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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向延安

  • 时间:   2019-08-24      
  • 作者:   蓝天之魂      
  • 来源:   中国报道陈龙狮     
  • 浏览人数:  1874

发布时间:2019-08-23 18:58 来源:中国报道


——汪府专机“建国号”820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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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讯 (特约通讯员 陈龙狮) 1945年8月20日,毛泽东主席为汪伪政府航空人员,驾驶“建国号”专机从扬州起义飞抵延安,安排降落机场亲拟电报,得以飞机安全降落在延安机场。“建国号”成功起义飞抵延安后更名为“820号”,成为八路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

“820”起义是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从敌对阵营中有组织、有计划的空军人员起义。“820起义”兵分两路,驾机起义和陆地起义同时行动,这次起义的最早发起者是周致和与何健生;白景丰、黄哲夫、赵迺强、吉士志等人是参与起义行动的主要策划者。由于有着飞向光明的共同目标,他们在不同的关键节点上,各自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策划、行动过程,由周致和、何健生组织实施,其他成员各自分工,单线联系。

参加这次驾机起义的空地人员有周致和(主驾驶)、赵迺强(副驾驶)、黄哲夫(领航)、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6人。与此同时,汪伪空军29位空地勤人员及家属从地面起义,成功抵达新四军军部。接着,白景丰、何健生、吉士志、陈静山等飞行和机务人员奉命北上,在途经山东时,修好了海阳县大辛庄张吉俊等民兵缴获的一架日军飞机。自此,八路军又拥有了第二架飞机

周致和1918年出生于湖北黄陂。为图航空救国之愿望,于1935年在南京国民党教导总队考入国民党笕桥航校第十期学习。在航校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从此,立下了无畏献身报效祖国的志向。1939年毕业,被分配到成都双流机场驱逐五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大举侵略中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周致和感到无比愤慨,立下誓言“只要我有机会,一定向日本人射击!”周致和曾多次驾机袭击过日军的火车头和汽艇。

1944年6月,周致和驾驶p-40飞机执行任务;因右翼受伤,迫降于沙市机场,日本人将他关押在武汉。当时汪伪陆军部长叶蓬闻悉此事后,想利用周致和培植自己的空军势力,于是借同乡关系把他保释了出来。叶蓬利用周致和的驾机技能和专长,要他到常州去协助办航校,并任命周致和为中校教官。周致和身陷困境,迫于无奈,只好跟随叶蓬到了南京。但周致和暗地里一直在想,“我是中国人,决不能做亡国奴”。他对国民党和汪伪政权都已感到了绝望,他从各种渠道获得了一些有关共产党的信息,私下里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和《论持久战》,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周致和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驾驶飞机,飞往共产党解放区!。

何健生,1909年出生于广东连平。在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影响下,于1930年参加广东空军。抗日战争爆发后,自1937年8月起,何健生担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十九队领航轰炸员,参加过对上海江湾日军司令部,吴淞口日军码头、阵地的轰炸,以及长沙、衡阳、宜昌、南宁等地对日作战。他先后26次奉命执行对日军的轰炸任务。;在空战中负过伤,并曾6次跳伞。何健生是驾机参加淞沪抗战、长沙大会战、武汉大会战的抗日英雄,被国民党空军授予二等宣威奖章。;被当地人称为“客家英豪”。

1942年1月24日何健生驾驶的“1763”号飞机,由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大队长姜献祥率队,在美国陈纳德飞虎队的掩护下,奉命从云南沾益机场起飞,去轰炸被日军占领的越南河内嘉林机场日军基地,完成任务返航途中,何健生的飞机中弹,他被迫跳伞,不幸坠落敌境,被日军关押。1942年8月,他被日军交给汪伪政权。

何健生“身在曹营心在汉”。此时,他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他选择的目标是追随共产党。起因是在1943年春,他在南京碑亭巷遇见了梁玉珍。梁玉珍参加过新四军,是共产党员。因皖南事变中弹受伤,后被移送汪伪空军。与新四军失联的梁玉珍是广东珠海人,他俩乡音相通,乡遇如故知。身为抗日民族英雄的何健生,深知国民政府的腐败,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在梁玉珍的感召下,何健生从爱国主义逐渐萌发了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他下定决心:起义,投奔共产党!

1944年8月,汪伪政府常州教导总队在常州举办特技飞行表演活动。何健生时任航空教导总队教务主任,与第一次参加特技飞行表演的周致和作了面对面的交流。周致和刚到汪伪空军二个月,他俩心有灵犀,都在互相关注,只是难得有聚会交心的机会。这次恰逢共同参加汪伪空军在常州的特技飞行表演,他俩一见如故。周致和在何健生家中小住了几天,两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彼此都有相同的境遇,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深感忧虑。情到深处,他们把梁玉珍启蒙的共产主义思想,结合当前的时局,作了深入分析,彼此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驾机起义!投奔共产党。他们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人民,才能救中国。

自周致和小住何家起,何家就成了青年军官的秘密集结点,周致和在此结交了不少年轻的有志的朋友。为了获得更多的有关共产党的信息,并希望能与解放区取得联系,周致和于是就请特技飞行设计师谭炜帮忙组装一台六管短波收音机:有了六管短波收音机,就能收听共产党的电台,获得更多信息。

谭炜虽懂一点无线电维修,可搞线路改装确是外行。于是谭炜又请来他的知交,无线电专家、理论教官许任远帮忙。

许任远得知周致和、何健生是想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延安广播,明白了他们是想通过电台寻找共产党,心里十分激动,愿意加入这一行动。

许任远初识何健生、周致和,彼此了解不多。许任远是个仗义的男子汉,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说话间,许任远就抽出自己的佩刀,划破右手中指,在手帕上写上“士为知己者死”。许任远斩钉截铁地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如有出卖兄弟的行为,天打五雷轰”,何健生与周致和都为之动情。

许任远是个聪明能干而充满血气的人,出于职业习惯,发报都采用密语代号,他便对周致和说,“‘延安’这两个字太敏感,行动起来不便说话,要有个代号才好”。

周致和稍加思索答道“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就用‘上海’作代号吧”。

从此,周致和就把“上海”用作“延安”的代名词,在圈内交流。周致和、何健生每晚守在收音机旁,收听延安的广播,了解了许多革命道理。他们都对延安和共产党心驰神往;对八路军、新四军也有了新的认识,更坚定了他们飞往延安的决心。

但是,周致和、何健生通过许任远设置的秘密电台,虽然可以听到共产党的广播声音,却无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为了寻找共产党,何健生利用自己兼任机场警卫营营长的关系,将许任远派往苏州机场当警卫连长,希望他在苏州能找到共产党。许任远费了几个月功夫奔波打听,可一点新四军的行踪也没发现。

在找不到共产党的无奈之中,何健生、周致和又重新把寻找共产党的希望寄托在无线电台上。

汪伪政府陆军部长叶蓬与周致和是老乡,周致和便找到叶蓬,通过叶蓬与汪伪电台台长搭上了关系。于是许任远被任命为武汉电台中校台长。

周致和、何健生原以为武汉电台功率强大,希望通过武汉电台能与延安取得联系。但是,许任远调任武汉电台台长后,才发现这里的设备过于简陋,功率太小,始终无法实现与延安沟通联系的愿望。

周致和、何健生为能找到共产党,进行了反复地商讨,他们认为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决定一起到上海寻找共产党。

上海是白色恐怖的地方,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但他们没有因此而动摇。他们走街串巷,找到了苏联驻上海的《时代》杂志社,自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到共产党。

周致和在书店里见到一位金发女郎,便问“您是共产党吗?”谁知,突如其来的问话,吓得她直摇头,姑娘定了定神,一边摇头一边回答,“不,不,不!我们不是共产党,请你们快出去。

周致和、何健生碰壁之后,方知他们的行动幼稚可笑。

如何才能找到共产党?只有壮大起义队伍,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并寻找联系共产党的渠道。周致和、何健生开始分头行动。

何健生与白景丰属于上下级关系,接触较多,基本上是无话不谈。

白景丰1904年出生于辽宁省盖平县杨木林于村,1923年考入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航空部队。在张学良大力投入航空队建设时期,白景丰与其他航空队优秀官兵共18人,于1925年一起被选送赴法国莫拉纳航空学校学习;这其中就有抗日民族英雄高志航。1927年毕业回国后,白景丰继续在张作霖的航空部队任职,被誉为东北空军的“八大金刚”之一。他曾担任国民党空军航校的中校飞行教官,后因屡次受到排挤,不得已于1941年进入汪伪政府空军教导队任职,1944年官至航空处少将长官。尽管得以升迁,但白景丰此时已认清汪伪政府、蒋介石政府都无法代表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白景丰是何健生的上司,何健生深知他的苦恼,对汪伪政府、蒋介石政府同样失去了信心。于是何健生上门找到白景丰,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和周致和寻找共产党的愿望和经过,以及商议共同策划起义事宜。

白景丰闻言,一拍即合!,一个涉及汪伪政府空军多个级别的空、地勤人员的起义行动,由此拉开序幕。白景丰甚至提出可以利用他掌控的权力,将机场所有的飞机飞往解放区。万事俱备,唯有受困扰的就是如何找到共产党,找到新四军。何健生满怀希望地去了患难之交的吉士志家。吉士志曾担任少校飞行教官,他与周致和在国民党笕桥航校学习时的同学,交往甚密。于是,把寻找共产党新四军的任务交给了他。因为吉士志曾被新四军俘虏过,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可是天地茫茫,吉士志周旋了好几个月,仍然没能找到新四军。与此同时,周致和百般周旋也未见共产党踪影。1944年底,周致和正好遇到了曾服役汪伪空军的少尉飞行员黄哲夫。

黄哲夫,1921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从小的梦想是当工程师,长大后想为救国学些真本事。他不断尝试和探索,在寻找的道路上经历许多挫折。1941年6月在广州考入汪伪中央空军军官学校,1943年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过汪伪政府空军的少尉飞行员。后因其思想激进而被航校除名。

黄哲夫的经历,使他对国民党和汪伪政权恨之入骨。他在同周致和的接触中,发现有共同投奔革命的愿望;于是,他主动冒险想方设法去寻找新四军和共产党。遗憾的是,几个月过去,毫无结果。

正当周致和无所适从时,他在南京遇到了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轰炸员秦传家。秦传家曾是周致和在笕桥航校时的同学,他把自己的心愿告诉秦传家,秦传家表示愿意脱离国民党,与周致和一起投奔共产党。

周致和说:“我们已经着手找了一年多了,仍未见到共产党的踪迹”。秦传家说:“我的家乡安徽是新四军的根据地,或许能找到共产党”。周致和听到此消息十分高兴。

1945年3月,周致和在南京约见了秦传家和黄哲夫。周致和让秦传家领着黄哲夫一起去安徽找共产党新四军。

秦传家、黄哲夫一起去了安徽,几经辗转,终于在安徽宣城找到了共产党组织,找到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并向他表达了“驾机起义”的愿望和计划。

秦传家完成了找到共产党新四军的任务后,因有其它事情,急急返回。与新四军进一步联系的任务就由黄哲夫继续去完成。

彭海涛书记马上派人护送黄哲夫,顺利通过了日伪封锁线到达浙江长兴,受到苏浙军区粟裕司令员、刘长胜参谋长、钟期光副主任的接见。他们一起商定了双方的联系方式和化名,并建议黄哲夫改名为“于飞”,确定了与江北新四军联络的地点和暗号。

粟裕司令员说,延安有一个飞机场,不时有飞机给美军观察组送给养;并介绍了附近地形等情况;最后,叮嘱黄哲夫,:起义人员要及时与扬州附近的新四军保持联系。

随后,粟裕司令员立即将驾机起义一事报告了延安总部。三天后,延安复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粟司令员又与黄哲夫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秦传家、黄哲夫终于找到了新四军,找到了共产党。!“820起义”,至此便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了。

1945年8月初,黄哲夫见到新四军后赶回南京,向何健生、周致和作了汇报。

周致和在南京珠江饭店二楼开了一个房间,白景丰、何健生、周致和、吉士志、黄哲夫、梁玉珍等聚集在一起,听取了黄哲夫寻找共产党的经过介绍。

黄哲夫传达了粟裕司令员的意见和延安总部“待机行动,配合反攻”的指示,大家的心情非常激动。与会者缜密地研究了起义方案,并提出争取更多的空、地勤人员参加。白景丰、何健生、周致和对起义人员作了明确的分工。决定兵分两路,从空中和地面同时起义。

一路是空中起义,从扬州机场起飞,直接飞延安。空中起义由周致和全权负责,并设法弄到能长途飞行到延安的大飞机,组织临时机组。黄哲夫负责与共产党的联系,确保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驾机起义成功。

另一路是地面起义。白景丰身为少将,重点关注汪伪空军上层动态,并尽可能争取多一些飞机和队伍起义到新四军;何健生利用原航空教导总队教务主任的身份留守扬州,负责准备在扬州起飞的机场,并组织机务人员做好准备,见机行事。梁玉珍负责地面起义与新四军保持联系。

在南京珠江旅社的起义策划时,他们还对飞往延安的航线进行集思广益地谋划;何健生和黄哲夫草绘了简易的地标航线航法图。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全面铺开的关键时刻,白景丰于8月12日,接到周皓(蒋在汪伪中的特工人员)的电报,被迫去了南京。白景丰的突然调离,对地面起义极为不利。;地面起义的重任全压在何健生肩上了。他立即找到梁玉珍,请她马上报告新四军。根据新四军的指示,何健生夫妇、陈静山夫妇等九人,于13日由南京到扬州,整个起义拉开了序幕。

8月16日,时任汪伪湖北省省长的叶蓬,急需从南京秘密飞往汉口。叶蓬指定曾由他保释的周致和驾驶“建国号”座机。这也是周致和千载难逢搞到这架“建国号”大飞机的最好时机。此时,他想起了精通日语的张华,要他速到南京协助行动。

汪伪政府专机班共有3架“立川一式丙型”运输机,分别命名为“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这些飞机停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由日本兵站岗放哨,戒备森严,平时无法接近。

周致和为确保万无一失,能给飞机加满燃油,想起了精通日语的少尉飞行员赵廼强,便立即提笔给赵廼强写了一封信,要他火速到达南京协助行动。

赵迺强是吉林桦甸人,他的故乡是杨靖宇将军的抗日根据地,自小就听说过很多杨靖宇将军的抗日故事。东北三省沦陷后,他被迫背井离乡南下去寻找舅舅,途经常州时,已身无分文,见到中央航空学校招生,就报名并被录取。由于他勤奋好学,驾驶技术优秀,很快升任少尉飞行员。那年才19岁。因为他曾在东北读书,故能流利地说、读日语。

8月18日,周致和通知黄文星、沈树槐,苏鉴泉到南京把即将长途飞行的“立川一式丙型”建国号专机检修好;并吩咐赵迺强去机场,想方设法让日本人给飞机加满油。黄文星、沈树槐,苏鉴泉、赵迺强他们如期完成了任务。

周致和带着赵迺强,一起驾机送叶蓬飞往武汉。此时,周致和给身在武汉的许任远事先发了一封电报,要他19日在王家墩机场等候,一起搭乘飞机去“上海”。“上海”实际是延安的密码代号。

8月19日,不料叶蓬怕被人暗害,原本在王家墩机场落地的计划,临时改变飞到武昌城郊的草坪机场着陆。周致和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接许任远去“上海”的打算落空了。在王家墩机场等候的许任远,则望眼欲穿也未见飞机踪影。周致和当晚和赵迺强驾着“建国号”飞到了扬州机场。

何健生见飞机已弄到手,起义行动时机已到,立即让黄哲夫将情况报告江北新四军。黄哲夫马上将“日内有飞机来延安,万勿作敌机”的电文送到江北城工部。黄哲夫见局势有变,就留在新四军,并告知何健生情况危急。

何健生告诉周致和:“白景丰、吉士志尚在南京,马上来不了扬州。当下形势紧张,此处不能久留,你们空中先走,我和白景丰、吉士志等则待机从陆路立即跟上”。19日晚,为迷惑敌人,何健生与周致和两人把头发擦得油亮,风度翩翩来到扬州旅社露天音乐茶座看热闹,以避耳目,谁知扬州基地的上校大队长彭鹏也在看戏,与何健生、周致和寸步不离,歌手唱了一曲又一曲,时间一分一秒的消失,何健生、周致和心焦如焚,是否我们的行踪给他觉察到了什么?周致和急中生智,借故离座去找何健生的妻子邱淑仪,叫她马上约上两个人找彭鹏打麻将,只能输,不能赢,把他拖住。彭鹏借口身上没带钱,何健生迅即从口袋掏出100元伪币给他,周致和又将身上的两根金条悄悄地塞到彭鹏的手中,低声说道“这点小意思,供老兄添手气”。

彭鹏给打发走后,何健生、周致和进到扬州旅社8号房间。他俩枕戈以待,谋划明天的飞行计划。他俩在房间展开一张50万分一的航空地图,计算着扬州到延安的航程,把920公里航程路线用红色铅笔连成红线,找准航标。因为这是一条全新的航线,空中情况没有任何资料,在空中如何躲避空中的日军防空设施,遇到特殊情况如何处理,他们逐一的做好防范预备方案。不知不觉已是午夜12点,周致和留在房间休息,何健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1982年,何健生在与老航校副政委黄乃一的通信中,详细地回忆了当时策划航线的细节。

何健生回忆那段往事时,曾给我们这些后辈讲过那天的惊险经历。

何健生突然接到下属报告,飞机发生了故障。他赶紧从扬州旅社回家。刚到家,突然,“砰!砰!砰!”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何健生闪在门后掏出手枪。门被推开了,来人原是刚才报告飞机发生故障的那个青年军官,他说:“飞机修好了!”这句话使何健生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了许多。

青年军官返身要走,何健生心想:“如果他去报告日本人,就全盘完了。”于是说:“现在太晚了,路上不安全,你就在我这里睡吧。”何健生给那个青年军官打了一个地铺让他睡觉。而何健生自己却枕戈待旦,彻夜未眠。

20日早晨6点多,何健生来到扬州旅社八号房间,轻轻推醒周致和,两人一起赶到扬州机场。8时整,赵迺强、管序东等机组人员陆续到齐。

飞机开始滑行时,机上是五个人,周致和为正驾驶,赵迺强为副驾驶,管序东、沈时槐、黄文星在客舱里。为了对正风向,飞机向机场的对面滑去,快要滑行到起飞线,刚要调头对正风向时,在草地上跑来一个人,老远就向飞机摆手,赵迺强一看是黄哲夫,就对周致和大声叫了一声:“是黄哲夫!”周致和停下飞机,沈时槐打开客舱的舱门,拉了黄哲夫一把,帮黄哲夫迅速爬进了飞机的客舱。

飞机穿云破雾,直冲云霄,向西北方向飞去。扬州上空的乌云掩护了飞机的行动。何健生仰望着远航的战友,祝福他们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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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健生返回扬州旅社后立即结帐,迅速搬到湖北会馆。黄昏,梁玉珍从苏北根据地来到湖北会馆告诉何健生:“周致和、黄哲夫、赵迺强、管序东、沈时槐、黄文星等六人起义成功了。‘建国号’已于今日下午2时安全降落在延安机场。”

梁玉珍带来的特大喜讯,使何健生热泪盈眶。一场惊心动魄,斗智斗勇的战斗取得了胜利。

“我们怎么办?”何健生、吉士志问梁玉珍。

“城工部长要你们根据情况而定,能再搞一架飞机飞走更好,情况不允许就赶快从地面撤走。”梁玉珍转达上级的指示。

27日早饭后,何健生夫人邱淑仪和陈静山等人从扬州北门出城,按预定计划向苏北前进。他们觉察到有些穿便衣的人跟上他们,身上好像还藏着短枪,心想:“糟了!”雇几辆独轮车坐着快走吧。细看推车的人也都揣着短枪。

一位农妇提着篮子跑过来向车夫说:“鬼子追出城来了,伪军打头阵,人数不清,从东门出城向这边包抄过来啦!”

车夫加快了脚步,大家都警惕地四处张望。大约过了半小时,看到村口有民兵站岗,知道已到了解放区,他们这才放了心。突然村头南边有人喊了起来:“欢迎起义,爱国一家!”何健生、吉士志等人也来到了。原来他们为了出城方便,穿上军服大摇大摆出了城门,守城的伪军哨兵还给他们敬礼呢。而邱淑仪这队人,推车的人,竟然就是新四军派去掩护的警卫排。当梁玉珍向城工部长介绍何健生等人时,这身上校军服使他恍然大悟,忙说:“啊,原来是你们,误会,误会。”

几天后,白景丰一行10人也到了新四军军部驻地杨家庙,整个起义在新四军的周密部署下,取得圆满成功。

在的记忆中,周致和等人空中起义时,延安总部接到“日内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的电报后,毛主席非常高兴,亲自安排着陆的机场,并手书电文联系华中局:“华中局:(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丘城东二十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中央未号。”

8月20日早上8点,“建国号”飞机从扬州机场起飞,周致和为正驾驶,赵迺强为副驾驶,黄哲夫领航,同机的还有飞行员管序东和地勤黄文星、沈时槐。周致和与黄哲夫在机上根据事先早已研究好的航线,一直商量着飞机确定下降地点。下午2点,赵迺强驾驶“建国号”飞抵延安上空,赵迺强成功地将飞机降落延安机场。周致和与黄哲夫赶紧下机,随后是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赵迺强最后一个下了机舱。此时,军委航空组组长王弼、副组长常乾坤等领导已专门前往机场迎接。“建国号”机组受到了党中央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领导在王家坪总部接见了他们,并设宴欢迎机组人员。

朱总司令在欢迎词中,高度赞扬了全体“820起义”人员。他说:“你们有组织地起义来延安,是正义之举,你们这种爱国行动给汪伪空军开创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空军,你们来得正好,正是我们需要的航空人才。”

叶剑英宣布将“建国”号更名为“820”号飞机,隶属于总司令部。之后,延安也召开了军民欢迎大会。“820”号飞机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八路军有飞机了”的消息传遍延安。天天有人来机场看飞机;还有很多住在黄河边上的群众,带着干粮长途跋涉来看这架属于人民自己的飞机。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去重庆谈判前,特意抽出时间接见了起义的全体机组人员。与此同时,“820”地面起义人员白景丰(偕夫人刘晏如)、何健生(偕夫人邱淑仪),与吉士志、陈静山、秦传佳等,共29人从地面起义到达了解放区。在新四军黄祖炎事先组织的便衣队接应保护下,分两批从陆路到达新四军军部。地面起义人员受到新四军粟裕、张云逸、曹毅风等首长的亲自接见,对随行的家属给予了精心的照料。何健生幼小的子女在新四军便衣队的掩护下,也去了解放区。

至此,这次党中央、毛主席安排部署,新四军粟裕军长亲自指挥协调,有组织、有规模的“820起义”行动宣告成功。

820起义人员,是一批不应该忘记的空中骄子。新华社当时准备作报道。但为了保护仍在敌后的家属安全,上级中止了报道,820起义也就很少有人知道。部分起义人员也更改了姓名:周致和更名蔡云翔,白景丰更名白起,赵廼强、黄哲夫、吉士志、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也分别更名为张华、于飞、吉翔、顾青、田杰、陈明秋。

党中央此时已看准了东北,认为东北是创办航校的理想之地。8月30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召见军委航空组组长王弼,传达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利用东北日军遗弃的航空器材等有利条件,筹建航空学校的决定;要求组织一批懂航空的技术人员立即赶赴东北,摸清情况,接收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空学校做前期准备。随即,9月2日,王弼带队,与刘风和起义人员蔡云翔、田杰、陈明秋、顾青乘“820号”飞机赶往东北。飞机在张家口机场着陆加油时,意外撞坏起落架,不能再飞。王弼被晋察冀军区留在张家口任航空站站长,接收周边机场和航油,就地收编日军机务人员;用搜集的机床,加工零件,维修飞机,等等。其余5人由刘风带队,则改由陆路继续进发,于9月下旬抵达沈阳。他们受到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陈云、伍修权、吕正操等领导接见,并接受陈云的指示:立即开始寻找收集敌伪遗弃的飞机、器材、设备和油料等物资。他们实际成为首批投入东北老航校建校前期准备工作的开拓者。

1945年10月15日,张华、于飞也跟随常乾坤率领的第三批创建航校人员,从延安出发,赶赴东北。

到达苏北新四军军部的地面起义人员还没来得及休整,白起、何健生等接到延安通知:立即启程赴东北参加航校筹建工作。,在途径山东时,恰遇海阳县民兵张吉俊等缴获了一架日军飞机,急需飞行和机修人员。陈毅军长闻讯,立即将途径山东北上的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等飞行和机务人员派专车送到海阳县大辛庄。他们在那里夜以继日地坚持10多天把飞机修好,并将飞机飞到桃村机场。由此,共产党的军队又拥有了第二架飞机!

随后,白景丰、何健生、吉士志、陈静山一行分批继续北上,于1945年11月到达东总报到,立即投身于老航校的紧张筹备工作中。

1946年3月1日,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白起被任命为副校长,蔡云翔为教育长,何健生为首任训练处长。

何健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最牵挂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梁玉珍,但失去了联系信息。另二个便是许任远和谭炜。

许任远在1988年第5期《纵横》杂志上看到了关于何健生的报道,于1989年6月3日,专程到北京与何健生会面,追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

许任远讲述了1945年8月20日没能随蔡云翔飞离武汉的往事。8月下旬,许任远赶到南京,找到了中共地下党联络员方政,方政告知:“周致和已于8月20日安全飞到延安,白景丰、何健生也都到了新四军。南京这里很危险,你还是回武汉吧。”不得已,许任远回到了武汉,在混乱的时局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遗憾的是,谭炜始终没有音讯。

参考资料

《空军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空军》、《中国空军史料》第一辑、第七辑;《革命史资料》第12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空军》、1988年7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草创人民空军纪实》《东北老航校回忆文集》,《东北老航校40周年纪念画册》丶《纵横》1988第5期、1990第1期,《文物天地》《瞭望》1986第30期等杂志,以及何健生的书信、手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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