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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

  • 时间:   2019-02-12      
  • 作者:   王志刚      
  • 来源:   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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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志刚同志对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专访《毛泽东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巨人》发表三年多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王志刚同志就毛泽东怎样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问题又多次对张全景同志进行了采访。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5周年的时候,我们发表这篇再访,该系列访谈将不定期续发。


毛泽东改造世界的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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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

 

【核心提示】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它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了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的特点,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见物见人见思想,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和他们的未来,正确处理个人同群众的关系,密切地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全国胜利后党所处的执政地位,既为更好地服务人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能否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直接关系到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及其性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二、活出生命的高度


王: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您是怎样理解这段话的?


张:“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编写《史记》完稿后,写给好友任安的一封信。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述说了自己受宫刑的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 中用这句话赞扬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牺牲,其死重于泰山,这就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嵌入进了人生观中。


王:您是怎样认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管你有认识还是无认识,人人都受这三观支配。三观的基本关系:从主次上说,世界观决定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生观又决定价值观,世界观是宏观管总的;从表里上说,价值观是表象,人生观、世界观是内核,人生观是中观;从逻辑上说,价值观是基础,人生观、世界观形成于价值观的积累和变化,价值观是微观的,是规范行为的具体准则。在三观中,变化最多、最快的是价值观。价值观的量变到质变时,会导致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根本改变。价值观与人生观联系最紧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古以来,人就被怎么活得有价值、怎么死得有价值困扰着。


王:您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死得有价值”,人们常关注的是如何“活”的问题,对于“死”一般持回避的心态,您能否就此展开谈一下?


张:“生”与“死”是对立统一的,从这个角度讲,人生观就是“人活观”和“人死观”的对立统一。解决了怎么死得有价值,也就解决了人怎样活得有价值。人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公式,我总结为:人生的价值=生命的长度×生命的宽度×生命的高度。具体来说,人生命的价值不但取决于生命的长度——年龄,活了多大岁数;也取决于生命的宽度——事业,做了多少事;更取决于生命的高度——死的意义,为什么而死,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却决定了整个人生的意义和质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是最高尚的,把生命的宽度和高度最大化地拓展和提升了。


王:张思德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毛主席为什么要参加追悼会?


张:毛主席之所以重视张思德的牺牲,并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给予极高的评价,主要不在于他有多少突出的事迹,不在于他的死是多么壮烈,而在于他是为模范地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牺牲的。毛主席通过追悼张思德告诉每一个人,只要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就死得其所;替法西斯卖力,投降当汉奸,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就把价值观中荣辱观、是非观讲清楚了,也把共产主义的理想通过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变成了人生追求,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剥削阶级人生价值观。人民军队平时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关键时刻就能置生死于度外,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解放战争能迅速打败蒋介石、抗美援朝能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珍宝岛能击退不可一世的社会帝国主义,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人民军队价值观的生动写照。


王:一些搞自由化的人在主张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的同时,攻击“宁死不屈”缺乏人性, 打不过投降是最好的选择,照他们的说法,劣势装备是无法打败优势敌人的。这种认识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是对立的。


张:说这种话的人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思想,了解一下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为什么能战胜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老子讲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也引用过,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再看看刘胡兰的例子。《为人民服务》发表两年后的1947年1月,15岁的共产党员刘胡兰,在地主还乡团的威胁面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将同时被捕的6位年龄大的党员干部当场铡死。但她毫不畏惧,视死如归,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她以短暂的青春谱写出了永恒的篇章,以不朽的精神对生命的高度进行了最好的解读。正在转战陕北的毛主席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也是告诉人们怎样有意义地“生”,怎样有价值地“死”,是共产党人生死观的标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凝结。


王:有人把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打土豪分田地”得到了民心,您是怎样看待这种说法的?


张:这种认识是狭隘的。这无法解释很多革命者出身于富裕家庭这一事实,也无法解释当年全国各地很多人放弃较好的生活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这一现象。而且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人都有向往光明的一面,就看被什么所引导。黑暗中人们是向往光明的,他们从共产党的队伍看到了光明,是崇高的价值追求指引他们要为民族的解放,建设一个光明的世界而奋斗。另外,从历史来看,哪次农民起义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又有哪次成功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是把农民的现实利益和远大理想结合起来,拧沙成绳,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英勇斗争,崇高的目标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如果说通过调动人的私利私心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那么国民党蒋介石那边有更好的待遇、装备,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毒攻击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是枉费心机的。


王:有人说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战争年代可以,和平时期不行?


张: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从来没有动摇过。资本主义国家以人是自私的为出发点,以人人求私利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那些搞新自由主义的人以此为圭臬,也有人是为降低社会的思想道德标准找借口。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毛主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人需要改造的社会,并特别强调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改造。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价值为社会导航,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和是非观念,规范了行为。


那是一个人人学雷锋,做雷锋的时代。毛主席三次说到雷锋,就是抓防止人变质这个根本。一次是毛主席和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说“雷锋值得学习啊!向雷锋学习,也包括我自己,我也要向雷锋学习”;另一次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还有一次是他对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说:“我看过雷锋日记的一部分,此人懂得一点哲学”,并进一步指出,雷锋的日记中,有很多很好的辩证法的观点和语言,比那些死读书的大学生的论文强多了。雷锋的哲学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多彩的具体实践中来的。


雷锋的名言深入人心,为人们所遵循。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等等,这些话是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的集中反映。毛泽东时代,用公字调动积极性,充分发挥人心向上的一面,斗私批修限制了人的劣根性,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空间大大缩小了。那时整个社会风气是蓬勃向上的,人改造了环境,环境也改造了人。各行各业为了祖国的明天更美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做事,奋斗并快乐着。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号召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段话告诉我们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完全的平等,不管高官还是百姓,“只要有这点精神”就好,这就使每一个人经过努力改造增加了生命的宽度和高度,人人感到活得有意思、有意义,就能珍惜生命、亲情、友情,幸福指数就高。那个时代虽然也有打架斗殴、贪污盗窃等社会问题,但数量少并且越来越少,杀了张青山刘子善,没有再杀一个高中级干部,因贪污等犯罪的很少。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整体风气好是世界公认的。


王:有人说“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管了几十年”是惩治的作用,您怎么看?


张:我认为这句话不完全对。如果惩治几个贪官就能管用,为什么现在惩治力度这么大,处理的党员干部这么多,怎么还有人不收手,不收敛呢?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军级党员干部和中管干部已400多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被追责的干部逐年上升,截至2018年10月31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4808起,处理党员干部349552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6428人。严管是完全必要的,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问题。


我曾到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地方去看过,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腐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早就说过,新旧社会的根本区别是“所有制变更了”。1952年是三反五反,之后就是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1956年“一化三改”,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腐败的现象自然就少了。腐败的根源,说到底就是私有制。为人民服务与建立公有制、巩固公有制紧密相连。闹革命夺权,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为了变更所有制;建国后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为了巩固变更了的所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集体主义,才有每个人的主人翁责任感,为人民服务价值观的建立才有土壤。实现共同富裕,也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如果生产资料是别人的,凭什么让你跟着共同富裕呢?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但为一穷二白起点上实现共同富裕开辟了道路,使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发挥作用有了广阔的天地,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千百年来少数人富有,多数人受穷,贫富分化的局面。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允许和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从实际出发作出的决策。但一定要对其负面影响有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对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的扭曲、对党员干部的腐蚀,是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问题。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按照党的政策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握好“亲”和“清”的关系,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王:有人说重庆公交坠江等事件说明道德靠不住,要靠法治。您怎么看?


张:法治是必要的,但只是一个方面,必须与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两手抓才行。法治是底线,往往是结果发生后的惩治手段,具有滞后性,成本巨大,而且制度是靠人执行,人变质了,再好的制度也失去了作用,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教化人,改造人。在延安时期实现了“十个没有”,建国后,尤其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整个社会风清气正,说明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如果忽视思想道德建设,很多人就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会为一己私利,置社会公德于不顾,无是非、无廉耻,甚至失去了做人的底线和原则,作奸犯科,坏人坏事也就越来越多,防不胜防。


每名党员干部是先锋队中的一员,要成为思想道德建设的楷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引领社会风气。毛主席为什么说必须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半心半意不行,三心二意也不行?因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要求的是“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因此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是重中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党员干部乃至每一个人都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定要有正确的生死观,把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想清楚。如果只是为自己、为家庭而活着,那个意义是很有限的。只有遵循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行“天下为公”的大道,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的利益努力工作,努力奉献,才能活出生命的高度和应有的价值。




(作者:张全景,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王志刚,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