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宏
提起革命战争时期的情报战线，熟知历史的人马上会想到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而对于红军时期的“破译三杰”却知之甚少。由于从事的是绝密、隐蔽的工作，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很少见于报章和史籍。作为“破译三杰”之一的曾希圣，就是这群隐蔽战士中的杰出代表。在看不见硝烟的情报战场上，他用一支笔、一部电台，书写了一段段传奇故事，堪称厥功甚伟。
1922年，年仅18岁的曾希圣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踏上革命道路。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后，系统学习军事知识，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在战火中锤炼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敏锐的军事洞察力。远赴苏联学习之后，他接触到先进的情报工作理念，为日后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身陷虎穴：初露情报尖兵锋芒
1930年，曾希圣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当时的上海，是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核心区域，特务密布、监控森严，情报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曾希圣与党内交通员黄杰、老同志何叔衡组建了一个假家庭，何叔衡与黄杰假扮父女，曾希圣则以黄杰小叔子的身份，借住在黄杰“娘家”的后厢房，以此为掩护，开展秘密情报工作。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当局对军事新闻的管制还不算严格，报纸上时常会透露出一些敌军的军事动态。曾希圣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每天翻阅各种报纸，用剪刀加糨糊的方式，将零散的军事信息收集起来，逐一梳理、分析比对，从中提炼出敌军的部署、调动等关键情报。除此之外，他还负责整理各地党组织上报的密写报告、电报以及内线提供的各类信息，汇总后及时上报中央。
靠着这种细致入微、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曾希圣综合各方情报，准确弄清了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前三次“围剿”的主要部署和完整计划，为红军制定反“围剿”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让我党我军减少了大量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据党史资料记载，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上海的地下情报网遭到严重破坏。曾希圣在处境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沉着冷静地处理完手头的情报工作，随后奉命转移，奔赴中央苏区，开启了他在红军情报战线的全新征程。
抵达中央苏区后，为了加强情报部门建设，中央军委将原通信部门的无线电总队侦察台，与原红一方面军参谋部谍报科合并，组建为总参谋部侦察科，曾希圣被任命为侦察科负责人。后来，侦察科正式改为情报局（即后来著名的中央军委二局），曾希圣担任局长，一干就是7年。
周恩来曾评价曾希圣，说他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这份“创业”的艰辛，只有曾希圣和二局的战士们最清楚。曾希圣第一次带领二局参与赣州战役时，谍报侦察失效，无线电侦察台彻底“失聪”，无法获取任何敌军情报。这次失利让他刻骨铭心，也让他更加坚定了破解敌军密电的决心。然而，国民党军队使用的密电版本繁多，加密方式复杂，就连他们自己的报务员翻译起来都十分费劲，叶剑英曾形象地把这些密电比作“天书”，而曾希圣，就是要做那个“读天书”的人。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依靠，曾希圣只能带领大家摸索前进，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他布置人员24小时不间断抄收敌台密电，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同时积极收集战场上缴获的敌人密码本和电报底稿，反复比对、分析研判，寻找密电的规律。另一方面，他主动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军电台人员请教，学习密电编码的相关知识，还多次找到党的无线电通信创始人周恩来，探讨编码规律和破译技巧。
那段时间，曾希圣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破译工作中。他常常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不分昼夜地研究密电，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恶补破译所需的基础知识。他把突破口对准了当时在江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使用的最新密本——“展密”，发誓一定要破解这个难题。
机会终于来了。1932年8月，宜黄战斗打响，红军击溃敌军后，缴获了两大箱敌军文书。曾希圣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到现场，在堆积如山的文书中仔细查找，终于发现了一份国民党第九路军孙连仲发给所部的密电，这份密电已经译出了30多个字。曾希圣如获至宝，立刻布置电台重点抄收孙连仲部的往来密电。他以这份译出的文字为线索，带领大家反复猜译、比对，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终于译出了全部密电。“展密”被成功破解！
“展密”的破译，极大地鼓舞了二局战士们的士气，也让曾希圣看到了胜利的希望。随后，彭德怀将听力超群、过目不忘的曹祥仁，和优秀报务员邹毕兆调到二局，与曾希圣并肩作战。至此，红军“破译三杰”正式聚首，二局的破译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三人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曾希圣统筹全局、把握方向，曹祥仁和邹毕兆负责具体的破译工作。他们先后破解了国民党军队的“特别本”“猛密”，以及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使用的“千密”“清密”等多种密电。有时候，他们破解密电的速度快得惊人，甚至能做到“边抄边通”，敌军的密电刚发出来，他们就能同步破译，及时将情报传递给红军总部。
有意思的是，他们居然还破译过国民党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用密电发给妻子的诗。据史料记载，1933年，李默庵在登仙桥附近的战斗中失利，心情低落，便用密电给在上海的妻子发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后来，周恩来在西安见到李默庵时，随口念出了这两句诗，让李默庵大惊失色：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私人密电竟然会被红军破译，也彻底见识到了红军无线电侦察的强大实力。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曾希圣和二局的战士们始终坚守岗位，不修边幅、不讲穿戴，每天两餐常常只有盐水煮竹笋，却依然日夜不停地战斗。从1932年10月到1937年底，二局共破译蒋介石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电达1050份，而敌军始终没能破译出一份红军的密电，真正实现了“我破敌一千，敌破我为零”的奇迹！
邹毕兆在《玻璃杯》中回忆，毛泽东曾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而曾希圣带领二局打造的这个“玻璃杯”，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牢牢地“装”在里面，让红军对敌军的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等情况了如指掌，为红军的作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3年1月，红军由黎川向金溪北进，看准了孤立在黄狮渡的敌军第五师十三旅，决定将其歼灭，活捉旅长周士达，以此威胁抚州。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派吴奇伟的第九十师从抚州出发，向金溪进犯，红军总部决定集中兵力，歼灭这股敌军。1月8日清晨，红军各部按时出发，但吴奇伟部何时前进的电报却迟迟没有收到，周恩来、朱德以及各军团首长都在焦急等待二局的情报，二局的战士们更是全神贯注地监听吴奇伟部的电台通报。
《玻璃杯》中记载：“大概8点过后，才收到吴奇伟师出发前进的电报。我们破译科立即破译出来。有了这个电报，红军各部便分头向指定的阵地开进，经过激烈的战斗，吴奇伟的第九十师在行进途中遭红军痛击，损失惨重，狼狈败回。”
击退吴奇伟部后，红军紧接着回军进攻南丰。就在红军攻城之际，蒋介石调动大军分三路进攻，企图切断红军的后路。曾希圣带领二局及时破译了敌军的部署情报，红军总部根据情报，果断放弃攻取南丰，转而向宜黄方向迎击西路敌军，于2月27日、28日在东黄陂将正在集结的敌军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一举歼灭。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派第十一师、第九师从中路向广昌前进，企图挽回败局。曾希圣再次带领二局破译了敌军的行动情报，红军总部迅速调整部署，于3月21日在草台冈将陈诚的王牌第十一师基本歼灭。陈诚得知第十一师被歼的消息后，急得吐血，蒋介石也十分痛心，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就这样，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在红军的精准打击下彻底失败。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曾希圣和二局的战士们并没有停下脚步。1933年5月6日，邹毕兆破译敌军密电，得知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从莲花县派出4个营和1个骑兵连，经九路冲前往茶陵县接运军用物资。曾希圣立刻将这一情报报告给中革军委，红军迅速出兵，于5月7日在九路冲设伏，歼灭了这股敌军。随后，湘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又令第四十三旅、第五十五旅掩护一个运输营，由茶陵向莲花押运军用物资，曾希圣带领二局再次破译情报，红军在莲花县棠市设伏，于5月29日歼灭敌军一部，俘虏敌军团长以下官兵1000余人，缴获步枪500余支、电台一部。红八军在一个月内连打两次胜仗，受到了中革军委的嘉奖。
还有一次，曾希圣带领二局破译情报，得知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亲自来到崇仁中路军指挥部视察，并且确定于日间取水路返回。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派遣兵力前往截击，可惜蒋介石临时改乘汽车，侥幸逃脱。据邹毕兆回忆，此事后来常被引为憾事：若真能在此擒获蒋介石，中国现代史或将改写。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为在革命斗争中“极有功勋”的红军官兵颁发红星奖章。曾希圣因在情报工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被授予二等银质红星奖章，曹祥仁、邹毕兆则被授予三等铜质红星奖章。据《玻璃杯》中记载：“由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到二局颁发，并在会上讲话。他们对二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鼓励我们把情报工作做得更好，还亲自动员大家说唱、讲故事，热闹到了深夜。”
史家普遍认为，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位红星奖章获得者，是中央红军第一代密电破译专家，是当之无愧的“破译三杰”。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曾希圣和曹祥仁、邹毕兆等人忍着病痛，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夜以继日地工作，先后破译了国民党军352本密电，几乎每天都能破解一本。尽管二局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情报，但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未能充分发挥情报的作用，最终被迫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曾希圣带领二局的战士们，带着电台和破译设备，跟随红军总部一起出发。长征路上，环境恶劣、路途艰险，雪山草地、悬崖峭壁，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但曾希圣和二局的战士们始终坚守情报岗位，从未间断过对敌侦察。
为了不间断掌握敌人的动态，紧跟红军总部不掉队，曾希圣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循环“接力赛”。他将侦收人员与装备器械分成两个组，前组先走一段路程后，停下来开机接替侦收工作；后组完成交班后，继续往前赶路，走一段后再停下来，接替前组的侦收工作。这样交替前进，既保证了情报侦收不中断，又能跟上大部队的行军速度。
翻越老山界那段悬崖小道时，山路陡峭、狭窄湿滑，人行走都十分困难，更别说携带笨重的电台设备。曾希圣亲自带领战士们护卫电台，在半山腰找了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组织大家开机侦收，时刻关注敌军的动向，确保红军能够及时掌握敌人的追击情况，顺利通过老山界。
长征途中，四渡赤水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声东击西、灵活机动，多次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但在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前后面临着敌军的重重阻截，处境十分危险。就在这危急时刻，曾希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策：利用红军掌握的敌军密电格式和密码，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敌军将领吴奇伟、周浑元发电，命令他们调离阵地，为红军让开南下通道。
这个计策看似冒险，却有着充分的依据。曾希圣带领二局长期破译敌军密电，对蒋介石朝令夕改、越级指挥的行事风格了如指掌，也完全掌握了敌军的密电编码和电文格式，有把握不被敌军发现破绽。他的提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认可，随后，曾希圣亲自拟定电文，以蒋介石的名义，分别给吴奇伟、周浑元两部发电，命令他们向泮水、新场、三重堰前进。
吴奇伟、周浑元收到“蒋介石”的密电后，未加详查，立刻按照命令调动部队。红军趁机抓住机会，顺利南渡乌江，进逼贵阳。当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一面急令吴奇伟、周浑元等纵队赶往贵阳保驾，一面做好了逃跑准备。由于蒋介石的“救驾令”与红军发出的“假电令”行动方向基本一致，吴奇伟、周浑元始终没有发现其中的“玄机”，蒋介石自己也一直蒙在鼓里。直到1967年，曾任二局副局长的宋裕和看望曾希圣时，才对他的夫人说起，曾希圣为红军顺利南渡乌江立下的这一奇功。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曾希圣和曹祥仁等同志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口令860多种，为红军突围、行军、作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支持。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脱离川西地区先行北上，毛泽东在下决心时，特意交代叶剑英：二局一定要带上，并嘱咐叶剑英叫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先走。这份嘱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曾希圣以及二局情报工作的高度信任和重视。
关于曾希圣及其领导的军委二局，在长征中的情报破译工作，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给予高度评价：1939年延安谈话时，毛泽东指出：“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有人提出应“严惩”曾希圣，毛泽东一句“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做人不能忘本。杀头之议，不要再提了！”彻底为曾希圣解了围。1965年6月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知悉曾希圣在家“赋闲”，非常生气：“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你们这些长征过来的同志，为什么不给曾希圣分配工作？”1965年8月，经毛泽东批准，曾希圣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负责西南三线建设相关工作。
曾希圣一生低调务实，始终扎根一线，无论是在隐蔽战线的情报岗位，还是在地方建设的工作岗位，他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使命和担当。他一生经历丰富，但做情报工作是其一生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华丽篇章，他钻研破译敌方情报的聪慧睿智与顽强的拼搏精神令人赞叹折服。他和二局的战士们，在红军情报战线上书写的不朽传奇，值得永远铭记；他们立下的不朽功勋，也将永载史册！
值班编辑：白雪、显洋
技术支持：李馨雨
值班总编：闫金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