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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楠:行走在真理云端的共产党人黄克诚

  • 时间:   2019-03-15      
  • 作者:   黄楠      
  • 来源:   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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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红军,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神奇地越过了中国革命密度最大的枪林弹雨;有一位战地思想家,他用才华横溢的电文接通延安,拼写出了一份国共决战东北前夜环环相扣的战略地图;有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当需要他从恩怨的泥潭单辟一条理性的专线,他是把“实事求是”擦得耀眼的共产党人。

有人说,此公天生后脑生有“反骨”,一生多在扮演“反派”角色。在共和国的开国将帅中,他是因讲真话被罢官次数最多的一位。他一生以敢于直言著称,从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也从不患得患失、违心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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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毕其一生行走在真理云端的开国大将、共产党人黄克诚。

实现共产主义,成了我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矢志不移。                  

—— 《黄克诚自述

黄克诚近视达700度,天黑行军时,根本看不清脚下的路。“黄瞎子”的外号,由此而来。只要攻克一座城镇,黄克诚就要到眼镜店,配上两副眼镜,以备一旦眼镜被打坏,可随手掏出另一幅戴上。然而,眼镜,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甚至酿成杀身之祸。彭德怀曾关切地警告他,“下次作战,你不许也跟着抡大刀!带着这么大一对眼镜片,一看就是个官儿,容易遭枪子儿。”

红军时期,黄克诚职务忽上忽下,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既担任过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也担任过教导营政治委员,纵队军事裁判所所长。黄克诚屡屡被降职的理由,也是惊人的相似:多次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攻打中心城市,多次反对苏区肃反扩大化。黄克诚被指责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他也因此拥有了另一个绰号——“老右”。

我们不要怕挨骂。共产党员只要做的事对国家、对党有利,就要能任劳任怨,挨骂、受委屈,都是光荣的。对工作,要从党性原则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黄克诚自述》

他从东北战场实际出发,提出了建设统一的正规的后勤工作、适应大兵团作战要求的方针,这在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史上,也是首创。

我觉得东北是个最好的地方,有全套的工业、农业,作为我们全军的大后方。我个人发的这个电报,向中央建议。

—— 《黄克诚自述》

毛泽东这样评价黄克诚:“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干部,上至中央,下至支部,没有他不提意见的。”

周恩来称赞他是“管家理财的行家”。陈毅评价他是“革命的千里眼”。陈云为他题词:“他是共产党人的一代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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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1902—1986),湖南省永兴人,出生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并率部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曾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抗战期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115师第344旅政委,第二、四纵队政委,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苏北区党委书记、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建国后,历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中央军委顾问、中纪委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日前,由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北京中共海淀区委党校羊坊店街道党工委分校、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联合举办的“不忘初心——追忆革命前辈”系列讲座第十一讲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发布厅举办。该系列讲座活动旨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精神,弘扬红色文化。开国大将黄克诚长女黄楠做了题为“共产党人的信仰与情操”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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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会长刘丹、副会长何继明、副会长左月燃,朱德委员长后人刘丽、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陈正人后人陈延生、陈士榘上将后人陈人康、宋时轮上将后人宋崇实、李聚奎上将之子李生雨、欧阳毅中将后人欧阳海燕/施钧慧、罗舜初中将后人罗小明、孙继先中将后人孙东宁、萧锋将军后人萧南溪、王集成将军后人王小戬、彭清云将军后人彭少江、袁光将军后人袁塞虹、彭显伦将军后人彭霄、黄连秋将军后人黄力力、刘型后人刘松柏、梁金生后人梁汉平、“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后人李秀玲、欧阳钦后人欧阳晓光、阎又文后人阎颐兰、刘光典后人刘玉平、刘正平后人刘峰林、朱鸿后人朱宏佑、二战和平文化中心倡议人胡山等革命后代,以及全国道德模范“铁人雷锋”刘学军、羊坊店街道和中华世纪坛支部党员等三百多位代表聆听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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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楠简介】黄克诚大将长女,1967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77—2003年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研究员,从事高能环形加速器物理设计、调试运行等工作。2003年退休后仍一直从事研究工作。井冈红军任务研究分会授课团教师,江西干部学院红军后代授课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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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楠动情讲述父辈的革命生涯,希望能通过分享,大家一起来回顾:中国的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了求翻身和解放,是怎么走过来的?为什么他们会不要命的要来干革命?

黄楠列举了一组数据:1949年,中国的人均GDP是世界倒数第一,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有很多地方的人生活比现在的非洲难民都不如。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真的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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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火热 救国救民苦寻路

黄楠的父亲黄克诚,1902年出生在湘南郴州永兴县的一个半山村里,家里很穷。一开始还有一点田,后来借了高利贷,田被卖掉,日子更加苦不堪言。他有一个姐姐,因没钱治病,也嫁不出去,在家里受歧视,在外面被人骂,觉得生活无望,后来就上吊死了。这件事对父亲的刺激特别大。父亲从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干活,捡粪、放牛、拾草……田里的事情能帮什么,就干什么。因为老家那个地方民风强悍,经常和邻村争抢东西,会发生械斗。所以族里人想,是不是需要培养一个孩子去读书,求点出路,如果以后打官司,自己有读书人也好写状子,于是族里就选上了父亲。在族人的支持下,黄克诚九岁开始断断续续上了几年私塾,有钱的时候读两天,没钱的时候就回家种地,一直读到十七八岁。听说有个新的小学,他又去混了几个月。后来听说衡阳师范有不收学费的学校可以上,招小学毕业的学生。父亲小学并没有毕业,他冒人家的名字去考,还就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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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授衔典礼上的开国大将(左起):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

父亲以为考上学校,以后就有出路了,家里的情况会慢慢改善。可到学校以后,他很快就发现,像他这样穷人家的孩子,毕了业,即使想找一个临时小学代课老师,或者是师爷临时的抄写员这种职位,都不可得。起初,父亲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很快,他就开始悲观了。当时,父亲还作了一首打油诗自嘲,生动写照了其当时对生活和人生陷入无望和迷茫的心境:

自来人生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

学了几何能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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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师范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学校,例如,反对军阀派来的贪污学费的校长等等,不断有各种各样的学生运动。在学校革命传统的氛围下,黄克诚从开始只对个人前途关心,渐渐转变为开始关注周围的情况。他发现不光是自己活不下去,老百姓的日子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也被帝国主义欺负得一塌糊涂。

于是,他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救国理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无政府主义、进化论等救国的方针都在学校里流传。当时,国民党“一大”的决议文件传到了学校,上面有“平均地权”、“辅助农工”等说法,这些对黄克诚很有吸引力。他就去参加了国民党。国民党里面有一批共产党员,他们给父亲看了好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有《资本潜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还有各种哲学的书,特别是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父亲觉得这才是穷人真正求解放的道路。

1925年10月在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黄克诚和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黄庭芳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在工人中做宣传,在学校里组织学生的学习小组,到农村去组织秘密农会。黄克诚感觉自己充满了干劲儿,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求翻身、求解放的道路:“加入了党的组织,兴奋的心情好像使我换了一个人。此时,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托,思想上更加充实,心胸豁然开朗,参加群众运动的积极性更高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父亲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转折,奠定了他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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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时期的黄克诚

1925年底,国共合作,要北伐,组织上挑选一些青年干部到广州中央政治讲习所(相当于黄埔的一个分校)去受训,父亲和黄庭芳都被选上,一起去广州去学习。在那里,他们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各个方面提高的都很快。但在当时,父亲也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一是当时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中央排挤共产党,把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共产党人都给轰出去了,另外还发生了“中山舰事件”。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主要骨干都是共产党人,国民党给他们下达了行动命令,随后又污蔑他们图谋造反,把他们都抓了起来。父亲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自己就是双重身份。既然国共合作,为什么要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由于当时革命处于高潮阶段,黄克诚一时也不及多想。

血雨腥风 千里寻党志不渝

北伐前夕,即1926年6月下旬,讲习所学员提前结业。中共党组织征求他们的去向意见。黄庭芳家里有些钱,生活没问题,他申请回去,动员工农群众,支援北伐。父亲一想,回家连饭都吃不上啊!那个时候,革命是没有人给发工资的,大家都是自己带着“粮票”、带着钱来参加革命,父亲决定还是去当兵吧。当兵有军饷,还可以给家里寄些钱。黄克诚老家还欠着一大笔债哪,当兵可以一边革命,一边养家。父亲于是就报名参军北伐。

父亲虽是农民出身,却天生近视。他参加了唐生智的部队,从广东北部出发,打过湖南,打过湖北,一直打到郑州城下,是北伐军里打到比较北边的一支部队。这一路的破城拔寨,父亲见识了战争的残酷,同时也锻炼了革命意志,懂得了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

郑州打下来后,北伐大军剑指天津。天津是北洋军阀的老窝儿,天津如果打下来的话,革命就成功了。北伐军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他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为将士送水送饭,这也使父亲深切感受到了人民在战争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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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右起)黄克诚、邓小平、贺龙、陈毅等首长观看全军射击运动会

就在大家都觉得革命就要完全成功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部队里和父亲他们联系的共产党员匆匆跟他们说了句“你们等待党的消息吧”,就不见了。部队也不再向北挺进,唐生智为准备反共也率部回师武汉。此时,黄克诚所在的第2师第4团驻湖北孝感,他任该团政治教官,凌兆尧任团长。

父亲的组织关系没有了,他非常着急。很快,五月许克祥在长沙就举起了屠刀,七月汪精卫在武汉也背叛了革命,“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霎时间,到处是腥风血雨,血流成河。

父亲因为作战勇敢,与士兵的关系也很好,又能够给上司出主意,所以升官升得很快。当时,他已经是团级政治教官,月俸一百多块大洋,生活已不成任何问题。父亲把这些钱大部分交了党费,还有一部分寄回家去还账,剩下的一小部分钱,很多也都帮助接济了贫苦的士兵,他自己也就没剩几块钱。一路作战打仗过来,他和团长结成了生死之交。凌兆尧也隐隐约约觉得父亲可能是共产党,就和父亲说,你不要跟以前那些人联系了,就留在我这里吧,我包你无事!

此时此刻,摆在父亲面前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抉择:一方面是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还可能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另一个方面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的理想和立刻可能就要掉脑袋的风险。父亲来参加革命,是真心实意地想要为贫苦的人民找一条翻身解放的道路,他觉得靠国民党是不行的。思来想去,最后,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辞别了他的团长,穿着这身军服,到武汉去找党。

父亲在武汉的大街上晃来晃去,屡次遇险,碰到过无数次军警和特务的盘查,也曾经被家乡来的还乡团给揪住,后来幸亏在老乡们的掩护下,才脱身逃走。终于有一天,父亲碰见了一位熟人,他给了父亲一个联络点的地址,恰巧,驻守在这个联络点的同志,是父亲在广州军政受训时的熟人,于是很快就接上了组织关系,组织上派他回湖南。

就在乘船南下的途中,父亲得到消息,黄庭芳已经被国民党杀害,不久又听说,武汉那个联络点的夫妻两位同志也已经牺牲了。父亲就是这样,顶着腥风血雨,几经辗转,1927年11月回到家乡永兴。黄克诚同湘南特委永兴特支接上组织关系,并介绍李卜成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永兴暴动。之后他北上井冈,重返湘南,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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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左三)同邓小平(右一)、罗荣桓(左二)、聂荣臻(左一)等参观防空部队器材展览

当时,朱德和陈毅带领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的队伍,来到湘南,在他们的助力下,当地的党组织来组织农民暴动。虽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但实际上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后来的红军那样有组织、有纪律、有理想的部队。

早期的农民暴动尚未建立任何的规矩,整个就是一个水泊梁山,“呼啦”一下就起来了,还没有什么枪。后来打了一个民团,缴获了不到十只枪,剩下的都只是些大刀、斧头、镰刀、梭镖等武器。队伍打下镇子、县城,就开始杀人、抢商铺、烧衙门,一路烧杀抢劫。

在永兴县一次讨论会上,黄克诚难抑愤慨:“烧房子的做法是水泊梁山那套,会不得人心,我们干革命的不能学!”新任县委书记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嗓门吓得一愣,立即对黄克诚进行了严厉批评:“你不赞成,你说的算?就让你负责烧县城,看你烧不烧。”黄克诚还是拒绝执行。“不烧的话就处分你!”军令之下,只能服从的黄克诚随即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只指挥部队烧了衙门、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地去烧,大部分住房和商店还是保留了下来。而此时,附近其他县则按照上级的指示,统统把县城付之一炬。

因为政策有问题,再加上也没有多少人会打仗,这支队伍一起来,几千农协会的骨干成员,再加上一些外围群众,一万多人的队伍,很快就被敌人打散了。湖南的军阀和民团都很强悍,反攻过来,农民军开始一路败退。到了三四月份,这支队伍退到井冈山脚下时,就只剩下两千多人。

队伍经过整顿,整编成一个湘南农军第二路游击队,父亲担任军事主管,之后被派到湘赣边界去打游击。他们一路走,一路情绪不满,不理解为什么要跑到湘赣边界那么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地方,大家都想回自己家乡,在家乡打完土豪不就解放了吗?父亲努力做他们的工作,指明这个地方敌人力量薄弱,队伍能够得到发展,等等。但是,没有几个人肯听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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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的黄克诚(三排右)与邓小平、罗荣桓、杨尚昆、陆定一等

一天早上,父亲起来后,队伍已不见踪影,都被副团长和几个营长给带跑了。父亲和剩下的十几个同志跑着去追,等追上时,发现这支队伍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包围,很快就被打散了。后来听说,大部分的人,包括副团长和几位营长,都被敌人捉去杀害了。他们想回井冈山去,但又不认得井冈山根据地的党组织;想找部队,也不知道部队在哪里;想要往前走,他们十几个人,目标非常的大。最后,大家商量还是分散行动,绕路回家乡,寻找党组织。

1928年10月初,黄克诚和李卜成化妆绕路,走了很长时间后回到家乡,大伯让他们在山上藏了起来。此时的家乡,已经面目全非。认得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部分都被敌人杀害了,剩下的少数人也纷纷不知去向。敌人到处搜捕,黄克诚是在永兴被敌人通缉的头号目标。他们在山上藏来藏去,好几次差点儿遇险,父亲感到实在藏不下去了。李卜成家里的社会关系比较多,想办法借到一点儿钱,黄克诚决定还是去找党吧。

父亲离开家乡,来到武汉。这时的武汉情况已经完全不同,连城边的小旅馆都没法入住,一出去就是军警和特务的盘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想办法去上海。他们的钱不够到上海,只好坐船到南京,后又搭乘老乡的船,蹭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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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前排右三)

上海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黄克诚和李卜成相信,在这里一定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但由于白色恐怖气氛很浓,党的活动极其隐蔽,究竟何时才能找到党组织,他们心里没有把握。

黄克诚和李卜成在上海身无分文,找老乡给了一点资助。当时经济萧条,根本找不到工作。偶尔找到一两个小时的打短工机会,挣一点小钱,也不足以糊口。最困难的时候,有一回在地沟里捡到了一个相当于五毛钱的钢镚儿,然后一天一个菜窝窝,勉强才又维持了几天。

后来,他们在街上碰到了曾希圣。父亲日后回忆:“巧得很,我们在这里与曾希圣不期而遇。曾希圣是我在衡阳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同进广州政治讲习班。他比我们早来几天,也是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但至今没有找到。”

他们约好一起想办法。房东开始逼交房租,眼看就要走投无路,父亲忽然在报纸上看到老团长的名字。当时凌兆尧在国民革命军第53师第158旅当旅长,驻防唐山。想到北伐时两人工作配合得不错,黄克诚冒险给凌兆尧写信,请求接济。凌兆尧很快回了信,并寄来20块银元。黄克诚绝处逢生,得以渡过最困难的关头,在上海又坚持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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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黄克诚(二排右三)同淮北军政干部合影

这时,曾希圣哥哥曾钟圣(即曾中生,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科长)从苏联回来,曾希圣接上了组织关系。父亲和李卜成当即写了报告,由曾希圣通过曾钟圣转交党中央。党中央很快恢复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并派人来看望,接济其生活。父亲终于找到了党,身心都有了归宿,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

后来,父亲又有好几次失去了党组织的消息。他在寻找组织过程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危险,但凭借自己坚强的毅力、执着的信念和舍身忘死的精神,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生死考验。

组织派他到白区工作。期间,白区党组织到处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血流成河,连续几个工作,父亲都无法一直干下去。黄克诚反复思考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深刻认识到:革命必须抓军权,掌握枪杆子,否则,共产党永远会是俎上之肉,任人宰割。父亲决心离开城市,到游击区去重搞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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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黄克诚(左)与刘少奇在新四军军直干部会上

黄克诚不断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共产党人,不但要跟着党闹革命,还要知道如何闹革命。因为失败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深刻了!父亲从此开始主要考虑革命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他找到联系人徐德,将自己的经历与想法详细地作了汇报,并请徐德立即转报中央军委。军委通知黄克诚立即启程前往鄂南游击区。

父亲从此结束了一年来流离辗转于白区的生活,开始走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铁血红流 忠肝义胆谏忠言

到了红军队伍,因父亲参加过北伐战争等革命经历,很快就被提升为中高级指挥员,担任师团一级的领导。在讨论各方面的战略和战术的时候,父亲开始不断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也造成他在红军队伍中的位置上上下下不断变动。人家老说他“右”倾,因为他反对冒险主义做法,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反对打武汉,反对打长沙,反对打赣州,凡是他认为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军事行动,他都明确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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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红军时期的黄克诚(左二)

当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提出了“攻打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1930年7月中旬,红三军团、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县举行联席会议,作为支队政委的黄克诚提出:“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

他的发言立即受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军团政委贺昌试图说服他承认错误,他拒不认错,大声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准备再和你争论20年。”据此,红三军团撤销了准备任命他为纵队政委的决定。

彭德怀对他说:“提了没用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

黄克诚头一扬:“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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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在新四军第三师反扫荡动员大会上讲话

打“AB团”的时候,一开始父亲也跟着执行,后来他发现情况不对,就开始坚决反对。肃反委员会怀疑黄克诚政治立场有问题,当即将其抓捕,严加审查,判处黄克诚“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就在黄克诚将要被处决之时,军团长彭德怀火速下命令,要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黄克诚被撤职,但最终还是保住了一命。在庐山会议之后,父亲才知道是彭总救了他。

红军打仗,所有口号都是“跟我上”,高级干部始终都是冲锋在前。跟父亲在一起的红一师、红三师、红四师的四任师长都牺牲了,高级干部的牺牲率非常非常高。第五次反“围剿”越打越被动,越打越艰难,父亲感觉这样下去红军会无法长期坚持,有可能会大转移。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消息,他自己就跑到红军医院,让把红四师能够走动的和能够抬走的伤员,都抬上。后来张震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如果不是黄克诚让把他抬出来,要是留在苏区,肯定就没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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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部分政治工作干部在陕西省旬邑县合影。三排右起黄克诚、罗荣桓,二排右起陆定一、杨奇清、邓小平、李伯钊,前排杨尚昆

长征首战,红四师在湘江之战阻击敌人、掩护中央过河。这一仗异常惨烈。红四师在途中已牺牲了两任师长,新接任的师长是张宗逊。阻击战中,红四师已经损失大半。父亲对张宗逊说:“中央已经过河了,我们赶快撤!”张宗逊说,“总部的命令还没下来啊?”父亲说,“命令没来也得撤,再不撤就来不及了,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张宗逊想了想后,也觉得情势危机,就同意了撤退。实际上,如果再晚两个小时,这支部队就会被敌人“包了饺子”。

这种情况下,父亲就向上级提出意见,认为再这样打下去,红军就会被打光了。而因此,黄克诚被当作“失败主义”的典型被撤职。在长征途中,父亲什么活儿都干过,当过侦查科长,管过收容队,当过军事审判庭长,还管过卫生部等等。不管在什么岗位,他都是尽心做好本质工作,同时,只要看到有问题,他依然还会向党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他发现红军在不断缩编的过程中,思想工作有些削弱,而且战士们的情绪比较低落,军阀主义倾向有所抬头,于是他又向中央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领导、明确前进目标,等等。这样,在长征的后期,他就被调到红军的政治部去工作了。

政治挂帅 攻无不克百战胜

西安事变以后,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最初并没设政委职务,黄克诚觉得不妥,于是就向党中央提出,应该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中央高度重视并采纳了父亲的意见,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重建了政治委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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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黄克诚、与邓小平、韦国清、傅钟

父亲被派到115师344旅任政委职务。该旅由徐海东红25军和刘志丹红26军各一部分组成,部队特点是非常能打硬仗,战斗作风极其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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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黄克诚在山西五台山

父亲到任后,与徐海东一起转战晋冀鲁豫,打了很多硬仗、恶仗。后来,徐海东负伤,身体不支,父亲就带着这支部队进军苏北,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扎根苏北 军民同心扫敌顽

“皖南事变”以后,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三师。刚到苏北,非常困难,部队第一要务是解决立足问题。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没有建立过红色根据地,群众对我们很不理解,敌、伪、顽情况非常复杂。

当时,赶上大海潮席卷苏北,一片狼藉,老百姓遭海潮侵袭,无法生活,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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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

父亲率部到达后,感到要想立足,首先必须要解决好民生问题。他们把自己仅有的钱拿出来,再用盐税作抵押,向士绅出公债,然后把筹到的一部分军粮都献出来,作为支持筑堤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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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黄克诚(左)与张爱萍在一起

他们动员了所有的老百姓,部队一边打土匪,一边打日军和国民党顽固军,一边守护修堤,几个月后,终于把堤坝修建起来,第二年大海潮来的时候,大堤依然屹立无事。这件事,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衷心支持,部队就在此扎下了根来。在接下来几年不断的反“围剿”的斗争中,这个根据地不断发展扩大。

抢占东北 战略逐鹿鼎天下

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黄克诚感觉到是不可能有和平的,于是向中央建议,应该进军东北。中央就命令父亲率领新四军三师的主力开赴东北。

当时有人告诉他,到了东北,会有苏联红军会提供各种物资,但父亲还是不放心。因此,除了先遣队以外,主力部队稍晚些出发,准备了薄棉袄,带上全部轻武器和弹药等必要物质,重武器没有办法携带。一些具体情况并没有及时敢告诉战士们,因为这时大部分的战士都已经是苏北人了。最初先告诉他们要去山东和敌人作战,后到了河北,才告知大家要开赴东北,这时,已经没法再回苏北了,很多苏北战士后来打趣说:大家都是被“骗”到东北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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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成员合影(左起):黄克诚、谭政、 聂荣臻、肖华、罗荣桓、刘亚楼、高岗、林彪

到了东北,条件异常艰苦,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基础,无钱、无粮、无医、无药,没有武器装备后勤支援,一无所有。这种情况下,父亲提出,不要急于占领中心城市,要先建立根据地。中央同意并指示父亲创立西满根据地,做好根据地建设工作,后来父亲担任了中北民主联军的副司令和后勤司令。在辽沈战役中,父亲把后勤工作做得非常好,成功开辟和实践了动用火车、汽车等现代化设备支持大兵团作战的先例。

主政津湘 支援解放大西南

东北战役和平津战役后,父亲被任命为天津军管会主任,他开展的天津接管工作深入细致,包括打击敌特、恢复生产、团结各方民主人士,等等,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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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的黄克诚

天津是中共接管的第一个大城市,有租界,有帝国主义势力,有军阀势力,汉奸、国民党,各个方面情况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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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黄克诚与家人在湖南留影

因天津接管工作出色,开国大典之后,毛主席单独跟父亲说,湖南和平解放后,要派他去湖南,因为湖南是我军解放大西南、解放两广作战的大后方后勤根据地,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也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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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黄克诚在长沙“八一”建军节大会讲话

父亲在湖南工作了两年,完成了对解放大西南的后勤保障任务,也成功开展了湖南的剿匪、土改和经济的初步恢复工作。 

后勤总参 殚精竭虑挑重任

1952年,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越来越显重要,困难也越来越多。另外,国家很多地方解放了,没有那么多仗打了,很多部队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部队的后勤工作比较混乱。中央想起父亲的后勤工作做得比较好,就又把他调回部队,担任总后勤部部长。

父亲回到部队后,很快就把后勤工作重新带上了轨道。父亲曾经开玩笑道,“承包制”我可算是第一人呢!当时部队建营房,就是采取各部队承包,资金包干,很快营房就建了起来,部队逐渐都从老乡家里回来了,部队的训练和纪律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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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的黄克诚(右二)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勤工作压力减轻,洪学智也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勤工作的担子就交给了洪学智。1954年开始,黄克诚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总参上班。当时,部队所有现代化的条例、军队院校的建立和现代化的装备发展等等,都是在党中央的领导和老帅们的指导下,由黄克诚主持军委,一项一项地落实、细化和制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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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1日黄克诚(右)与宋任穷在天安门城楼

他走了很多地方,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比如,海军建设方面,大家反映我们没有钱,造不了什么军舰,最后决定只能造些快艇和小潜艇,省钱,快捷,近海作战比较灵活,适合我们当时的境况。当时,我们很多的工程和科目,如哈军工的建立,导弹、核武器等都在计划之中。

1958年,父亲又担任了总参谋长,他是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工作非常繁忙,他的军事职场生涯也达到了顶点。

庐山风云 共产党员讲真话

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因工作繁忙,并没有准备去参会。彭德怀写了给主席的《意见书》之后,毛主席专门叫父亲上山开会。上山后,父亲碰见彭德怀后,对他说,“老总啊,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跟主席说嘛,你写什么意见书啊?!你这意见书写得不好嘛,有些话说的不合适。”他就这样把老总直接说了一通儿。

但在开会的时候,父亲所表达的,确是支持彭老总的意见,表示应该纠正当时不合时宜的一些过“左”的做法,对包括大炼钢铁、劳动力不合理使用、吃食堂浪费粮食以及农村产量浮夸风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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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黄克诚

父亲觉得彭总《意见书》中的有些话写得不好听,但这是工作方法问题,而党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已经出现困难,1958年大跃进之后,农业丰产但没能丰收,吃食堂粮食存在大量浪费现象,消耗得很快,没有库存粮,赶上1959年大旱,夏粮、秋粮大幅减产,很快全国就开始出现粮食紧张的情况,有可能出现饥荒。父亲心里非常焦急。

这时,毛主席就把父亲和湖南省委的一些干部专门叫到他的住处,和他们召开小型座谈会,个别交换意见。当时,气氛都很平和,那个时候,党内领导人与大家相互交换意见,态度都很率直,没有什么阿谀奉承的风气。

毛主席当时也很不客气,直接就跟父亲说:你怎么就成了彭德怀的参谋长了?那么听彭德怀的话?是不是彭德怀救过你一命,你就跟着彭德怀跑啊?

黄克诚回答:不是啊,主席。是你和我谈了两次话,你让我来当的这个参谋长。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自己能力不够。说老实话,工作上我跟彭德怀吵架吵得最多,经常和他拍桌子瞪眼,不说天天吵,也是一个礼拜至少吵上个一、两次。不过这些都是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吵过也就完了,大家也不心存什么芥蒂。我可不是什么都听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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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晚年谈道: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

黄楠谈到,后来不知怎么他们就谈起了1946年打四平的事来。父亲说:我认为四平守一下是对的,但死守是不对的,损失太大了!新四军三师过去的部队是坚守四平的主力,部队牺牲非常惨烈,整个东北战场上,三师牺牲的战士好几千人,其中有一半是牺牲在了四平,这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痛。

会谈中父亲提到,当时他给东北民主联军领导打了好多次电报,但不知为什么,始终就是没有人理他。毛主席言道,“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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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民党军队集中了8个军的兵力猛攻四平,林彪指挥10万大军与敌人在四平一项展开激战。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封电报,要求坚守四平。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要把四平当作“东方马德里”来守。主席当时是认为背靠苏联,有可能可以守住几个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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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军队代表小组讨论会上的(左起)谭政、黄克诚和四平战役对手陈明仁

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不予理睬。黄克诚便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5月19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便应主动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我们的军事力量还是不够,最终,四平在1946年还是失守了,一直到1948年才重新获得解放。

这时父亲冲着主席就来了一句,“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损失太大!”

毛泽东一时无语,稍后自语道,“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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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1月,黄克诚(右)同粟裕(左)在旅大观看登陆军事演习

黄楠苦笑:大家看,这都是什么时候了,主席已经找父亲谈话,如果对现在工作有意见,谈谈也无可厚非。四平之战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还非得较劲儿,要辩个谁对谁错。在当时有些人看来,这不是明摆着要“不站队”吗?

黄楠感慨:父亲考虑的是,他是一名党员,与党的领导讨论党的工作问题时,是一定要讲真话的。我们的党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是因为有了问题,有了错误,就要有人不断地找出问题,提出问题,纠正错误,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前进啊!如果有了错误不改,那不就完蛋了吗?!因此父亲认为,不论是政治问题,还是历史问题,与领导沟通时,有意见就一定要事实求是,要讲真话。另外,他还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工作有意见,一定要在会上讲,不能会上不讲,会下乱讲;向领导人提建议和意见时,一定要当面讲,不能当面不讲,背后无组织无纪律地瞎说。

几日过后,有人给黄克诚做工作,劝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却被回绝了。黄克诚说:“‘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最后,黄克诚等人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等职务。

当时,他们都认为自己没有错,大家都顶着,不肯作检讨,不肯让步,不管怎么批,就是不吭气儿。“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撑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记述。

有一位老同志非常了解父亲,知道他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就跑来说:你看,这么多的中央委员和各省一把手都在这里开会。现在国际、国内形势这么严峻,中苏关系掰了,苏联逼债,国内粮食减产,经济陷入困境。国家这么多的工作等着要去做,你们表个态,会议才能结束啊!父亲一想,是啊,总得有一方让步吧。于是,后来他和彭德怀都违心地做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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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楠回忆,后来父亲对此非常非常的后悔,认为他在庐山会议最大的错误,就是讲了不实事求是的话,而这种假的、不事实求是的话的后果,就是败坏了党风!这以后,党内敢于直言的干部少了,而阿谀奉承的风气盛了,这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一件意见错事。在这以后,无论他的处境有多么困难,他再也不说一句假话。他说,认了帐的事儿,我也就不翻悔了,但是其他的事儿,我是一概不再认了。

赋闲在家 心系百姓家天下

1959年以后,他被罢免了各种职务,赋闲在家。工作没有了,但还是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待遇,工资没减,房、车还在。父亲每天在家读书看报学习,没事儿时就到地里看看庄稼。他形容自己当时的状况,写了一首诗——

《七律 自况》

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舍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画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当时,他在意的并不是自己当不当官,而是时时刻刻惦念着地里的庄稼和老百姓有没有饭吃。

后来,有人揭发黄克诚“贪污黄金”。这个案子后来查了很久。当时,是他从苏北带了一点钱去东北,在东北发展,又增加了一点钱。他后来去湖南工作,湖南是和平解放,没有办法没收很多财产,那里老区有很多事情需要办,还有很多烈士亲属需要安置。父亲经过组织上批准,就把这笔黄金带到湖南去作为经费,全部交给了湖南财政厅。后来查的结果,这笔钱都很清楚,只有相当于新币的几百块钱(当时叫做“几百万”)的白条,没有入在账里头。这笔账才终于被查清了。当时,还有揭发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这些都查清了以后,1965年组织上才给他们重新安排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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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28日,黃克诚(左)同朱德在一起

1959年,黄楠已经16岁,刚刚入团,特别“革命”。她的母亲出身大户人家,家里挺有钱的,在山东上大学。国民党不抗日,山东一枪没放就丢给了日本人。后来黄楠的母亲入了党,在山东和江苏建立秘密的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到1940年黄克诚过去的时候,黄楠的母亲已经参加革命很长时间了,他们认识后,就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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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部队开赴东北,黄楠和弟弟生下来后,母亲身体也不好,带着孩子也不方便,怕拖累部队,就把他们送到武汉姥姥家去了。后来父亲到湖南工作时,才又把他们接了过去。后来一直跟着部队,黄楠他们是在部队的学校里长大的。

黄楠谈到,当时,在学校里,他们根本不知道父亲是个什么官儿,管些什么事儿。有很多同学说,你们家家风挺好的,你们的父母是怎么教育你们的?黄楠想了半天,只记得父亲对他们说过的最革命的话就是,“你们要好好念书,将来好好为国家做事。”

那是,黄楠的弟弟调皮,三年级时也没有入上少先队,也没有听到父亲批评他不求上进。黄楠觉得父亲工作特别认真、特别心急,家里生活特别简朴,这些都是在党政军里出了名的。有些人跟黄楠说,你父亲是个将军。说实在的,黄楠坦言,自己真没看出父亲有哪一点像个将军,在他们眼里,父亲就是个老农民。经常一下棋还老反悔,警卫一生气,“说不跟你下了,没意思!”父亲就老是笑着说,“明天咱们可还接着下啊!”黄楠百思不解:这哪有一点儿大将军的风度啊?我心底里有些瞧不起他,并不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但我认为他特别的诚恳,工作特别的认真。

黄楠介绍,当时他们一般住校,平时很少能看到父亲。他工作很忙,也不会哄孩子。最多就是拿块糖,说,“来来,给你们吃块糖,”就完了。他们很少有交流。但现在突然又说他“反党”,孩子们也想不通,也不相信,因为他工作一直特别认真,特别勤恳,所有来看他的人都说他非常节俭,非常廉洁,这样的人怎么会反党呢?父亲回家后,这方面的话和他们一句也不说,从来不为自己做任何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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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楠当时想,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于是,她开始读《毛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等各种书籍,后来在读到十月革命的时候,从列宁的一些讲话中,她觉得对父亲有了一些认识。

当时,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有很多不理解,列宁就对他说,高尔基,你到国外躲着去吧,因为你受不了革命的残酷。高尔基就到国外躲着去了。列宁还说他有一个孟什维克的朋友,反对十月革命,说他是个好人,可惜跟我们不是一路。

黄楠后来自己给父亲下的一个定义就是,父亲是个好人,他也是要革命的,但是他的思想比较保守,跟不上革命的步伐,因此他犯了错误。

黄楠打定主意:我自己还是要跟着党走,我还是要革命的。这是她当时的想法。她对父亲还是很不理解,对他也比较冷淡,但也不是刻意要疏远他。平时,黄楠也会去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看他在看些什么书、在弄些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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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黄楠觉得自己潜移默化地也受了父亲不少的影响,比如学古文,读古诗,看西方的一些军事思想,分析一些政治问题等等,父亲看些什么,她也去看一些,无形中接触到很多东西。当时,黄克诚在读《丘吉尔传》、《隆美尔传》等等,黄楠就问,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去读呢?父亲就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打过这么正规的大规模现代化战争,这些作战经验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时,黄楠对此无法理解,后来意识到父亲是在努力地学习各方面的东西。黄楠表示,自己真正认识父亲,实际上还是在很晚、很晚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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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总参谋长黃克誠(左)出席庆祝匈牙利人民军建军节招待会

到了1965年,父亲到了山西去工作。重新开始工作,父亲非常的高兴,还写了一首诗——

《抒怀》

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首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在山西,作为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为抗旱,他走遍了二十几个县。当时,很多人说,都别想蒙这个老头啊!打井、修渠,要多少工、多少钱、多少人,他都清楚得很,你想虚报过关,是不可能的!当路过曾经在抗战时期与彭德怀一起讨论工作的地方时,他写了一首诗——  

《江城子,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总难忘,不思量,又思量;

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冈。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

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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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国庆,开国大将(前排右起)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在天门安城楼

当时,彭德怀到三线任副总指挥,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富国强兵,愿必偿,莫忧伤。”虽然戴了帽子,降了职,但他们没有其它的想法,只是希望国家更加富强。但是他们的工作没能做上多久。他们1965年9月去工作,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他们没法继续工作,很快就又都靠边儿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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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底、1967年初的时候,红卫兵就把黄克诚抓回到北京,残酷批斗,后来被“监护”,给关起来了。在这之后,孩子们就很少再得到父亲的消息了。

逆境患难 豁达淡定视等闲

黄楠从北大毕业后,先是到东北农场,后被分到西北,再又到河南信阳工作。她很是惦记父亲的状况。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黄楠开始对很多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但对父亲的看法大体上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仍然认为他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好人吧。

黄楠动情回忆,自己对父亲的看法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在1974年初去看望父亲的时候。因为在外地工作,她回北京特别困难,弟弟妹妹比她早一点看到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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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楠记得那是寒冬的一天,天气很冷。父亲黄克诚在一个像是学校教室的营房,一间很小的屋子,只有9平方米大小,一张板床、一张小桌、一个小凳、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就是房内的全部,而门外面一直有哨兵监护。一到冬天,整个小屋就是一个冰窖。父亲满脸胡子茬儿,头发花白,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满目憔悴,身上衣衫乱七八糟、脏兮兮的,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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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黄克诚怀抱爱女黄楠的珍贵留念

黄楠一下子心里百感交集: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不管怎么说,也是给国家打了一辈子仗啊!她忙不迭地问:爸,你是怎么过的啊?你的那些病,你的咳嗽、腿痛等等,都怎么样了啊?

父亲把手一挥道,“好!吃得饱!”

黄楠心里猛地一愣:关了七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上来就一句“好!吃得饱!”这是什么意思啊?

父亲然后说,“唉,咱们不说这个!你说说,你们的工厂生产怎么样啊?你们信阳这个地方,我北伐是走过的,也算半个鱼米之乡哪!快说说,农村的收成怎么样啊?农民的生活怎么样啊?”

自从父亲被关押,母亲的刚从干校回来,身体一直不好,黄楠有时间时要照顾妈妈,两个小弟弟妹妹还在插队,她有时也要给他们帮帮忙。黄楠当时的想法是,别人不来找他们的麻烦就已经很好了,她哪还有心去管那么多闲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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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楠说,后来父亲在《回忆录》里还批评他们一问三不知,不关心国家大事。然后,父亲就说他在哪个报纸缝上看到哪个工厂又生产一种新产品,这种新产品对国家非常非常重要;哪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个什么矿,这个矿对国家非常非常重要;还问她,你说根据李四光的什么理论,能不能在中原大地上找出石油?能找出什么什么矿来吗?

黄楠告诉父亲,大弟弟黄煦分配到湖南零陵(现在的永州)江华县一个小镇的农机厂工作。父亲说,“哦,那个地方,我长征的时候走过,是个青山绿水的好地方。你叫他在那里安心、努力,好好地工作!”父亲接着说道,他被关押时,每天会数着步子走20里路,每天大声念报纸、读马列、练字,锻炼身体,哪儿不舒服了还自己给自己做按摩。

黄楠第一次看见了父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形象。他没有想过自己过得好不好,没有想过自己的孩子们过的好不好,他觉得孩子们有饭吃就已经很好了。他一心念着的是这个国家,是这个国家的人民!

黄楠过去特佩服那些在敌人监狱里面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这时,她突然觉得,在她的眼见,就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他被关了七八年,在他的身上,她没有看见颓丧、悲哀,也没有听见牢骚,他天天挂念的,就是怎么样能让这个国家更富强。黄楠第一次在父亲身上看见了共产党人不屈的意志和信仰的力量!

后来父亲根据当时境况写成一首诗——

纪实》

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做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也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

透过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革命家身处逆境时心胸豁达的品格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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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看望父亲后,黄楠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很长时间都睡不着觉。她一直在想:共产党为什么能赢得天下?就是因为有一打批像父亲的这样的共产党人。他们被敌人杀,也被自己人杀,被自己人冤枉,但他们就是死,也不肯离开这支队伍!

他们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非得要死乞白赖地要跟着这支队伍呢?因为他们找来找去,再也找不到第二支像这样的队伍,他们是在真心实意地为了中国,为了人民解放,为了民族独立富强在奋斗啊!

虽然,这个党在不断地犯着错误,在不断地走弯路,可是,一帮子泥腿子,(我们扳着指头数,他们中间大学教授能有几个?)他们是那样的年轻,他们就这样把中国的命运担在了自己稚嫩的肩膀上,他们一步一个脚印、两步一个跟头地艰难探索着中国革命的路,每一步都是血啊!

有人说,你们共产党就会搞路线斗争,就会内斗。

错!不是啊!就是因为不知道这路该怎么走,才会有争论。错了,就改,再错了,就再改啊!每一次路线斗争,都是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啊!那些犯了路线错误的共产党人,除了汉奸、叛徒和特务,又有哪一个不是把自己的这一辈子都完全献给了革命事业,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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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及其英勇就义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烈士

陈独秀,一个大学教授,能过不好吗?他的两个儿子都为革命牺牲了。1927年以后,他被党开除。后来,党发现错了,又回去找他,给他送生活费,他不要,他说你们得承认我对。但我们又不能承认他对,他就这样用他自己的方式,在继续自己探索着中国富强和解放的路,最后贫病交加而死。他这一辈子,虽然犯了错误,但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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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慷慨赴死前的遗照(左)、瞿秋白与妻女杨之华、瞿独伊(右下)

瞿秋白,他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之后他去上海,与鲁迅一起搞革命文化运动,被鲁迅引为“唯一知己”。后来到苏区,长征时他因病留下,被捕后,在就义之前,留下了《多余的话》。有人认为,这《多余的话》写得不够英勇。他是个知识分子,他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有许多的困惑,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不肯出卖党的机密,二不肯出卖同志,三不肯向敌人投降。最后国民党拿这个文化名人没有任何办法,把他枪毙了。他死的时候,指着那片草地道,“此地甚好”,说罢,笑呵呵地从容就义。

对于瞿秋白,毛泽东高度赞扬:“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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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共产党人,他们有错误,可是,他们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奉献了一切!为什么国民党里面到处都是军阀,而中国共产党里面没有军阀呢?这是因为他们绝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来这里拉山头入伙的,他们其中有很多人原来自己就是有山头的,但是他们不要。不管是在哪里,只要党的号令一来,大家都听,不管是对还是错。先听号令!

那时候,上海中央机关到了苏区,毛泽东也是乖乖地交权哪!他也不高兴,他被排挤出政治局,不让他去开会,也不让他再管军队了,只任中华苏维埃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是在那段时期写下的著作。他有牢骚,但还是听中央的安排。为什么?

第一,他认为中央是革命的。第二,如果每人都自己起来拉杆子的话,这共产党早就完蛋了。

他们认为,革命的队伍可以通过我们自己不断提出意见,不断纠正各种错误,推动革命事业一步步走向成功。这里有斗争,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中国革命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那些红军战士们,他们有没有缺点?当然有,农民意识,小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抢个战功,抢个战利品,这些问题有没有?当然有!但只要中央号令一来,他们一定是无条件执行!只要是联合作战,他们绝对是没有保存自己实力的念头,一定是拼死支援自己的战友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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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共产党人的相互支持,是极其无私的。当时中央红军受到张国焘的排挤,到了徐海东那里,徐海东把自己百分之七八十的钱、主要的武器和弹药,都给了中央。没有这种支持,革命怎么可能胜利?

抗战时期,山东军民自己没有吃的,吃草根树皮。那时候,罗荣桓从招远金矿的的尾矿部分想方设法淘了点儿黄金,分散藏匿在鞋髁里、裤脚里,派人跋山涉水,不远千里,送到延安。他们困难,但他们知道,延安更困难!

父亲开辟苏北根据地时,路过罗炳辉那里。罗炳辉问,“你到苏北去,那里没有我们的人,你有钱吗?”父亲坦言,“真的是基本上没有钱了。”罗炳辉说,“我这里还有一点儿,分你一半吧!”父亲最早开辟根据地的钱,就是罗炳辉无私支援的。这就是红军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种无私的支持,共产党人怎么可能获得胜利?这,才是我们红军的历史!

黄楠深情谈到,自己当时觉得,在她心里被她卷起来扔到角落里的那面红旗,又一次被展开了!她暗下决心:将来当自己有机会为国家做贡献时,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话,不计得失,好好地为国家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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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楠在“文革”以后,1977年进了高能所,一直工作到2014年,在那里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

黄楠慨叹,在“文革”的那个岁月,当他们看望父亲时,他们并不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他们以为他就会像这样老去。家里孩子大概都有这种感觉。黄楠的妹妹在看望父亲之后,写下了一首诗——

当你死去的时候,

你墓上没有大理石的丰碑;

只有一抔绒绒的新土,

春来正是绿草青翠。

亲人们在心底葬下你平凡的名字

它并不标志着成功与尊贵;

唯有生活的川河收容你一生的努力,

向死者呈上最后的安慰。

但骄傲吧,

你尽可藐视那显赫一时的权贵,

像千百万垦拓者一样自豪无愧;

你自觉选择了艰难,

是为了把幸福带给人类!

  ——黄梅(1972年春)

黄楠认为,父亲是幸运的,他挺了过来,活到了“文革”以后。

拨乱反正 大刀阔斧正党风

父亲很快复出,出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陈云同志。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纠正党风。

虽然年事已高,双目几近失明,但父亲仍全力参与抓办拨乱反正工作,大刀阔斧地为蒙受冤屈的老干部平反昭雪。他认真负责地给其他人平反,却忘了自己也是一个应该平反的对象。有人多次建议黄克诚写报告要求平反,而他却很不以为然:“不必了吧,我现在有工作就行了。”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降两级工资,他也没有再要求恢复,他只说有吃有喝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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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13日陈云(中)、黄克诚(右)、王鹤寿(左)出席中纪委全体会议

在中央的指示和陈云同志的领导下,父亲主持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现在的第二版,也是在该文件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其他还有《关于领导干部生活的若干规定》等重要文件。

黄克诚身体力行,狠抓党风。有一次,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同志在北京迎宾馆请客招待老同志吃饭,父亲知道后,就打电话给杨勇,说:“你请客很好,但是不能报销,你得自己掏腰包。”后来杨勇同志就是自己支付了招待费用。

当时,华国锋是国家领导人,他的家乡有一些动作,父亲知道后,就给华国锋打电话,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对这些事都有规定,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后来华国锋也制止了这些事情。

黄楠认为,无论是下级,还是上级,父亲对党风的监督是很到位的,只要发现了问题,就绝不放过。但是,很快,父亲的眼睛就瞎了,在这以后,他自己就开始比较少说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看不见了,人家反映的问题他无法核实,说话怕会有不好的影响。

端正史观 是非功过前车鉴

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写《我国大百科全书》,可是其中军事人物林彪的专题就知道如何入笔了。此时,离林彪、江青公开审判结束没过多久,所以对林彪的功绩写不写,怎么写,编辑人员都十分头疼。

1984年2月11日,黄克诚邀请了负责编写林彪条目的工作人员,黄克诚首先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然后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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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表示,编写军事人物把林彪放上去是应该的,这要比以前实事求是多了,但是这个条目编写的确很费事,不能重了,也不能轻了。黄克诚说:“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要受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传统说法的束缚,要打破这个束缚。”

他说:“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虽然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黄老指出,编写百科,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必须实事求是,如果仅仅道出其中的一面,人民也不会相信,这样编辑的书籍没有任何意义。

高瞻远瞩 高风亮节昭后人

这时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有各种各样的反映和说法,父亲听后就急了。他在纪委会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讲话,肯定了毛主席在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功勋,指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英雄是绝对不能否认的。

父亲认为,毛主席犯下过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而是我们的党在前进道路上的错误。父亲坦言:我在位的时候,凡是对主席有错误的地方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没有提出意见,我自己就都有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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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认为主席的错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没能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把人民内部矛盾按照敌我矛盾来处理了。

父亲谈到,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有可能到现在还仍然是在黑暗中摸索。当年建立红军时,毛主席提出不发饷,实行三大民主。父亲表示,当时自己都认为这怎么可能?不发饷,士兵还不都跑光了?实行三大民主,允许士兵给军官提意见,那还怎么指挥打仗呢?但是到后来,我们的战士懂得了他们是为什么而作战,他们有了理想和信念以后,我们的部队真的就成了世界上最有纪律、最有影响、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直到今天,也依然是这样。

父亲认为,毛主席有很多思想是我们绝对不能丢掉的,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的总结,是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

黄楠认为,父亲所有这些讲话,在今天,也依然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很多人对毛主席在“文革”的一些做法和错误很不理解。实际上,毛主席对修正主义问题的指出是对的,但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存在错误。主席指出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后来苏联不就是出问题了吗?!因此,在我们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对毛主席也要有个客观的看法。

黄楠讲道,建国的时候,中国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排名是很低的,当时中国的人均寿命是35岁,而世界平均人口寿命是40岁,我们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70%。主席去世时,中国人均寿命已经达到60多岁,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我们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但是因建立了一个好的社会,人民的人均寿命,是一年一岁地大幅提高,毛主席在位27年,中国的人均寿命涨了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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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不悔 革命理想高于天

黄楠有些哽咽:我的父亲,1986年就走了。在我们送他到太平间的一路之上,我就在想着他的一生。他在上海、在武汉找党的时候,想到过自己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将军吗?在他长征途中背着那么多的批评和“帽子”艰难跋涉的时候,想到过他会登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吗?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想到过他会在十年以后变成“反党分子”吗?

无论什么样的逆境和磨难,都从来没有阻挡得了他为国家和为人民奋斗的精神动力。他跟孩子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大革命时期跟他一起革命的同志,都没有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了哪些哪些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四平战役,他身边倒下的战友,好几千人哪!他永远记着的是哪些牺牲了的烈士们,他说他的身上背负着他们的期待啊,他一定要完成他们的遗愿!

黄楠指出,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给大家讲这些故事呢?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初步的工业化,当然还不是一个高级的完善的工业化,但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化,才刚刚开始。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建立起有十几亿人的现代社会呢?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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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黄克诚80周岁时在玉泉山与家人合影

黄楠问过父亲:你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父亲回答,他这一辈子,读过一百多遍《共产党宣言》。那个理想的社会,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那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大家都能过上共同富裕生活的社会,是他们的理想!

黄楠觉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中国是人均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我们的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可用土地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不比日本强啊,按人均除出来,和日本差不多。

苏联垮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要共产党,不再要社会主义。他们垮的代价是什么呢?一亿五千万的人口分裂了,六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分裂了。苏联的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最高的时候,是一个卢布兑换1.7美元,可是垮了以后呢,汇率1000:1,用新卢布换了,现在是60:1。

六万倍!相当于一个亿美元的钱,除上六万,只剩两千美元不到(一万多块人民币)啊!现在,中国只要有个稳定工作的人,手里没有一万块钱吗?什么叫国家破产?这就叫国家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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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黄克诚在西直门火车站送转业军人去北大荒

苏联垮了,可人家有资源,随便弄块黑土地,就可以种土豆,就能够生存下去。黄楠谈到,自己那点养老金,那点儿存款,如果除上六万,够不够买几碗面条,她不知道。如果不花养老金,她上哪里能找块土地去种土豆呢?!

黄楠指出,对中国来说,如果建设出了问题,人民就会没有饭吃。所以,我们必须守护好中国自己的国家,必须走好中国自己的路。

第一,就是要坚决杜绝腐败,因为它会断送我们整个国家。

第二,我们的人均资源不足,就得加倍努力工作,不能养懒人。中国养不起懒人,十分之一的懒人就是一亿三千多万,比日本的人口还多啊!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我们的产品要好,卖得还要便宜,才能挣到钱。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用比较少的钱、比较少的资源,还要让中国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站到世界先进的国家行列,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黄楠表示,我们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建设一个节约资源、人民安居乐业的好社会。这样的社会应该如何建设?这要靠我们所用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思想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很重,希望大家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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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黄克诚(坐者)参加军委座谈会

父亲黄克诚终生努力奋斗,从不考虑自己。他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他老了以后,在临走之际,能够想到的最想吃的东西,就是他的家乡那又甜又苦的小山芋,这是他心中最好的美味儿……

父亲戎马一生,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身经岂止百战!然而,正如他那高洁无瑕的人品一样,他的体肤完好无损,从未挂花负伤。这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确系如此。很多人认为父亲是个“福将”,能遇难呈祥、逢凶化吉,而他一生所经历的磨难不计其数,被打击迫害、蒙冤受屈更是家常便饭。如此多舛的命运,何福之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算是一个大难不死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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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溘然长逝。

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夫人唐棣华在挽联中对将军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革命一生做了精确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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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的同事、原中纪委副书记赵毅敏(1904—2002,原名刘焜,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九·一八抗日宣言》起草人)的后人赵战生向黄楠赠送了父亲赵毅敏1992年为黄克诚写下的礼赞——

《颂黄老》

一身正气,一代楷模,为国为民献多硕。爱真理,讲实情,不盲从不苟同,敢想敢说敢行,良师益友,德高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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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典礼上的抗战老兵周东葵

新四军研究会会员、二战和平文化中心倡议人胡山,在会上朗诵了97岁新四军老兵周东葵(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训练部原部长、军级干部,1938年入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缅怀黄克诚大将的诗词——

《清明节,永恒的敬仰》

瘦弱的身体,朴实的军装,

包裹着人民太多的苦难和忧伤。

在激烈抗日的苏北战场,

他率领军民修筑海堤,

挡住了曾经淹死万人的东海巨浪;

他组织生产厉行节约自筹军饷,

在寒风中把自己仅有的毛衣

披到了老农身上。

他实事求是,目光远大,

无论是整风、肃反,

或是反磨擦、反扫荡,

都能坚持正确的主张。

抗战胜利,他提出

开辟新战略根据地的构想,

为开创新局面,他奉命率部千里北上。

他敢说真话,勇于担当,

不怕误解、撤职、离岗。

在庐山,五老峰高,为民请命,

在寒流中,他冻结二十年没有沮丧。

十年动乱,终于解冻,

人们总结教训,理所应当。

复出的他双目失明,拼命工作,

还把坎坷的往事向后人宣讲——

是舵手,挽救了濒危的航船,

是巨人,托起了东方的太阳!

他无私无畏,有一副

护卫人民利益的铁骨柔肠,

毫不计较个人的恩冤得失,

大海一般宽阔的胸膛!

他,黄克诚,我心中永恒的敬仰,

现在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迎接百年,胸中有着更多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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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和平文化中心倡议人胡山朗诵周东葵致敬黄老的《清明节,永恒的敬仰》

萧锋将军后人萧南溪:我和黄楠大姐,一起在江西干部学院宣讲红色故事已经将近十年了,每一次倾听黄克诚伯伯的故事,我都会深受感动,深受震撼。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80年社会上有一股否定毛泽东、质疑毛泽东思想的“砍旗”之风,虽然黄克诚在“文革”中蒙受了巨大冤屈,遭到了残酷迫害,但是,刚刚复出的他,在这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拖着病体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发表长篇讲话,批评丑化、否定毛泽东的轻薄态度与偏谬思想,强调应一分为二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为坚决捍卫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黄老前辈襟怀坦荡,高风亮节,实事求是,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永恒的光芒万丈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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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英雄阎又文后人阎颐兰:黄克诚大将光明磊落、刚正不阿、顾全大局,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和人民奋斗终生,这种胸襟、气度和境界,感天动地。黄老思想深邃,目光如炬,曾明确指出“党内潜伏着一个危机:不关心群众,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小团体、个人、家庭、亲属。这不是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个人谋私利,革命就谈不上了。”“不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好人好事就树不起来。一个地方,树好人好事,必须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不能搞同时并存。这是个长期斗争的问题。”今天回想起老人家的警示,言犹在耳,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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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英雄刘光典烈士后人刘玉平:第一次完整听了黄楠大姐的讲座,受益匪浅。开始的一段视频,让我们对黄克诚大将这位伟人留下深刻印象。黄老的故事感人至深、丰彩多姿,大家听后很受感染和启迪。催人奋进的结尾,使听者深受教育和鼓舞,激励了我们为复兴中华民族、为中国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决心! 会后,我向大姐表示感谢,她却非常谦虚地夸奖和鼓励我,令我更加决心继续与大家共同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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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后人李秀玲:黄克诚前辈对革命坚贞不移的信念,做人做事实事求是的态度,尤其是身处逆境毫无怨言,乐观豁达,仍一心一意为党、为国、为人民着想,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也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奶奶戎冠秀,想到了像黄克诚和戎冠秀一样的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不怕受委屈、屈辱甚至牺牲性命!这种精神何其可贵,何其伟大!只有热爱自己的党,相信自己的党才能做到这样!他们的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的无价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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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首任宣传部长朱鸿后人朱宏佑:父亲是黄克诚前辈的老部下,他1938年入党后在地下工作的辗转中失去组织关系,在战争环境中无法调查复核。黄老对家父的高度信任让他终生难忘:“一个真心信革命的人,党是不会把他关在门外的。”家父在新四军三师重新入党,而黄老亲自作了家父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1959年庐山会议后,家父因彭黄问题牵连,受到党内处分,“文革”中又被监督劳动,隔离审查多年,是在黄老的亲切关怀和直接证明下才得以平反。晚年谈起黄老,父亲饱含深情:“我跟随黄老多年,最为敬佩的是他对党、对人民、对同志的那种敢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黄老的一生,心底无私,坦坦荡荡,把个人的一切融入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他不愧为共产党人的一代楷模。他的精神风范如巍峨高山,屹立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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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想的是人民,是共产主义事业。晚年的他年迈体弱,双目几近失明,仍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日夜操劳,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克诚晚年得知自己的身体不适宜继续工作时,主动向中央提出辞呈,要求免去一切领导职务,包括不挂任何虚职,以示不愿做尸位素餐之人。中央赞誉他“具有坚强的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

一天夜里,黄老梦见母亲。母亲责备他多年不回乡,把她忘了。黄老醒来,潸然泪下,痛彻心扉,挥笔《梦母》七律——

梦归故里看亲娘,亲娘见我惊倒床。

欲哭无泪望穿眼,欲言无语思断肠。

面沉怒色示指责,为何更早不还乡。

自古忠孝难两备,孩儿扪心愧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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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诗哲泰戈尔认为,“永恒的献身是生命的真理,它的完美就是我们生命的完美。”李大钊指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

黄克诚,一位生死于理想和真理的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真理,他舍弃了一切。他是共产党人的光辉楷模,万世师表,他的精神,是撑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屈脊梁,山河同在,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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