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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晓蓉评林雪《亲历者》

  • 时间:   2019-04-08      
  • 作者:   卢晓蓉      
  • 来源:   卢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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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比虚构更精彩

有位学者曾对笔者说:“历史是一张拼图”,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尤其是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最近一百多年间,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脉络尤其错综复杂、波诡云谲、令人目不暇接,仅仅依靠官方正史,势必难以一网打尽,因此以个体人物为传主的口述史便应运而生,这些年来更是层出不穷,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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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雪《亲历记》便是其中一部,它以其真实性、开放性和文学性俱佳而独树一帜,具有填补地方社会史和文化史空白的价值。

 

一部信史

 《亲历记》是一部文学传记,传主是作者林雪的父亲林向北,整部作品以林向北及其父亲林佩尧、岳母陈联诗和妻子廖宁君的不凡经历为主线,以他们身边一大批甘愿为国家民族的更新、进步而舍身忘己的有志者为辅线,以对人性及人心的深入探索和刻画为亮点,构织成一幅壮丽的画卷,展现出川东、川西、川北地区以及成都、重庆两大城市的风土人情,如实地反映了革命与改良相互交融的现代化进程。为了力求使这部口述史真实可信,作者不仅参考了26部(份)党史文献与个人资料(见书尾附录),还请传主林向北故乡的中共云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参与协助。他们以党史工作者严谨的态度,在书中涉及的大量地方史实及人物史料方面,做了艰辛的核实和挖掘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让这本书跨越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成为了一部有分量的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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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向北生于1918年,至今仍然健在,在同龄者中,不仅精力过人,记忆力也特别好。书中前后出现的人物多达两三百人,全部有名有姓。而其中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故事的也将近百人,其中部分人物至今还在世。这些人物的档案资料以及幸存者的回忆,都可以作为这部作品的见证。例如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后,在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将军的麾下担任过少将参谋的江民声,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越狱成功后,他与大批难民逃到上海。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江民声向人借了十五元钱,买了几套擦鞋工具,把一些难民组织起来,打着“自救救国——东北难民擦皮鞋抗日”的旗子,到繁华的南京路上带头擦皮鞋,还把从“东北抗日后援会”领来的《日军在东北暴行画册》进行义卖,因此有了“擦皮鞋少将”的绰号。1938年江民声带领十多位青年来到云阳,传主林向北负责接待他们,并协助他们在云阳进行抗日宣传,把云阳的抗日救国活动掀起一个高潮。本书第九章第三节以“擦皮鞋少将”为题,记述了这位奇人的故事。1985年,林向北在重庆白象街竟然又与他重逢。他当时作为统战对象,被安排在重庆文史馆做馆员,直到1990年去世,享年92岁。他们共同交往的这段经历,应可相互印证。

又比如1944年秋天,林佩尧应邀进入著名民营企业民生公司担任事务课长,期间在北碚主办茶房(即服务员)训练班。为此总经理卢作孚亲自找他谈话:“现在事务部门要做的事很多,我希望你先把茶房的训练抓好,不要看茶房工人做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对顾客产生直接的影响,都关系着公司的信誉。我已在北碚办了十几期茶房训练班,效果很好,现在希望你去把这个训练班接着办下去,更上一层楼,办出更好的成绩来。”对卢作孚这番话,笔者可以提供一个旁证: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杨辛曾对笔者说,他年轻时在民生公司工作,听过卢作孚的多次演讲,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就是做茶房,也要做世界上最好的茶房!”由此可以证明,林佩尧所记卢作孚给他说的话,不是空穴来风。

传主林向北青少年时期是位体育爱好者,在学校时几乎包揽体育比赛各项竞技第一名,而且还是网球健将。作者不惜花费笔墨,详尽描述了传主在网球场上的英姿,其中一例是四川省网球比赛的半决赛:比赛一开始,对方果然气势凶猛,靠着强有力的发球和抽杀,一连赢了我三盘。可是我沉得住气,稳扎稳打,慢慢给对方造成了很多失误,追至三平。接下来比分交替上升,一直追到六平,最后我居然以八比六胜了第一场……生动精彩的描写令读者有如亲临现场观战。书中交代此次比赛被《万州日报》报道,其中有“林君身材矮小,却年少有为,球艺极佳……”之言,可见确有此事。

传主的岳母陈联诗,就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生活原型。作者未将其神化,而是还原成一位不仅有勇有谋,同时也有情有义、有爱有恨、知书识礼的女中人杰,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她和丈夫廖玉璧,都是东南大学的学生,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走到一起。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中共地下党策动了一些地方武装两度在华蓥山区发动武装起义,陈联诗配合丈夫在此建立了游击队根据地。1935年廖玉璧不幸牺牲,游击队员们被迫分散隐蔽,35岁的陈联诗发誓“孤儿寡母闹革命”,在地下党战友中传为佳话。书中刊出一张陈联诗保存在身边的廖玉璧照片。照片正面有廖玉璧亲笔书写的题词“勇敢奋斗,再勿怯弱”,照片背面则写着他的入党誓言:“革命意志,从此确定,人生意义,从此认清,一洗从前梦想的爱的生活,怯弱意志,以我之身于人类社会,不复为一个人而牺牲矣。”廖玉璧和陈联诗的这些事迹都写入了党史和地方志,是真实可信的实证材料。

传主林向北追随其父林佩尧、岳母陈联诗,早在入党之前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入党之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从川东的家乡转战到川西北的江油,再转战到绵阳和成都,最后在重庆迎接解放,在浪迹天涯的革命生涯中成长为一位成熟干练,独当一面的革命者。重庆解放前夕,林向北全家作为川东临委直属家庭支部,接到营救渣滓洞、白公馆被捕人士的任务,这些被捕者中包括林向北的妹夫陈作仪、陈作仪上级彭咏梧的妻子江竹筠,还有全家人都熟悉的十几位同乡、同志和朋友。家庭支部在“让同志们活着迎接解放”的口号下,对于营救行动做出了周密的计划并立即开始了行动,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虎口夺食”和第二节“母女抢夺‘生死牌’”,描述了这一行动的细节。经过若干周折,林向北终于派人打入守卫两座监狱的警卫部队做卧底,通过详细侦查绘制出了一张详尽的渣滓洞、白公馆地图。图上不仅有两个监狱的位置及其附近的公路、小路,还有围墙电网、岗亭、瞭望哨、营房驻地、士兵人数、练兵场、军械库、电讯器材库等等,而这张着冒生命危险换来的地图,当时就掌握在林向北手中,至今仍然在渣滓洞革命烈士纪念馆展出,这次也收入了本书。作者对于这一真实行动描写得环环紧扣,此起彼伏,令读者紧捏了一把汗,犹如在观看一部惊险的谍战片。

据最新得到的消息,书中的贾希夷和蒋仁风两个人物,都曾经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可是长期以来因为没有实证,未能获得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的认可。

真实往往比虚构更精彩,读者们看过之后,会相信此言不虚。

革命与改良并行

万县地区号称下川东,距离大都市重庆虽然有些偏远,但有长江穿流而过,从古到今都是水上交通要道。传主的出生成长之地云阳及周边几个县城都临江而建,也有不少骄人的历史遗迹:云阳有纪念三国英雄张飞的张王庙,庙中陈列的自唐宋以来至近代书法及篆刻名家遗留下来的碑林石刻,其数量之多,居全川之首;云阳西边的忠县则有明朝著名抗清女将秦良玉的石宝寨,当年她也曾率白杆军死守于此,抗击张献忠入川杀人。当然,这里也留下了封建专制社会的“特产”贞节牌坊:这些牌坊互相攀比着,一座比一座修得气派,上面大都镂刻着很精美的花纹和人物故事,碑文也大都是用些华丽却又空洞的四六骈文,赞扬这些节烈妇人守纲常,抚遗孤,忠于死去的夫君,永不再嫁之类的话。只有那些寡妇们自己写的悲苦寂寞的诗词,显得哀婉动人。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开始,各种新思想、新道德、新观念,不仅涌入了大城市,也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这些偏僻陈旧的小县城。本书既如实记录了中共党组织在此由小到大的发展脉络,描绘了万县著名的“九五惨案”“七君子案”及风起云涌的群众救亡活动,同时也没忽略当地蓬勃兴起的新生活运动、地方建设干部训练、教育改革、男女同校、学校开设“公民课”、自由恋爱、现代文体活动等等,甚至可以看到网球这类有钱人的运动,在当地也有所普及。这些变化带着新鲜的气息渗透进入人们的生活,也改变着世俗的观念。和现今影视剧中“革命就是血火打杀枪林弹雨”的表现不同,在作者的笔下,革命与改良并驾齐驱不可分割,以至于书中大部分的篇幅,都在介绍这些革命者所从事的传播真理、促进文明、先立后破、移风易俗等社会改良工作,写出了他们在改良社会的同时也完善了自我。这些都让读者能感受到书序中所说的“历史大潮在一个地区一个小镇一个家族乃至个人身上,漫过的痕迹。”

传主的父亲林佩尧,年轻时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各种进步思想影响,离家出走寻找革命真理。他曾经当过云阳县主管治安的团练局长,忠县主管地方武装的国民自卫总队副大队长,江油县国民兵团副团长并兼任江油等周边四县军团联合办事处主任等“大官”,又任过民生公司事务课长,当过公园管理员,办过平民食堂……每到一处,他都尽自己的努力改变现实,不惜从微细之处做起。早年他因“共党嫌疑”坐了牢,便在监狱里发起“新生活运动”,把一个肮脏如猪圈的监狱改造成了花园一样的“模范监狱”,囚犯们不仅过上了有肉吃,有衣穿,可以洗澡的日子,而且有了做人的尊严感,此举在当地引起轰动,地方政府官员纷纷来监狱参观学习传播推广。1944年初,林佩尧父子流落到成都,为了生存和职业掩护,林佩尧担任了成都中山公园的管理员。作者对公园现状作了详尽的描写:方圆有好几十亩大,满地是瓜子壳和果皮、纸屑。园内鱼池内没有游动的金鱼,有的只是飘落的枯叶和各种垃圾,水黑发臭让人心烦。茶馆里积聚着附近的平民百姓,还有剃头的、挖耳的、洗眼的、洗牙的、装水烟的,捶背的、修脚的各种行当以及形形色色的坑蒙拐骗……面对这样的乱象,林佩尧和儿子一起开始了最早的文明振兴计划。他们净化环境,不仅清理垃圾污垢,还清理那些不三不四的各色人等,然后安放了果皮箱和吐痰盒,把几十块“文明标语”牌挂在树上和路边。公园内被踏平的草地被重新种上了草皮,兄弟单位闻讯主动送来花草、树木、种子和花盆;林佩尧还用鱼池里的垃圾脏水做了花木的肥料,在洗干净的池子里灌上清水,放进荷花和金鱼……不到半月时间整个公园变了样。正是春末夏初时节,游客多了,乱七八糟的怪事少了。不仅老百姓交口称赞,报纸也刊登文章宣传表扬。

也是在这段时间,传主父子俩还在成都东门开办了一个平民食堂,卖“挨刀饭”。书中这样写道:

所谓“挨刀饭”,又叫车夫饭,就是用一口大锅,煮成闷锅饭,然后根据买主需要,用刀切成大小不等的小块,一斤半斤称着卖。这种饭既便宜,又饱肚子,最受劳苦大众欢迎。说干就干,父亲叫人去买了两口二尺半的大铁锅,几个大土陶盆子,二十付大小不等的土碗,再在门外砌了两个土灶,一个用来煮饭,另外一个用来熬汤。汤是用骨头和萝卜熬成的,好吃又有油水,厨子们再弄一些价钱便宜的青菜萝卜,用盐、酱油、花椒、海椒面腌成咸菜,好下饭吃。不出父亲所料,从筹备到正式营业,刚刚十天,我们的原则是只图够本,不图赚钱,饭菜与附近其它馆子比较起来,真是价廉物美,来吃饭的大都是东门上的黄包车夫和苦力,一顿饭下来,也不过一角钱左右。我们的生意火红得很,有时一天要卖三四锅饭,简直忙不过来,于是又临时添制两口锅灶。

 成都如今常登全国宜居城市榜首,应是与先辈们早年实行的现代科学文明管理分不开的,也与他们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所做的努力分不开。或许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些先辈,居然是一些立志改天换地“做大事”的共产党人。其实很多人平生的愿望都是只想做好身边小事,比如管理好一个公园,办好一个平民吃得起饭的食堂,当好一个剧团的前台主任,为饱受欺凌的妓女呐喊……当这些小事情都不能够如愿的时候,革命的土壤便逐渐加厚,最后产生了革命。

用文学的语言描绘史实

《亲历者》不仅力求做到真实可信,还一改口述史平铺直叙波澜不惊的套路,将小说和散文笔法融入其中,大大增强了文学性和可读性。

本书传主林向北,受其父林佩尧影响,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爱文学,十二三岁便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他至今还记得所写的第一首两百多行长诗《杜鹃声里》的开头部分:春风吹拂着游子的心 / 这时正是天街夜静 / 杨柳儿披着绿衣低下了头 / 杜鹃儿在树梢不断地鸣 / 在一个静如死水的破屋里 / 我殷勤地写着这一封信 / 陪着我的/ 是一盏惨绿色的孤灯 / 和壁上映着的一条瘦长长的黑影 / 还有杜鹃儿凄凉的歌声……

林向北还擅长讲故事,本书作者林雪敏锐地感到,父亲讲的“这些故事本来就很精彩”。但是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让读者同样感到很精彩又是另一回事——正如有了好的原材料,还得有手艺高超的厨师才能烹饪出色香味俱全的大餐,所幸林雪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作为一位资深记者和编辑,她不仅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文学爱好,还有过多部传记和纪实作品的写作历练,文笔娴熟老道,清新优美,全书的结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人物个性鲜明生动,对白精炼而恰如其分,大故事里有小故事,大悬念中套小悬念,戏剧冲突比比皆是,令人一捧在手便难以放下。

书中的主人公林佩尧、陈联诗、林向北都坐过牢;没有坐过牢的廖宁君不仅经历过父亲廖玉璧的牺牲,长女冰华的病故,自己也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长期在进步文艺团体中南征北战;解放前夕,为了参与营救渣滓洞、白公馆被捕人士,她还与母亲争夺“生死牌”,自愿深入虎穴。他们的命运跌宕起伏,自始至终令读者关注。本书第六章第一节“诗伯出狱”中,第一次出场的人物萧钟鼎,早年是刘伯承手下的营长,后来又到刘湘麾下,1938年在万县任四川第九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保安副司令,是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萧钟鼎被捕,关押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在“11·27大屠杀”中幸运脱险。书中以他为中心演绎的大小故事一直延续到本书的结尾,时而危机四伏,千钧一发;时而峰回路转,有惊无险。类似的布局,在本书中还有不少。传主父亲林佩尧和传主岳母陈联诗的爱情故事,也悬念迭出贯穿了好几个章节。最初的悬念来自林佩尧多次给儿子讲述他对陈联诗的倾慕之情;然后是第四章第三节“多想她是我妈妈”,第五章第一节“我陪诗伯坐监牢”,第六章“诗伯随我们回老家”……草蛇灰线,伏笔蜿蜒,一直到第十三章第四节“父亲走得太早了”,这段柏拉图式的爱情才告一段落。然而作者在此又布下一个新的悬念,并且没有在本书中揭晓。

作者善于谋篇布局,可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疏处一笔带过,密处细致入微,扣人心弦。比如对于陈联诗能使双枪的描述,作者没有去写她在战场上的威武神功,而是让她在朋友面前做了一次精彩表演:

    ……说着她提枪的两只手往两边的腿上一擦,只听见哗哗声响,弹夹都已经退了出来,接着一个马步半蹲,把两支枪夹在腿弯里,双手从腰上抽出新的弹夹,又是两声响动,那弹夹就被推进枪里,大拇指一顶就上了红槽。整个过程迅雷不及掩耳,简直就没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诗伯她走到床前,把被子抖散,自己拿枪的手伸进被子里,只听见一阵响动,再揭开被子一看,那支枪全部被拆成了零件,摆了一床。她又把被子重新盖上,又是一阵响动,再揭开被子,那些零件已经被重新组合成了一支完整的手枪。

陈联诗能文能武,不仅能使双枪,还会画国画。作者在书中借一位士绅之口,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陈联诗为林佩尧的母亲祝寿而画的一堂四季花鸟屏风:

    ……这蝴蝶翅膀上的磷粉,是用什么东西的烟粉扑上去的,而这蜜蜂的翅膀呢,远看确有近看却无。工笔还有个特点就是色彩浓艳,大青大紫,你看这牡丹的叶,还有这紫藤的花,还有这些草叶上滚动的露水珠儿……当然了,如果只是工笔,还不足为奇,因为工笔以线条勾勒为主,毕竟拘谨了些,有些闺阁小气,可是这些画却没有。为什么?因为它在画法上又兼了些写意,这写意可就是大手笔了,你看这牡丹的花,还有这梅花的枝干,啊,淋漓酣畅,直抒胸臆,看得出这个人胸中有江山,笔下生怜意,一定是个琴心剑胆、悲天悯人的伟丈夫。

这样的段落堪称美文,在书中也不少见。

作者在字里行间也不忘点缀四川的民俗,例如四川的饮食文化、茶馆文化、赶场习俗等等,使其作品充溢着浓郁的川味。一般外省人都以为川菜离不开麻辣烫,其实正宗川菜大多数都是不辣不麻不烫的。作者在第六章第三节“诗伯随我们回老家”中,细述了一道有名的川菜“鸡豆花”便是如此:比起那些喝大碗酒、吃大块肉、啃大鸡腿的吃法,这道菜就越是体现出大户人家的精致来,只是做起来非常麻烦,而且很考手艺。先选那种还没有下蛋的仔母鸡,片出胸脯的嫩肉,除去血水,剁成肉茸,然后用鸡蛋清搅拌良久,点成嫩豆花一样的凝状物块,吃起来入口即化,比豆花细嫩,又有鸡肉的鲜美。今天因为是在庙里吃素席,不能沾了荤,所以这“鸡豆花”便用落花生来做,放在精致的青色透花的大汤钵里,雪白的“豆花”飘在汤面上,如青天上飘浮的白云一般,一经入口,比起那鸡肉做成的豆花来,既细腻又爽口,而且有一股甜甜的清香。

用如此精致的笔触写出菜肴的色香美味,读来令人垂涎。

写出革命者的血肉之躯

林佩尧、陈联诗、林向北、廖宁君这一家两代,都是职业革命者,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历史大潮之中,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唯一所有的是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盼望建成一个没有压迫剥削,法制健全,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人性趋利,革命却向死而行,因此任何时候革命者都少之又少,可是这个家族居然出了八位地下党员,为革命死了四位亲人,最小的只有四岁。革命胜利过后,他们很容易在崇高的赞美声中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可是林雪笔下的革命者,都是血肉之躯,很本色,很真实。

林佩尧早年自称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1938年与20岁儿子林向北先后加入共产党,后来因为身份暴露匆忙转移失去了组织关系,直到1940年初才得以重新入党,继而恢复党籍。在重新入党的仪式上,其介绍人竟是他的儿子。林向北在介绍父亲重新入党时说了以下这段话:

今天我来做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是有点本末倒置,其实是父亲把我引上革命道路的,记得在我过十岁生日的那天晚上,父亲送我《中山全书》和《新青年》杂志,还对我说:“我不但希望你做我孝顺的儿子,我还希望你做我忠实的同志。”当时我还小,不理解这些话的意义,后来他作为共产党嫌疑犯坐了几次监,几乎被杀头,我才知道他心里真正的追求。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父亲也终于如愿以偿,父亲当年对我说的那些话,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为有了一个亲爱的、尊敬的爸爸加同志,感到骄傲……”

这些充满了真情实感的话语,读来感人泪下。

读了这部书才知道,1928年就入党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也曾因组织遭破坏,与党脱离关系竟达十年之久。期间她也曾有过“英雄末路”的处境,有过对儿女的愧疚,有过谋生的艰难,她教过书,开过服装店、卖过姜、卖过煤、运过军粮……如果不是参加革命,她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一个出色的画家,一个卓越的商人,甚至一个“为民做主”的女县长,起码能够过上吃穿不愁前景美好的优越生活。但是最后她还是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战,于是成了偶像级的人物,身边总是簇拥着一批批忠于理想,追求进步,愿意为改良社会尽力的人,传主父子就是其中的典型。

《亲历记》还做到了对革命的成果不虚美不粉饰,对遭遇的失败和挫折不掩盖不回避。从书中可知,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初,以华蓥山为代表的川东北一带,曾发起过共产党参与和领导的两次武装起义,都遭失败。1948年第三次准备起义时,因为地下党高层出现叛徒,起义不得不仓促提前,只进行了短短42天,就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再次失败了。作者没有过多去渲染战斗的血腥激烈,而是把更多的笔触放在了如何组织抢救及安置失败后撤退的起义人员上,第十四章第三节“为了二百四十一条生命”详尽叙述了这一过程。重庆解放前夕,林向北和战友们精密策划并积极开展的营救渣滓洞、白公馆被捕人士的行动,由于敌方情况突变而遭失败,江姐和陈作仪等200多位难友先后壮烈牺牲。林向北和他的战友满怀悲愤,又夜以继日地投入了寻找、安置从“11·27”大屠杀中侥幸逃出的难友及其家属的行动。作者在第十五章第三节“脱险同志联络处”和第四节“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中,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这一艰辛沉重的经历。书中所记载的这两次抢救和安置行动,读来长歌当哭,感人肺腑,真切地体现了大善大美的人性光辉。

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我一直都认为: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不愿让革命再在我们身上发生,更不愿让我们也去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要铲除那些产生革命的土壤,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过上祥和安宁的生活,为此情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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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人,作者对于先辈的理解高人一筹,也让许多对于革命者宏大的“拔高”黯然失色。


附件:作者简介

    卢晓蓉    1946年出生于重庆,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1978经济专业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最高职称为副研究员。曾在香港安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担任高层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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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为香港作家联会永久会员。曾在大陆和香港的报刊发表过多篇散文和文学、影视评论。先后三次获“冰心文学奖”散文奖,其中一次为大奖。另获《中华散文》及《人民日报》 (海外版)征文奖等。曾有文章入选《中国作家人生历程》、《电视电影纵览》、《名家谈语文学习》、《无声的群落》、《大户人家》、《我们忏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文集、教材和高考语文试题,并出版有散文集《水咬人》、《人生的万花筒》和《我的祖父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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