驻扎在水田寨西边约1千米的花房子(一幢建于清末的民居)一带。当晚,中央政治局在花房子召开会议。如今,在花房子旁立着的石碑上,其碑文:1935年2月5日,中央纵队进驻水田寨,中央政治局在水田花房子召开常委会,一是讨论常委分工,决定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二是讨论研究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并作出了决议。

无论说法有多少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1935年春节期间,由洛甫(张闻天)把博古(秦邦宪)替换下来,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军事上则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共同指挥,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总执行者。“鸡鸣三省”会议,组织上使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并成为事实上的军事指挥者。

形象的说法是“博古交挑子”——博古将装有中央文件、材料、印章等象征着中央最高“权力”的几副挑子(每副挑子有两只马口铁包角的上好的樟木箱子)交给了洛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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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丹桂村展示的两只箱子

我们寻访鸡鸣三省地,觉得“博古交挑子”(即交权地)在花房子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在这里展示的《周恩来关于鸡鸣三省博古交权的文摘》表明周恩来谈到博古交权时,说是在云南、扎西,他的博闻强记可是令人佩服的!


2月6日(大年初四),中央纵队继续西移,抵达云南扎西(威信)的石坎子(庄子上)。

2月7日(大年初五)至8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的大河滩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其内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批评了博古、李德推行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及其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二是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实行战略转移与突围时所犯的原则错误,阐述了我党我军的方针原则;三是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包办一切的家长式领导方式和作风,强调要加强集体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四是提出了党和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强调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战胜川滇黔军阀和蒋介石军队,加强中央红军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鉴于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进逼,乃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威信)地区集中。

此间,川军10多个旅由北向南压过来,滇军3个旅则由南向北开进,形成合围红军之势。

2月9日(大年初七),中央纵队进入云南扎西镇(威信)。中央红军发出《关于各军团的缩编命令》,将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整编后一个团的兵力达2000多人,接近整编前的一个师的兵力。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整编,战斗部队得以大大加强,凡是不易人抬肩扛的非战斗物资被大幅度精简,改变了从江西出发时的大搬家式的长蛇阵,为高度机动灵活的二渡赤水、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奠定了基础。

有些党史资料把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云南扎西境内连续召开的这些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把“鸡鸣三省”会议包括进去了)。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成文,都是在此期间最后完成的,也就是在农历乙亥年春节期间完成的。

2月18日至20日,元宵节的花灯高高挂起。趁贵州境内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指挥红军再度挥师黔北,二渡赤水。随后,红军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2个师和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在血色黄昏中登上硝烟尚未散尽的娄山关,吟诵了《忆秦娥·娄山关》,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诗句抒发了心中喜悦之情。

我们重走长征路,和当年中央红军的行程类似——鸡鸣三省地看似近在咫尺,却由于河流、沟壑阻隔,只能绕道、再绕道,原本计划一天到达鸡鸣三省的三地计划,实际走了三天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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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赤水河、渭河的“T”字形河道隔离的鸡鸣三省地形

我们艰难地挑选道路,驶过了崖壁路、局部塌方的路、泥石流覆盖的路,看似不过几十里的距离,最后竟然行驶了百余公里才依次抵达四川石厢子→贵州鸡鸣三省村→云南花房子,最艰难的一段路上行驶20余公里花费了2个多小时,平均时速不到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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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三省”地之一——四川石厢子坪街北角的彝族村民王连山家为会议地,也是周恩来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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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三省”地之一——贵州鸡鸣三省村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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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三省”地之一——云南水田镇花房子的纪念碑


再说说长征途中的红二十五军猪年过春节。

红二十五军3000多名指战员,在军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于1934年12月进入陕西,开始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中共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委。

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攻占了秦岭山脉以南的镇安县城(此时中央红军第一次攻占遵义城。当时没有电台,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并无联系)。在镇安,红二十五军缴获了大批的棉布和棉花,初步解决了部队的过冬御寒问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急电已经调往陕北的冯钦哉第四十二师回防陕南,并且致电蒋介石要求河南、湖北的国民党军急速援救陕西。

临近春节前,1935年1月下旬,国民党陕军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的2个团、第四十四师第一三〇旅的3个团以及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旅、警备第二旅等部队合力“围剿”,从多个方向合围红二十五军,很快进至镇安县城以东、以南地区。

为了粉碎敌人“围剿”,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来建立根据地,除了留下陈先瑞带领的鄂陕游击队保护群众、牵制敌人,红二十五军主力则由山阳、郧西交界地区北上袁家沟口、凤凰嘴一带,出现在敌之背后,诱敌掉头尾追,意图分散敌兵力。

1月31日,红二十五军一部突然出现在西安南部的柞水,大有攻占柞水县城的态势。陕军柳彦彪部第一二六旅只好急向柞水增援。

红二十五军主力趁第一二六旅先头部队二五二团景建业部单独冒进之机,迂回包围,在蔡玉窑伏击,击溃该团第一、第二营,歼敌一个多营。随后,红军掉头就走,向北连夜翻越九华山,出现在更靠近西安的蓝田县境内,于2月3日占领了距秦岭边缘仅10公里的交通要冲葛牌镇,进行休整。

2月4日(农历乙亥年初一),红二十五军开始在葛牌镇建立苏维埃政府。

2月5日,敌判明红二十五军驻葛牌镇,有攻打民团之意向,第一二六旅旅长柳彦彪亲率第二五一、第二四八团赶往葛牌镇。

蔡玉窑伏击战之后,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心要打一个歼灭战,徐海东分析杨虎城已带着陕军2个特务团驻扎在蓝田县城督战,必会催促旅长柳彦彪速速发动进攻。于是,红二十五军冒雪在葛牌镇以南的制高点文公岭一带构筑了阵地。果然,陕军第二五一、第二四八团尾追而至,企图把红军压向镇北的平原地带消灭之。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第二二五团进行阻击。与敌激战中,预设战场上有一个布满荆棘的小山丘被负隅顽抗的敌军利用,战斗形成胶着状态,而杨虎城派出的敌援军即将到来。当时徐海东受重伤未愈,未能亲临前线指挥。徐海东后来在《自述》中说:“葛牌镇战斗中,天下着大雨,我正躺在床上,听说前面打得不好,全军有覆没的危险。我当即让四个人扯着推着爬到军部指挥所山上。”徐海东的到来稳定了前线局势,他改变策略,诈败诱使陕军离开有利地形,进而遭到红军痛击。此战红军虽然没有全胜,但予以陕军第一二六旅第二五一、第二四八团重创,加上蔡玉窑伏击战痛击的第二五二团,使陕军第一二六旅的3个团先后折损近半,只好龟缩到蓝田县城不敢再战。

红二十五军则趁蔡玉窑和文公岭两战的胜利之际,在陕东南的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边界地区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在红岩寺、袁家沟口等地建立了第三、第四路游击师,开创了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块根据地。

在葛牌镇苏维埃政府纪念馆后面的一条街道上,立着一块黑色纪念碑,上书“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 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会场旧址”,其碑文载: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北上抗日途中,在程子华、徐海东的率领下进驻葛牌地区,二月五日与国民党42师126旅交战,歼灭敌人5个营。嗣后,建立了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游击队,领导农民进行抗粮、抗税等群众斗争。

我们重走长征路,到达了文公岭,这里是一处山垭口,位于X205县道(蓝柞公路)的路碑50km处。在山垭口公路旁竖立着“文公岭战斗旧址纪念碑”。


如今,文公岭山垭口处又有了变化——以往路边窄小的停车地扩大成了大块的平地,不仅停车地加大,还建起一座纪念碑,竖立了新的旅游标牌,注明这里是“糍粑之乡”。文公岭山垭口成为蓝田县、柞水县分界点的旅游停留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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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岭山垭口处扩大出的平地(申威隆航拍)

路边新建的这座纪念碑,碑身刻着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题词:“发扬革命传统 建设革命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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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岭山垭口新建的纪念碑(申威隆拍摄)

1935年(农历乙亥年,猪年)春节期间,两支在长征途中的红军队伍都有大收获——中央红军自此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指挥,轻装上阵,踏上新的征程;而红二十五军建立起的新的根据地开始稳固、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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