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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110岁高龄辞世的中共传奇女特工黄慕兰

  • 时间:   2020-08-08      
  • 作者:   于继增      
  • 来源:   中华魂网     
  • 浏览人数:  229

“记录历史丰碑、再现领袖风采、透视内幕珍闻、博览时代潮汐”,党史博采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揭示了其走向辉煌的内在规律,是展现中共历史风云的生动教材,党政干部理论学习的助手,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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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中央的机要秘书、营救部部长;她反应机敏,沉稳干练,曾成功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她天生丽质,聪颖过人,四段婚姻见证坎坷爱情。她就是被周恩来赞誉“为党立下奇功”、活跃在上海滩的“美女特工”——黄慕兰。

潜入上海的才女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1907年7月出生在湖南浏阳北门外的一个开明之家。父亲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的幕友,他们一起办过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并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12岁那年,黄慕兰被父母送进长沙周南女校读书。这所女校当时培养了一批在中国现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

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抽鸦片、打丫鬟。黄慕兰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黄慕兰曾说,“如果家庭给我包办的婚姻称心如意,我就不可能那么坚决地走出家庭参加革命”。

当时,她从表兄带来的铁路工会传单上看到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的文章,又得知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正在举行大罢工,于是黄慕兰就在父亲的支持下,到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运动。她毅然剪掉了头发,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因十分仰慕智勇双全的女英雄花木兰)。此间,她认识了何香凝、邓颖超等女界精英,聆听陈潭秋、苏兆征讲的党史和工运史。这对黄慕兰的思想和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6年6月,黄慕兰由李子芬(共青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介绍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入党献身,满腔壮志豪情,从不考虑征途中有多少曲折险阻”。黄慕兰当选为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妇女部长、中国济难会理事。这一年黄慕兰年仅19岁。期间济难会组织了多次报告会,有毛泽东作湖南农民运动报告,李立三作工人运动报告,张国焘作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报告,李硕勋作学生运动报告……当时的武汉风云际会,集中了全国各地许多杰出的革命先驱者。能一睹那么多领导同志的风采,亲聆他们的教诲,是黄慕兰一生难得的大幸。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同时,在报上还登了‘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就是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对于我来讲就是公开否定了我过去的包办婚姻。”黄慕兰晚年回忆到。

7月14日晚,黄慕兰夫妇接到党组织的指示后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希俨穿上长衫马褂,化装成个绅士或商人;我则梳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到了江西大旅社报到后,见到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潭秋,得知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但是没有被告知具体日期。“因为要从事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组织上吩咐我们在南昌不要公开露面,不参与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活动。”

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她记得,当年经常用米汤水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共青团江西省委。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

1928年,儿子出生才3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希俨牺牲时才满26岁,这是我生命中遭受的最严重打击。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前,她强忍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主要担任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同时还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见到黄慕兰,贺昌劝慰她节哀顺变,鼓励她摆脱消极情绪。在贺昌的帮助和鼓励下,黄慕兰渐渐开朗起来,和贺昌的感情也日益加深。终于有一天,贺昌向她求婚。在征求周恩来意见、得到组织同意后,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三段婚姻。按组织要求,她对外隐瞒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

1929年1月,贺昌先后兼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并全面指导了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决定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帮助指导发动了百色起义。这年6月,黄慕兰化名“刘阿秀”在沪东恒丰纱厂当学徒,在领导工人罢工争取权益时被捕,囚于龙华监狱100天。在监狱中,她配合彭湃进行联络工作,组织狱中斗争。出狱后,她又随贺昌调往香港。12月,她乔装成贵妇,乘坐豪华游轮,从香港运送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到上海交给党中央。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派贺昌到天津主持北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两次电示广东省委,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为便于到北方开展革命工作和适应艰苦环境的需要,3月中旬,贺昌与黄慕兰忍痛将出生仅十几天的儿子贺平,托付给新任广东省委书记卢彪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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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3日,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举办的足球赛,前排中立者为黄慕兰。

这时候,党内出现了在城市冒进起义的“立三路线”,李立三的密友贺昌也是这一路线的执行者。武装暴动在各地流产或失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被派往苏联。贺昌检讨错误之后被降职,他希望能回苏区打游击,将功赎罪。黄慕兰希望与丈夫同去苏区。丈夫留下这样的话语:“资产阶级的爱才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的,你是属于党和人民的……”组织上告诉她不能去的理由是“皮肤太白”。去苏区要走农民家的地下交通站,必须打扮成底层人。1931年1月,黄慕兰想不到与丈夫的分别竟是永诀。1935年贺昌在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坚持七天七夜后壮烈牺牲。

奉命营救关向应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便任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部长。这是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征求贺昌意见后共同提名,经周恩来批准的。他们除了向党中央推荐黄以外,还推荐了潘汉年。他们的组织关系属中央特科,由黄慕兰负责对外联络,潘汉年负责对内联系,而他们之间定为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的关向应在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几天后,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周恩来指示陈赓抓紧营救,以免夜长梦多。陈赓就将此事交给中央特科的黄慕兰去办,“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要想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营救关向应,先要有一个可靠的关系网。为此,周恩来特地为黄慕兰物色了一个能打开三教九流局面的关键人物——律师陈志皋。陈志皋毕业于震旦大学法律系,留学法国,是著名大律师沈钧儒的弟子。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堂当了18年刑庭庭长,他的二位姑父也都是法官,整个家族在上海司法界相当“兜得转”。陈志皋还是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世界与中国》杂志社的成员。这个杂志的审稿人是大学教授孙晓村,陈志皋负责经济事务,杂志编辑部就设在陈志皋家的三楼书房里。刚挂牌做律师时,就遇上几位工友被法租界巡捕打伤的案子。一般律师哪敢接这种案子,但陈志皋却为工人们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不仅打赢了官司,还分文不取,由此成了党组织暗中接近的对象。

经孙晓村引见,黄慕兰与陈志皋在麦琪路一家咖啡馆会面了。自我介绍时,黄落落大方地挑明自己是宛希俨的遗孀。陈志皋觉得她对自己没什么隐瞒,就建立了初步的信任。随后,她说自己有个姑表兄李世珍是关外人,在上海开酱园,被误当共产党关押起来,现已被转押到龙华监狱,想请陈律师帮忙保释。“我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了这个被冤枉的无辜之人吧。”一番话说得陈志皋满口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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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陈志皋便带黄慕兰拜见了他的父亲陈其寿。黄慕兰进门便开门见山地说:“家父慕府上清名,特让我来请赐支援。”陈老先生也不说客套话,上来便问:“为什么你是湖南人,而你的表哥却是关外人呢?”黄慕兰早有准备,当即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俗话说一表三千里,我姑妈当年远嫁关外,所以表兄是关外人,他这次竟然给戴上了‘红帽子’,实在是冤枉呀!”

这次会面,陈老太爷对黄慕兰印象很好,他私下说:“这位小姐果然书卷气很重,是个书香门第的小姐。”几天后,陈志皋出面请龙华监狱典狱长赵韵逸到家中吃饭,让黄慕兰作陪。席间,陈老太爷指着黄慕兰对赵说:“黄小姐乃鄙人义女,她表兄李世珍不知为什么在上海给抓起来了,有证据吗?口供怎么样?”赵答:“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经商的。”老太爷又说:“就是!没证据怎么能乱抓人呢?看在我的薄面上,保释如何?”那人只得唯唯应承下来。

眼看半年过去了,关向应仍未出狱。周恩来再次要求黄慕兰加紧办理。黄慕兰又来到陈其寿家中,委婉地催促此事。陈其寿听了非常生气,把典狱长找来质询,才知道是一位掌握实权的书记官从中作梗。陈其寿非常了解此人爱好,让陈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又封了2斤上好的烟土去找李书记官。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黄慕兰和陈志皋亲自驾车到龙华监狱去接关向应,并在东方旅馆替他接风洗尘。关向应听说了营救中的种种艰辛,握着黄慕兰的手说:“谢谢你,谢谢土豹子(贺昌绰号),谢谢恩来。”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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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了追求。1931年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两人便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曹炳生无意间透露,当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五十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根手指。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儿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等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回到寓所,黄慕兰立即打电话给潘汉年,叫他来一趟。“五十多岁,湖北人,满口金牙,九个指头……”,两人根据描述一分析,不由心惊肉跳:这个叛变的人肯定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

当时,向忠发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周恩来住处的钥匙,向忠发也有一把。潘汉年判断:“今晚估计有行动,不能不防。”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领导人得到密报之后,迅速转移。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正是向忠发。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队员在小沙渡路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

参与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李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1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周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很明显,这个有房门钥匙,带了巡捕前去抓周恩来的人就是向忠发。他一看周恩来没能抓到,就联想到其他领导人也转移了,于是直接扑向附近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印刷所被向忠发领着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

第二天,康生和潘汉年把黄慕兰带到了周恩来的住处。一进门,周恩来就紧紧握着黄慕兰的手说:“慕兰,你真行呀!由于你的及时汇报,免除了一场大祸。”临走的时候,周恩来再次说:“土豹子(贺昌)没有保举错。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反击“伍豪脱党”谣言

1931年12月初,主持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在地下交通员护送下,由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然后辗转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月之后,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启事”污蔑红军、攻击苏联,“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云云者共243人。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月20日、2月21日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上又连续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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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照。

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造成什么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很明显,这则“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一个骗人的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

看到国民党特务机构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黄慕兰心急如焚,于是找陈志皋商量。陈志皋曾从报纸杂志上知道伍豪这个人,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周恩来。陈志皋说:“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脱!但是照这样的做法,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他建议代找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周恩来的另一别名)登一个紧要启事。

1932年3月4日,《申报》在显著位置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

黄慕兰对此解释说:“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了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

黄慕兰始终以绵薄之力维护周恩来,以见证人身份为她所敬爱的人洗去不白之冤。粉碎“四人帮”后,黄慕兰在美国的儿子陈文中看到《华侨日报》上发表文崇石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四害”如何迫害周公?》,讲“四人帮”利用红卫兵,把从旧报纸上翻查到的“伍豪启事”当作诬蔑攻击周恩来“历史上有问题”的重磅炮弹,掀起一股反对、打击周恩来的政治逆流。黄慕兰收到儿子从美国寄来的这份报纸后,立即转送给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张承宗在上海《宣传通讯》上把文崇石的文章以及黄慕兰撰写的当年“辟谣”经过发表了。“使更多的人知道,原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敌我双方都极其关注的‘伍豪启事’,并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党内异己分子大肆渲染,兴风作浪。”

游刃有余的“上海名媛”

随着党中央撤出上海,黄慕兰不再能与周恩来、陈赓、康生和潘汉年等人见面请示,交流工作,只能与“组织来人”保持单线联系。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那时,黄慕兰一直都对去苏区后杳无音信的贺昌念念不忘,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陈。但陈竟咬破手指写血书表达爱意。黄慕兰向组织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带着“继续支持营救工作、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宛家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答应了陈的求婚。1935年5月,他们举行了盛大婚礼,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是证婚人、介绍人。《申报》作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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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出秦城监狱时留影。

“我嫁给志皋是因为我决定牺牲自己。因为志皋曾经救出一位中央委员,而且为党做事花了很多钱。”对于这第四段婚姻,黄慕兰袒露心声。

黄慕兰以豪门女主人、大律师夫人的身份,穿梭于各种政治舞台,斡旋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文化圈,上海的顶尖人士几乎没有她不认识的。在作家的作品中,也能隐约看到她的影子。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先生写《蚀》也借鉴过她的传奇故事。

已然是“上海名媛”的黄慕兰,开始进入金融界,以副总经理的身份,主理当时的已经破产的上海通易信托公司的调停复业事宜。成功之后,她成为上海最上层的银行家俱乐部的一员,与上海当时的众多头面人物,如虞洽卿、杜月笙等都有交往。从此,黄慕兰利用人脉资源可以游刃有余地帮助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抗日刊物《文献》,就藏在通易公司办公室;机密文件和珍贵手稿,都能安全地保存在通易的保险箱中;当时的进步社会运动,很多都得到黄慕兰出面担保的透支户头的资助,如《鲁迅全集》的出版等。她被称为“上海经济实力最强的抗日妇女”。黄慕兰此时有了多种头衔: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黄与陈志皋生了四个孩子,却不能对夫家坦白自己的党员身份和与贺昌的婚姻。她知道丈夫的秘书也是地下党人,但陈却蒙在鼓里。政治工作和感情生活在她内心冲突剧烈。这些痛苦使她一直非常渴望脱离一切荣华富贵:到延安去。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黄慕兰去延安的请求再次被否决。新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带来周恩来的亲笔信,表扬她营救工作的成果,并要求她继续留在孤岛,支持和配合中共在上海的抗日统战工作。黄慕兰的工作事无巨细,甚至包括遵照毛泽东亲笔写的购书单,购买《孙子兵法》等线装书运到延安。她还按照上级刘少文的指示,成为民主进步人士抗日沙龙“星期二聚餐会”的召集人。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阔别11年的周恩来夫妇。再次提出离开上海到延安去。周恩来劝她和陈志皋一起,掌握中央赈济会这个重要据点。然而正如黄慕兰所预感的那样,不久之后,她就和陈志皋同时被军统秘密逮捕了。黄慕兰在给军统的抗辩状中写道:“我如反共,他年(与宛希俨)遗孤长成,将何颜相见呢?如以联共有罪,请处极刑,裨获从先夫于地下,虽死犹生。”这封抗辩状从狱中传出,争取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她被轻判两年,出狱时已是抗战胜利前夕。

抗战胜利后,黄慕兰家又热闹起来,她成了沪上文艺界“民主沙龙”的女主人。不过,由他们夫妇一手创办的通易银行却被南京国民政府勒令停业,继而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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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黄慕兰(左二)和邓颖超在中南海合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慕兰夫妇迟迟未被安排工作。陈志皋决定离开大陆去台湾。黄慕兰则坚持带着四个孩子继续等待。“我天真地以为十年后他就会回来的,那时候台湾也解放了。”没想到,这一别又是永诀。陈志皋在台北做律师,直到1988年病逝,享年79岁。

1955年6月,黄慕兰受“潘杨案”牵连,以“叛徒、特务、反革命”罪名入狱,之后是17年监禁和8年上诉,直到1980年5月,她才在邓颖超亲自关怀下,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91年,中组部最终承认她的党龄。1993年夏,黄慕兰定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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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2岁的黄慕兰。

离休后的黄慕兰笔耕不辍,2004年出版了32万字的《黄慕兰自传》,8年后修订再版。人们从那娓娓文字和多幅珍藏照片中,领略了百科全书式的中国革命史,一位红色女谍的传奇人生。2011年7月9日,黄慕兰老人在杭州度过了她的105岁生日。“我生性好强,对中央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从不消极颓伤,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这或许是我健康长寿的秘诀。”

2017年2月7日,黄慕兰以110岁高龄在杭州辞世,走完了她传奇坎坷的一生。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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