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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中的父亲母亲

  • 时间:   2020-05-17      
  • 作者:   廖泰安      
  • 来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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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福建永定,地处闽粤交界的山区,1928年曾爆发震惊八闽的“永定暴动”,创建了福建第一支工农红军。永定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21个组成县之一。我的父亲叫廖昌林,9岁时爷爷就因病无钱医治去世了,家里子女多,不满10岁的父亲只得到集镇的铁匠铺做小工,13岁那年又离乡背井到漳州市黄合美皮鞋店当学徒。1932年4月红军在攻打赣州失利的情况下,又把养病的毛泽东请出来。毛泽东审时度势发动了漳州战役,率领由中国工农红军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打垮了国民党第49师张贞的部队,一举攻克漳州。我父亲就是在这时参加漳州工人赴苏区考察团,到江西瑞金参加了红军。之后,父亲就被选调学习通信技术,从此一直战斗在我军通信战线。父亲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我们后辈最值得骄傲的。母亲的老家是江苏常州,父亲母亲相识在抗日前线,他们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了,紧接着日军又占领了上海,南京、杭州及长江下游地区已岌岌可危。为了拯救江南人民于水火并领导这一地区人民奋起抗敌,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敌后抗战的建议。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正式宣布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并在南昌、福州、武汉、温州、平江、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先后建立新四军办事处,新四军的改编工作相继展开。

经过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通信人员仅幸存数人,通信器材损失殆尽。1937年9月28日,项英到南昌与江西省政府谈判红军游击队集中出山时,由于没有自己的通信工具,为了与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团取得联系,只得冒着泄露核心机密的危险,通过地方邮电局拍发明码电报。建立通信联络已成为新四军筹建工作中最为紧迫和重要的一项工作,项英亲自致电中共中央,请求解决电台。与此同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三局也紧急动员,抽调通信人员,解决新四军初建时的急需。那时父亲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正在延安通信学校学习,即被派往江南,参加新四军的组建,是第一个从延安派往新四军的报务员,不久又派了廖辉等5名报务员到新四军工作。

1937年底,父亲携带15瓦电台随内定为新四军副参谋长的周子昆到达武汉,翌年1月4日又随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等由武汉乘船到南昌与陈毅等人会合。随即新四军在南昌三眼井高升巷张勋公馆正式对外办公,同时健全了军部机关,在参谋处下设通信科,胡立教任通信科科长,曹丹辉任副科长。新四军建军之初,叶挺军长首先向国民党领取了5瓦电台一部,并雇请报务员吴志恒、机务员杜济民,沟通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及延安的联络。他还亲赴广州、香港购买武器弹药、通信器材。内定为新四军通信科科长的胡立教,跟随叶军长同往香港,专事采购通信器材。由叶挺出面,经周恩来、叶剑英共同努力,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答应新四军:“准发给5瓦无线电机5架”。

军部在南昌开设了3部电台,一台联络延安中共中央军委、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前总;二台联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三战区及其下属友军部队,担负统一战线联络任务;我父亲任三台电台队长,负责对下联络各部队。一台、三台设在三眼井,和军部在一起。

那时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为了尽快动员各游击队下山,编组部队开往安徽岩寺集中,陈毅司令员先期从南昌去皖南,迎候傅秋涛率领的部队。我父亲带电台随行,负责沟通和军部电台的联络。1937年年底,傅秋涛派温诤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领取了一部15瓦电台,沟通了和军部的联系,我父亲也负责和温诤的电台沟通,同时项英和曾山去了湘赣边,陈毅也是通过温诤的电台,和项英取得联系。陈毅与傅秋涛的部队会合后,我父亲的电台与温诤的电台合并工作,一同开往岩寺。

温诤1930年参加红军,曾和胡立教、曹丹辉等一起参加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第一期(1931年2月至5月)的学习,红军长征后留在江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他是福建连城人,和我父亲是福建老乡,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亲密的战友。军部到岩寺后,无线电恢复了3个台建制,我父亲和温诤的电台又调回军部。

随陈毅司令员一起去皖南的还有作战科长李志高、机要员何凤山等十余人。到达岩寺后,他们住在国民党川军第七战区参谋长鲁自诚家(鲁是我地下党员),陈毅利用与鲁自诚的同乡关系以及与23集团军战地文工团团长胡兰畦在法国的同学关系(鲁和胡两人又是表兄妹),在川军部队、当地学校和救亡团体中,讲演作报告,宣传党的政策和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宣传抗日持久战和抗战必胜的道理。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亡国论”、“恐日病”非常严重,对群众也有很大影响,通过陈毅司令员的宣传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初步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各地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不少青年报名参加新四军,为新四军深入大江南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群众基础。父亲的电台保证了陈毅司令员和项英以及新四军军部之间通信联络的畅通,在处理新四军瑞金办事处遭到国民党军袭击,谭震林等我方人员、武器被无理扣押的突然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整编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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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中队长李景瑞

1938年4月28日,粟裕司令员首先率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苏南,于6月17日取得首战韦岗的胜利。陈毅司令员也于5月中旬,率新四军第1支队由岩寺地区向南陵开进,并在南陵召开了全支队干部会议。那时日本人的气焰嚣张,虽然国民党的正规军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殊死抵抗,但还是节节败退,新四军不过是刚下山的游击队,能跟日本鬼子对抗吗?会上,通过陈毅司令员的工作,坚定了大家深入敌后抗战的信心,部队于6月1日从南陵出发,进入苏南敌后。我父亲担任了1支队电台台长,携带了1部5瓦的小型电台,负责联络新四军军部和2支队司令部电台,由于陈毅司令员还担任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他与书记项英之间需要交流有关战略方面的思考,所以通信业务非常繁忙,有时只能通过书信交流,影响了决策。于是3支队离开皖南时,发给了2部电台,其中1部增发给1支队,以改善项、陈之间的电报往来现状,并任命从延安调来的红军报务员李景瑞为1支队电台中队长,加强挺进敌后的通信联络工作,同时明确挺进江南的第1、第2支队协同作战时,由陈毅通过电台统一指挥。我父亲和李景瑞一起参加了长征,在艰难困苦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之后他们的工作也一直配合默契。

第1支队挺进苏南时,以管文蔚为司令的抗日武装在沪宁铁路以北镇江、丹阳、武进、扬中地区发展到3000多人。管文蔚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被国民党监禁多年,在日军进攻上海时才被释放回到丹阳老家,但与党失去了联系。他自动站出来组织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利用收集国民党撤退时遗留下的枪支进行抗日。当他听到新四军到了茅山,便亲自去找陈毅司令员,请求接受领导。陈毅和1支队政治主任刘炎分别去那里视察后,委任管文蔚在自卫总团的基础上组建新四军江南挺进纵队,并任司令。纵队下设四个支队,由管寒涛、韦永义、梅嘉生等任支队司令。新四军先后派去郭猛、张福前(震东)、贺敏学、龙树林、魏天禄、陈时夫、张开荆、吉洛(姬鹏飞)等营团干部去担任政治主任或参谋长,并派我父亲去任电台台长,建立通信联系。由于当时通信设备有限,父亲是只身到了挺纵,经过一番努力,组装了1部5瓦电台,建立了挺纵和1支队之间的电台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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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武装的父亲

在挺进江南、韦岗首战获胜之后,从6月到8月,新四军第1、第2支队在苏南先后取得了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禄口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加之管文蔚抗日自卫总团的加入,很快开辟了敌后抗战的局面,初步建立起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到1939年冬,我江南部队已由最初的4000余人发展到14000余人,为了统一指挥江南新四军部队,新四军决定第1、第2支队合并组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1939年11月7日,在江苏溧阳县水西村,江南指挥部正式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指挥部的通信机构由原两个支队的通信机构合并组成。三科科长由贺敏学担任,李景瑞担任无线电台中队长,为了加强对通信工作的领导,我父亲从挺进纵队抽调到江南指挥部任中队报务主任并兼一台队长。

而此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面对日本的诱降,投降妥协的空气甚嚣尘上,反共摩擦事件频繁发生。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叛国投敌,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趁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方空虚之机,分多路向中原局和第5支队后方机关驻地半塔集进犯,陈毅急电叶飞火速驰援,在张云逸、罗炳辉统一指挥下,新四军分三路全面反击,取得了半塔保卫战的胜利。为了渡江北上,陈毅、管文蔚对泰州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作了大量统战工作,可他们在韩德勤的挑唆下,贸然向驻守郭村的叶飞所部进攻,叶飞孤军坚守了7日,陈毅急电陶勇率苏皖支队驰援,加之二李所部陈玉生(地下党员)支队和王澄(地下党员)大队起义配合,我军取得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在二李狼狈溃退泰州的形势下,陈毅渡江赶往郭村前线,主动向二李重申团结抗战,互助互让,共同发展的初衷,并归还部分枪械,将700余俘虏全部释放。陈毅司令员正确地执行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进一步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东进序曲》这部电影就是反映了这段历史,郭村保卫战成为我军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哨战。父亲的电台亲自参与了部队的调动和指挥,多年之后,他对那段历史仍记忆犹新。

陈毅、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江南主力过江之后,改称苏北指挥部,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叶飞、王必成、陶勇分别担任司令员,这就是后来习惯称呼的“叶、王、陶”。我父亲也随部队过江,担任苏北指挥部无线电中队报务主任。部队经过整编之后,东进黄桥地区,力克沿途及周围的日伪据点,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苏省政府代主席的韩德勤深感其反共地盘受到了威胁,依仗其军事优势,以数万人之众分三路向黄桥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军。我苏北部队仅7000余人,作战部队不足5000人,面对强敌,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以3/4的部队布置于机动位置,出敌不意,连续突击,激战6昼夜,打得韩德勤一败涂地,狼狈逃回老巢兴化县城。此役对于我军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具有决定作用,被称为黄桥决战。在黄桥决战中,我父亲负责的电台,担负了联络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中原局电台的任务,确保接收上级的指挥电报,并取得其他战场我军部队的配合,尤其是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所部的配合。通信联络对于保障黄桥决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粟裕在《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一文中,深情地写到:“在回忆这一段革命斗争历史时,我还深切地怀念当年共同战斗的其他一些同志:龙树林、徐绪奎、陈时夫、乔信明、邱玉权、廖政国、郭猛、黄才胜、吴载文、严昌荣、罗湘涛、孔峭帆、李景瑞等等同志,这些同志已经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都为挺进苏北、发展华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其中特别提到了当时已经病逝的李景瑞伯伯,也是对通信工作的肯定吧。

黄桥战役胜利之后,10月10日,我苏北部队前锋与黄克诚率领南下的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白驹镇,开创了“发展华中”,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大好局面。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与华中总指挥部移驻苏北盐城,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在叶挺未过江到达盐城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之职。总指挥部通信机构,由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通信机构合并组成,指挥部无线电大队长陈士吾,副大队长兼政委李景瑞,大队下辖两个区队6部电台,我父亲任二区队队长,负责联络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以及江南指挥部、新江抗、联抗部队的电台。

也就是在这时,我母亲金炘到了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母亲从小丧父,后来投奔叔父,就读于苏州闾门小学,根据她的回忆:

“1937年,我刚小学毕业,就赶上‘八一三’日本鬼子进攻上海,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苏州呆不住了,我们就回了老家常州,可常州还是呆不住,1937年年底我又随奶奶和叔父一家逃难去武汉。当时逃难的人很多,交通拥挤,叔父有个朋友是国民党陆军的军医,他帮叔父雇了一条小船,护送我们先到了南京,当时南京的机关要员都迁往武汉,市面萧条,行人稀少,看不见守卫的士兵,北风吹得电线发出嘶嘶的凄凉声音,阴森恐怖,那景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叔父又想方设法买船票到了汉口。到了汉口,我随奶奶投奔了舅爷爷家,他家在汉口江汉关开有交通大旅社。当时武汉聚集了很多流亡青年,有的参加了国民党的战地服务团,有的去了延安,我的一个表姨要去延安,我也想跟着去,奶奶知道了,训斥了我和叔父。奶奶是想让我当小学音乐老师,所以逼着我天天练习弹风琴。此时,母亲从上海来信要我回上海,说她做工的新亚药厂在英租界,受战争影响不大,那时南京即将失守,国民党机关纷纷迁往重庆,叔父一家也要移居重庆,我想妈妈,不想跟叔父去重庆,就坚决要回上海。恰好叔父有个朋友在公路局,当时公路局要解散,有几个老职员打算回宁波老家,我就和他们同行,坐火车和长途汽车到了宁波,又从宁波买了轮船票,一个人回了上海。

“回上海后,母亲想让我继续上学,让我去找有钱的姑母家,姑父是做棉纱、油漆生意的富商,现在看算是民族资本家,可我不愿意投靠他们,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当时新亚药厂招工,我就去应试,进了新亚药厂做工。同时考取的还有常州老乡丁贞(参军后改名丁冰净)、宜兴的失学青年朱凤彩等人。我和她们志趣相投,经常谈论些抗日的事。丁冰净住在南京路亲戚家,亲戚是常州孟河的老中医。她不想住他家,离工厂又远,就搬到我家一块住。母亲租了个亭子间,朱凤彩也搬来住,由我母亲照料大家的生活。工厂的蒸汽可以让员工蒸饭,母亲每天把米淘好,进厂后就放到锅炉房去蒸,中午拿回来我们四个人一起吃,还买些咸萝卜干、炸黄豆作小菜。星期天休息,母亲就到菜市场买些便宜的菜改善伙食。当时的租界还算平静,算是沦陷区的孤岛吧。

“1939年,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工人救亡协会,除做工外,还参加了工人夜校,读书会等活动。丁冰净的弟弟丁兆甲(原公安部一局局长,现离休)参加了新四军,一次为陈毅军长送文章到上海译报周刊发表,到我家看她姐姐,我听他讲了新四军在老家常州孟河活动的情况非常兴奋,就想去参加新四军打鬼子。不久丁冰净动员了在新亚药厂的工友严凤宝(后改名严敏)一起参加了新四军。我因当时参加了上海工人救亡协会,没有同意我去,母亲就我一个女儿,相依为命也舍不得我走。我那时还在夜校工作,有时送人参军,开欢送会,大家情绪激昂,一起唱送郎参军的歌曲。1940年冬经工人救亡协会同志介绍,我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我还动员了张秀宝(后改名张逸秋)和一个姓丁的男孩一起走。我跟母亲说我们是到苏北去读书,母亲终于同意了。张秀宝没有和家里说,结果我们走后,秀宝的母亲找到我母亲大吵了一架。我们从南通掘港到了海安,原本要到军部抗大去,结果被苏中行政学院截住了,当时到处都在招人,苏中行政学院招生的同志说,我们这里和抗大一样,也参军,我们就留在苏中行政学院学习了。我们换上了灰色的新四军军装,和我编在一个班的还有谢天顺(谢蒨)、汤聿文、朱振国、张逸秋等,班长是管文蔚的夫人张云(后改名朱竹雯)。”

1941年1月,国民党悍然集中优势兵力围攻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月17日公然颁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谈话,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痛斥蒋介石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题词,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七个师。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李景瑞到1师任通信科长,并兼任无线电通信中队队长,我父亲任副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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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兵女战士,左起:谢蒨、张逸秋、金炘

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机关主要由原苏北指挥部机关编入组成,粟裕组建1师机关,连自己在内只带了24人,从盐城到了江苏东台。临行前陈毅代军长关切地问粟裕:“怎么样?人太少了吧!”粟裕爽朗地回答说:“‘好男不吃分家饭’,请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哪里有敌人,我们就能在哪里发展。”那时师部通信科只有三个人,李景瑞、我父亲和廖辉,由于部队分散,无线通信的任务异常繁重。为了缓解人员不足的矛盾,李景瑞科长和我父亲商量迅速组建无线电报务训练班。母亲说,她是新四军1师报务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同学还有谢蒨、张逸秋、汤聿文、朱振国、朱振传、张乃言等,也是从苏中行政学院选调过来的,他们的班长叫周维亚,是报务员,不久就回电台工作了。那时共产党还是半公开的,母亲4月份就入党了,班里同志都不知道,周维亚调走后,就由母亲担任班长。母亲在回忆训练班那段岁月时说,“当时处于战争环境,驻地时常变动,无线电中队的学员随师部一起行动,一边行军,一边上课,课余还给摇机员(电台使用手摇电机,摇机员兼运输员)、炊事员上文化课,教唱歌,星期天做群众工作,有时开晚会给大家演节目,大家革命热情很高。”

据参加训练班的汤聿文叔叔回忆,我父亲主持了训练班的教学工作,并亲自任教。从第一课教滴滴嗒嗒的电码,一直到全班学员结业,他呕心沥血,教学训练抓得很严很紧。由于战斗环境恶劣,他教会学员们利用行军间隙进行学习,在行军途中,背诵英文通报缩语和电码符号,用拇指当作电键练习发报技术,掌握发报要领。一到宿营地,大家就不顾行军疲劳,抓紧架门板,将蜂鸣器、震荡器接上干电池,坐在背包上搞训练。学习是紧张的,但生活很愉快。第一期报务集训班结束后,又连续办了多期,培养出了一批批学员。这些学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华东地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通信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为我军作战指挥做出了贡献。

正当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之际,日寇却叫嚣要“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加紧向新开辟的华中根据地进行扫荡,1941年1月下旬,日寇将原驻镇江地区的第12旅团调至苏中沿江和运河沿线,并加紧引诱泰州地区的李长江部投降。2月15日,李长江终于在泰州公开投敌,挂起了太阳旗。隐蔽集结在海安以西的1师主力,当即发起讨逆战役,师部从东台县城东二里桥出发,急行军开往泰州前线,途中一台的收信机发生故障,经我父亲修理,才恢复正常工作。战斗发起后,我第1、第2、第3旅犹如三支利箭齐发,1旅沿海安、姜堰直取泰州,迅速扫清泰州外围之敌,2、3旅在1旅的南北两翼围歼李部主力。2月19日,师部电台随粟师长前进到泰州城郊,他命令2旅一个主力团隐蔽接敌利用夜暗突入城内,夺取李长江指挥所,李猝不及防,只身逃跑。

刚刚开学不久的报务训练班也参加了讨逆战役,学员们随师部机关从东台出发,星夜赶赴泰州城郊,队伍急行军,天黑路窄,这些参军不久的小青年,肩负背包、生活用品、米袋,还有学习用品、教具等,持续奔跑,又饥又渴又累,父亲就用红军小战士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激励大家克服困难,使学员们受到了一次实战锻炼。

1941年,日伪军在我开辟华中根据地之初反复进行“扫荡”,战斗异常残酷激烈。苏中军民在粟裕师长的指挥下,进行了七次争夺三仓(三仓,属东台县,位于东台以东滨海滩涂地域的中心,虽然是有20多户人家的小镇,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具有战备意义的基点)和五次争夺丰利(丰利,属如皋,位于黄海之滨,当时系1师师部所在地)的战斗,作战300余次,歼日伪军近万人,保持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相对稳定。为了应付残酷的战争环境,1师师部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后梯队转移到海上,我父亲率领师部一、三电台随后指登上了海帆船,他们挤在一个船舱内,潮涨潮落,帆船上下颠簸,许多人呕吐不止。电台在船上工作更难适应,天线从船头架到船尾,不能全部展开,发射信号受影响。报务房放在颠簸较小的船后舱,收发报机、手摇发电机全部用绳索捆绑固定,报务员也要捆在座椅上,左手扶住电键,右手才能拍发。收听时,对方信号会左右游离变频,电台功率小,信号弱,抄收电报难度增大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们逐渐积累了海上通信的经验。

那时新四军的通信器材极为紧缺,除了从敌人手中缴获之外,主要是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占领的大城市采办。我父亲非常重视通信器材的储备和维修,汤聿文回忆说,“尽管当时敌后情况复杂,敌人封锁很紧,但在廖昌林等同志的努力下,全区部队的通信器材供应基本上得到了保证,而且还能储存一部分器材和电台。但是,我们没有稳固的后方基地,只能坚壁在可靠的基本群众家里。记得1941年6月,我们住在新河边,一天晚上,廖昌林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处,询问我的家庭情况,当他了解到我父亲在民主政府从事教育工作,两个姐姐均已参军入党,就对我说,部队不久要转移了,有些东西要存放在你家里,当时他未透露什么军情,只是严肃地说这件事不能向任何人讲,这是一条纪律,要绝对保密。第二天,我和一位管理员赶到如东县古坝镇家里,向父亲说明来意并征得同意。隔了几天,管理员星夜带领几个运输员将器材挑到我家。后来,古坝镇被日伪军占领了两年多,还经常扫荡,我父母亲把器材搬东藏西,避开了敌人的搜查。直到1943年秋,才由黄瑞兴带队到我家取回,拆开一看,所有器材完好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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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父母亲在东台的合影

我母亲参加1师的无线电报务训练班之后就被分配到父亲负责的无线电一台工作,一台负责联络军部和延安,母亲说,当她第一次联络上上级电台时心情格外激动。虽然那时的战斗频繁,但是共同战斗,朝夕相处,使父母亲建立了感情。当时师部机关女同志很少,个人婚姻问题很突出,部队规定男方要28岁,团级干部才符合结婚条件。父亲是长征干部,担任师部无线电中队副队长,符合条件,1941年年底经上级批准我父母亲结婚了。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我姐姐出生了。母亲回忆那段生活说,“部队经常行军打仗,敌人为了分割根据地,‘清剿’新四军,抓老百姓筑篱笆、打围子,我们晚上就动员群众拆了。1942年秋天,日伪军又对新四军苏中根据地发起了疯狂的大扫荡。当时,我怀着孩子,妊娠反应很大,吃不下东西,但照样还得天天行军,跟随后方医院转移。一天,我坐着独轮车随部队转移,颠得腰和肚子好痛,一位刚从上海来参军的广东籍女医务员来看我,给我做了检查,让我不要紧张,说恐怕是要分娩了。她那么年轻,还是个姑娘,可和蔼可亲的笑容,沉着老练的作风,使我很快平静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吴秀瑛。那时部队活动的江苏东台海边一带,人烟稀少,隔好远才有一户人家。老百姓靠烧盐为生,他们把海水围在海滩上晒成盐水,再用盐灶的扁平锅熬成盐出售。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每家一般只有一间土房,半间放杂物,半间睡觉。当地的老百姓迷信,认为在家里生孩子不吉利,会招来血光之灾。吴医生就赶紧用两米长的芦苇席竖起来,在盐灶边围了半圈,再用白布蒙上,作为产房。海边风很大,临时的‘产房’四面透风,我感觉很冷。部队要到10月份才发棉花,吴医生刚到部队,还没有轻装,就把她带来的毛毯给我盖上,同时还教照顾我的老乡怎样做婴儿衣服,怎样给婴儿穿衣服,洗澡。在她细心照料下,我生了个女儿,因为是海边生的,就取名叫‘苏海’。广东人生完孩子兴吃姜末蛋炒饭,正好是晚饭时间,她就亲自到伙房为我炒了碗姜末蛋炒饭,看着我吃完。当时我也饿了,吃得很香。不久,她就调到另一个医疗队去了,我们没有再见过面。1943年9月14日,我从苏中二分区出版的《滨海报》上看到《悼吴秀瑛同志》的文章和粟裕司令员的挽诗,秀瑛在反‘扫荡’中,为了掩护伤员和老乡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含着泪水看完了她的事迹,心情非常悲痛,好几天梦中都梦到她英勇献身的情景。因为当时部队频繁转移,没有机会亲自去祭拜,一直是个遗憾。”

 2012年11月,我们参加北京新四军研究会1师分会寻访团到东台,姐姐在东台三仓烈士陵园找到了为自己接生的新四军女医生吴秀瑛烈士墓碑,深深为她的事迹感动。

 为了应对残酷的斗争环境,保持领导机关的机动精干,也为了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1942年年底,苏中的党、政、军机关实行精兵简政,我母亲遂带着姐姐去了上海,她回忆说:“1943年1月,我通过在上海购买电信器材的商人,从南通掘港乘轮船到了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冲进了租界,我母亲就不在新亚药厂继续工作,而到我五姑母家帮工。我到上海后,在五姑母家暂住了几天就回了常州老家。在老家,我托人在城外找了一家老乡,把女儿寄养在他们家。这家人家虽然不富裕,但刚死了孩子,对我女儿很好。当时,日伪实施‘清乡’,出入城都需‘良民证’,我就借了亲友的,还好没有遇到麻烦。安排好女儿之后,我又回到了上海五姑母家。我姑母家也知道我在苏北干什么,只是谁也不问,我一个表姐夫参加了‘左联’,他经常带一些苏联画报来给我看。那年初夏,我又回了南通,南通周围就是苏中四分区的地界,我找到了四分区司令部电台台长张四维,见到电台就等于回到了家,大家相见非常高兴,从四分区我又回到了师部。”

 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动向,1942年冬,粟裕师长决定,由司令部通信科选调少量年轻且通信技术熟练的人员,组建无线电技术侦察台。技术侦察台对外番号是司令部通信科第三台,配有三台收音机,调进应荣华、朱隽亚、杨明达、朱振国、王谟、陆戍、汤聿文、李忠、周申昭、金良才等同志。任命应荣华为台长。父亲在长征时,就在军委二局工作,对技术侦察的重要意义有充分的认识。当时,有些同志不愿意到技侦台工作,觉得技侦台只收不发太枯燥,父亲就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将一些业务技术骨干输送到三台。在粟裕师长的亲自关怀下,经过三台同志刻苦钻研,很快侦察到南京伪中央国防部与苏中伪军各师、旅、团和独立营的电台,其中有伪军中央陆军总部电台,苏中扬州绥靖公署、海安26师、东台34师、泰兴19师、兴化22师、掘港32师以及淮阴伪二方面军、如皋9旅、大中集独立旅、栟茶教导旅、宝应、沙沟、角斜等营团电台。对盘踞在溱潼地区的国民党税警部队陈泰运部的电台,也进行了严密控制。直接为师首长提供了大量伪军动向和日寇行动的情报,紧密地配合了对敌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与美国交战中逐渐处于劣势,粟裕师长已经预见到抗日战争反攻阶段就要到来了。他在1943年9月到江苏盱眙县黄花塘军部汇报工作,返回苏中时,就预先勘察了车桥、曹甸据点以及附近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1944年初,经过缜密思考,粟裕师长决定发起车桥战役。

车桥是淮安县境内的一个重要集镇,是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根据地之间联系的战略枢纽。车桥战役是苏中地区首次对日寇有规模的攻势作战,粟师长非常重视战前的准备,亲自给李景瑞布置了战役通信保障工作,提出除保持无线电通信外,战场通信尽量广泛使用有线电话,以便加强上下沟通。在此之前,有线电话一般只作机关内部驻军联络,作战指挥很少以有线电话为主。为了落实粟师长的指示,我父亲积极协助李景瑞科长制定了通信保障计划,向各单位调配补充了电话线路、器材,小型总机,充实电话分队人员,进行战前突击训练。

战役部署编组成三个纵队,2纵队主攻车桥,1、3纵队打援。1944年3月4日夜,各部队分别以长途急行军进入预定攻击阵地,各有线电通信按预定计划架通。由叶飞副师长、参谋长刘先胜组成的前方指挥所设在车桥东北隅的赵杨庄,那里开设了电话总机,架设了直通1纵队、2纵队和总预备队的线路,经2纵队连通了3纵队,各纵队又视情架设了到主要作战方向的线路,并设置了护线小组,同时组成了无线电指挥网。

3月5日1时50分,2纵队陶勇司令员通过电话,命令部队对车桥之敌发起攻击。敌拼死抵抗,战况激烈。不久,1纵方向敌伪700余人增援,进入我预设阵地,1纵突然猛烈开火,敌无险可守,遂跃入公路一侧的乱坟堆我预设的地雷阵,被炸死炸伤60余人后,慌忙撤退至韩庄防御,等待第二批援敌到达后,继续发起进攻。双方反复角斗,我军勇猛冲杀,白刃格斗,日军伤亡惨重,败退周庄据点。3纵方向也多次击退敌之进攻。在两个打援方向强大阻击下,2纵攻城部队经过激烈巷战,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大队全部被消灭。车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日军465人、俘24人,歼伪军483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车桥战役中有线电通信,得到了粟司令的充分肯定,此后有线通信在大规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车桥战役之后,苏中党政军领导及所属机关从东台三仓河迁至了宝应、射阳一带,我父母亲也随1师兼苏中军区机关来到了宝应,宝应东荡地区成为苏中抗日斗争的指挥中枢。在粟裕师长领导下,1师部队通过大练兵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军政素质大为提高,逐步向正规化方向发展。许多新四军的子女都出生在宝应,我的大哥建新也出生在宝应,宝应成为革命后代的摇篮。宝应是根据地的腹地,生活比较安定,军民关系亲如鱼水。


苏中军区部分通信领导干部,后排左二廖昌林

1944年8月,日军在发动豫湘桂战役后,又集结重兵向闽浙沿海一带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发展东南、华南敌后抗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1师抽调主力3个团及党政干部3000余人组成了第一批南下部队,12月27日,由粟裕师长亲率南下。苏中军区三科的通信人员一分为二,科长李景瑞率部分人员随粟师长南下。我父亲留任苏中军区三科科长,薛元凯为副科长,苏中军区三科编有无线电中队,下辖2个通报台、1个侦听台、1个新闻台、1个通信连、1个电话连、1个交通队(管理汽车和水上汽船),负责保障苏中地区的通信。1945年4月7日,1师副师长叶飞又奉命率苏中教导旅渡江南下与粟裕师长会合。

1师的主力部队南下之后,管文蔚被任命为苏中军区司令员。为了能进一步发展苏中的大好形势,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决定全面开展扩军运动,掀起了空前的参军热潮,苏中地区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不仅使苏中的总兵力又恢复到了原有的规模,就连民兵的数量也增长了一倍,苏中的主力部队重新编组成3个旅17个团,下面的各个县也都组建起了新的独立团或警卫团。由于部队的迅速扩充,通信联络也需及时跟上,我父亲带领苏中军区三科作了大量工作,保证了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的胜利。

1945年春,苏中部队为策应淮南、淮北军民对日伪的斗争,在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向孙良诚部伪军发起进攻。一举攻克了沙沟、崔垛,毙俘伪军副团长以下900多人,缴获枪支400余,并从此将兴化、高邮、宝应一带的2400平方公里水网地区联成了一片。接着,我侦听台获悉盘踞在宝应的孙良诚部独立团将调至兴化以南周家庄,并有日寇两个中队护送,便迅速调集主力和地方武装共三个团兵力,在高邮以东三垛和河口之间河道两侧,选择有利地形,进行伏击,仅仅一昼夜的功夫即全歼日伪军1800余人,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240名,俘获日军7名,俘获伪军少将团长马佑铭以下900多人,另缴获大小炮16门,轻重机枪16挺,受到新四军军部的嘉奖,全区军民亦召开了盛大的祝捷会,此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可是蒋介石不愿意看到日军就近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竟电令第18集团军所属部队“就地驻防待命”,而命令冈村宁次“保持原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和交通”。投靠日本侵略者的伪军纷纷接受国民党收编,摇身一变成为先遣军,蒋、日、伪合流,坑瀣一气共同对付我根据地的抗日军民。

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当然不能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更不能容忍投靠日本人为虎作伥的伪军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根据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命令,苏中军区在管文蔚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很快收复了掘港、马塘、黄桥、官庄、分界、芦庄、三垛等重要据点,攻克了宝应城。此时,在运河沿线自高邮至海安的90公里范围内,只有兴化和盐城等几个城市尚在敌手。

兴化城原是韩德勤的老巢,此时由刘湘图的伪22师以及兴化保安团共6000余人固守。刘湘图依仗兴化城坚固的工事,气焰嚣张得不可一世。我军在强攻不下的情况下,找到了黄桥战役时缴获后坚壁起来的两门山炮,用山炮轰开了城墙,解放了兴化城。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发来嘉奖电报:“管(文蔚)、陈(丕显)、吉(洛)、张(藩)并转全体指战员:军部获悉,此次我军攻占兴化,部队在英勇牺牲的精神下,经数日来的血战,固守城之伪军22师官兵5000余全歼,至为嘉奖。”延安的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也为这一大捷同时刊登了消息和评论。

解放盐城的战役是于1945年10月31日的凌晨1时打响的。为了及时拔除掉华中根据地腹部的这个“大毒疔”,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由苏中军区的主力部队并配合以盐阜军分区的部队共同完成这一任务,总指挥由管文蔚担任,指挥部由陈丕显、张藩、姬鹏飞及盐阜军分区司令员谢祥军等人组成。战役通信保障由苏中军区三科统一组织,与苏北军区交换了电台的呼号、频率、联络文件,沟通了与盐阜军分区的联络,组成了参战部队的无线电通信网。

固守盐城的是孙良诚部的主力——第4军军长赵云祥的部队。他将部队一分为四,分别驻扎在盐城、伍佑、南洋岸和新兴场几个据点中,形成犄角之势。管文蔚决定先消灭掉驻守在伍佑的伪39师,斩断赵云祥的“右臂”。伍佑镇是盐城南方的屏障,由于敌人防御阵地坚固,拼死抵抗,一时未能得手,为了减少伤亡,苏中军区决定改强攻为智取。我军利用一个被俘的伪军连长,冒充赵云祥的信使,给伍佑伪军39师师长潘子明送信,诱其突围,向盐城靠拢。我军主力则埋伏于伍佑至盐城的有利地形,向突围的伪军发起攻击,全歼了敌39师的两个团及特务营2300余人,俘获了师长潘子明。

11月8日,我军对盐城发起总攻,同时也加紧进行了对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11月10日,赵云祥终于在兵临城下的局势面前同意率部起义。当天,赵云祥与戴心宽宣布起义的通电,就通过华中军区的电台发至全国各地。

第二天,新四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红旗飘舞,锣鼓喧天,至此苏中和苏北的辽阔大地终于连成了一片。

由于此时,蒋介石已在美国航空队帮助下,赶运国民党新6军等精锐部队到南京、上海。我军发展江南,配合盟军反攻的战略已无实施必要。在重庆和平谈判中,为了表示我党我军和平民主建国的诚意,作出了我军主力撤出江南,转移江北的让步。这也是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避免被国民党各个击破。1945年10月中旬,粟裕和叶飞分别率江南苏浙军区部队撤回苏中根据地。

1945年10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并经批准,原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华中军区领导机关由苏浙军区、1师、4师领导机关合并组成,三个领导机关的通信人员,装备随同合并。1945年11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华中、山东应分别组织野战军的指示》,华中部队组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6、第7、第8、第9四个纵队,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野战军司令部三科科长、副科长由李景瑞和我父亲兼任。

野战军组成后的第一仗就是夺取尚被日伪盘踞的高邮和邵伯。虽然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就发表了投降声明,但那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队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在华东,直到1945年年底,我根据地内的高邮和邵伯仍被日伪军占领。

盘踞高邮的敌伪军不仅拒绝向新四军投降,还扬言要配合国民党第25军“北攻宝应,收复失地”。华中军区果断决定发起高邮战役。华中野战军主力第7、第8纵队及苏中军区武装,一举攻克高邮城,迫使驻守日军无条件投降。是役全歼敌军大队长以下1100余人(内生俘900余人),伪军第42师师长以下4000余人,并击退了由扬州出援的蒋军,给予拒绝投降、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日伪势力以毁灭性打击,也挫败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企图占领和分割解放区的阴谋。高邮一战是新四军在苏中战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高邮是全国最后光复的一个县城。战后在高邮举行了受降仪式。因为这次受降仪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许多史书都有记载。

八年的抗日战争,新四军在敌后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开展了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共对敌伪作战1900余次,歼敌伪31万多人,被人民誉为“铁军”,我的父亲母亲就是这支铁军中的一员。

刊载于《追寻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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