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新形势，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巩固国家安全屏障。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当代中国发展条件变化的科学把握，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安全因素已不再只是发展的外在条件，两者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深入理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内涵，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并为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增强战略定力提供思想支撑。
一、深刻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现实必然性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发展理念的形成和转变，始终受制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所面对的是经济基础薄弱、工业体系不健全、发展水平明显落后的现实国情。在这一追赶型现代化条件下，尽快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成为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发展优先”由此具有鲜明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围绕工业化展开的探索，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都体现出我国在特定历史阶段通过集中力量、加速发展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现实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生产力水平总体不发达、发展资源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只有通过持续较快的发展，才能为改善民生、推动社会进步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优先”战略的确为我国后续更高层次的发展做出了基础性贡献。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发展条件正在发生深刻而长远的变化。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目标、发展成效的衡量标准，同时意味着以往仅依靠速度和规模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正是在这种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中，风险的表现形态和作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相比于过去潜伏在发展背后、容易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风险形态，如今不少风险越来越直接地表现在发展方式演变和社会运行过程之中，其内生化和系统性特征更加明显。这意味着，发展本身更直接地与不稳定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其与安全的关系日渐紧密。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明确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一论断从总体上概括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基本态势。从国内看，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发展模式的加快转型，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产能配置不合理、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以及就业压力上升等情况交织出现；在区域和城乡发展层面，不平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对扩大内需、人口流动和公共服务均质供给产生不利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会相互影响、碰撞放大，最终导致风险呈现出跨领域、多层次的积聚趋势。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竞争不再主要聚焦于劳动力成本和市场规模，而是更多转向核心技术、规则话语权和产业链主导权的博弈。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明显抬头，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持续冲击。不难看出，经济问题与安全议题的边界已经日益模糊，发展问题日渐离不开安全因素的内在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逐步将安全问题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系统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把安全问题放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此后，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内涵由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领域，拓展至科技、网络、生态、海外利益等新型维度，形成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的系统安全理念。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强调要“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综合比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实现了明显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指向的拓展。最为突出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地位的重新界定上。不同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总的指导思想层面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其提升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重要原则之一。这一调整表明，党中央深刻意识到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将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为具有基础性、长期性意义的根本遵循。其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安全问题上更加突显社会治理维度的重要性。全会在延续“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更加突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作用，并专门对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作出了针对性部署。这使得安全不再仅是宏观层面的战略要求，而是细化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具有了更加具体的实践指向。再次，通过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顶层设计上将安全问题更加明确地纳入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之中。相较于此前更多强调安全对发展的保障作用，这一表述再次提升了安全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维度。最后，从更深层次看，这种理论深化还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统筹发展和安全，不仅是为了发展进程的顺利推进，更是为了回应人民对社会稳定、生活有序的现实期盼。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的鲜明体现。
二、准确理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意蕴
“统筹发展和安全”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与西方的线性发展观不同，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要求，实现了对发展与安全之间关系的科学把握。
从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来看，发展与安全并不是两个可以彼此分离、相互独立的要素。在传统理解中，发展往往被视为积极因素、正向目标，安全则至多被理解为影响前者的消极变量，二者似乎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之中。但是，在现实运行层面，发展和安全是同一社会进程之中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两个基本因素。发展推动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安全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拓展边界，其状况直接影响着发展能否持续展开。就具体关系而言，发展为安全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没有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安全难以获得现实保障；安全是发展得以持续展开的重要前提，一旦安全底线被突破，既有的发展成果往往难以维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从整体上看，发展始终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全问题可以被忽视。一旦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安全就可能由相对次要的方面转化为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正是因为此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便成为关涉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现实、必要的选择。这里所谓的“统筹”，并不意味着消弭矛盾，而是正视矛盾、驾驭矛盾，使之转化为推动历史进程的内在动力。
“统筹发展和安全”还反映出对社会发展这一问题理解上的一次重要转向。长期以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范式的影响，发展常常被简单地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这直接导致GDP指标被视作衡量现代化水平的唯一标准。以沃尔特·罗斯托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正是基于此种观念对社会发展进行线性阶段划分。在这种思维模式下，风险往往被视为发展过程的外在干扰，其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被直接割裂。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种理解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其越来越难以回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在社会系统复杂性明显增强的背景下，发展已不再能够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实现，而与社会、生态、国防等其他因素密不可分。风险亦不再主要以突发事件的形式出现，而是直接蕴含于制度运行、结构调整、要素配置的过程中，成为相互传导、相互影响的系统性压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沿用线性发展观、将安全仅仅视为“事后补救”，则容易积累系统性风险，进而导致社会运行的整体失衡。正因如此，必须将发展置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加以审视，把安全因素纳入发展进程之中加以考量。由此来看，统筹发展和安全，本质上是运用系统视角来重新理解社会发展过程。它在追求增长目标的同时，关注系统稳定性、结构协调性和风险可控性，使发展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
从历史演进的逻辑来看，发展从不是根据个体意愿随意推进的结果。它总是植根于特定的物质条件，受到生产力状况、具体社会关系的现实约束。“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发展阶段的转换、风险形态的演化，正是生产方式变化的客观结果，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只能被动承受消极后果。历史规律并非与人无关的纯粹客观存在。它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展开并发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人一方面受制于既定的历史条件，另一方面又能够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参与和塑造历史。尤其是在风险更加复杂、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背景下，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的理性判断、行为选择对社会发展往往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这些重要论断，并非用主观意志对抗客观规律，而是在充分认识社会矛盾演变和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前提下，积极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对风险进行前瞻识别与主动防范。通过这样的战略安排，发展得以稳定而可控地向前推进，既不会因忽视安全、盲目加速而透支资源、积累风险，也不会因过度谨慎而错失机遇、削弱发展动力。
三、系统推进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要求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停留在理念层面，而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之中。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把安全能力建设真正抓到位。总的来看，“十五五”时期实现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三个基本方面协同发力。
立足新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中筑牢安全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现实判断。“十五五”时期，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将“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主题。在高质量发展中筑牢安全基础，首先需要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增强经济社会的整体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为此，应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增强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减弱外部环境波动对我国发展全局造成的冲击。与此同时，要更加注重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问题。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是缩小地区结构性差距的关键举措，也有助于从根本上减少发展失衡带来的潜在安全隐患。此外，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还应该重视社会承受能力、生态环境约束对发展产生的现实影响。如果缺乏配套安排，产业调整和要素重组容易对就业结构和社会预期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生态安全屏障直接关系民生福祉。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还是防范资源环境风险、维护整体安全的重要举措。
全面深化改革，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制度效能。统筹发展和安全，最终要依靠稳定有效的制度体系来加以实现。改革是基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对社会制度进行必要调适的重要方式。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制度安排不断适应发展阶段和风险形态的变化，统筹发展和安全才能真正落到实处。首先，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发展体系的内在韧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有助于提升经济运行的灵活性、稳定性，使经济系统在面对各种风险冲击时具备更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健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也是维护经济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次，要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改革，把安全要求更自觉地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十五五规划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服务群众工作机制，展现了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面对风险形态更加复杂多样的现实情况，只有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优化公共服务水平，才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更加稳定、有效的制度支撑。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主动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并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发展，而是要求更加主动、更有底气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本身是提升发展质量、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更深入地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我国可以更好地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发展潜能的延伸和发展空间的拓展。但是，随着国际竞争由传统领域向科技、创新、数据等深层次领域转变，开放环境中所蕴含的安全风险也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将关键领域的安全底线牢牢守住。粮食、能源资源、核心技术和重要基础设施都是关系发展全局的重要领域，对国家安全具有基础性作用。对此必须加强自主保障能力，防止过度依赖带来的国际性风险。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以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领域安全以及由此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这些领域技术更新快、要素跨境流动频繁，而相应治理规则仍不完善，一旦出现安全漏洞，不仅容易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可能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安全具有特殊重要性。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和传播方式的便捷化，使得外来思想可以借助网络空间、文化产品等方式实现广泛渗透。为此，应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与国家安全教育普及，确保在持续扩大开放的同时，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总体来看，“统筹发展和安全”不仅是对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变化的集中回应，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党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系统性部署，是在清醒把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作出的前瞻性谋划，彰显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定力与坚定信念。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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