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嘉铭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其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不仅是对物质遗存的守望，更是对革命精神的赓续与传承。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打破时空界限，将厚重的党史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数字叙事场景，已成为当下革命历史传播的重要命题。因此，有必要对延安党史叙事的数字场景建构进行系统研究，使延安时期的历史记忆在数字语境下获得持久的叙事生命力。
一、数字场景赋能延安党史叙事的时代意蕴
延安党史的当代传承，亟须在数字化语境中构建与之适配的叙事模态。数字场景以其强大的情境还原与体验赋能能力，为跨越时空的党史叙事提供了全新载体，是回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契合认知规律变迁、实现话语范式变革的必然选择。
（一）场域延伸：顺应数字化传播的泛在化趋势。数字媒介环境的显著特征在于传播场域的泛在化，即信息不再依附于特定时间与物理空间，而是以比特的形式弥散在社交网络、虚拟平台与移动终端之中。长期以来，延安党史主要通过革命旧址、纪念馆和专题展览等实体空间展开，其叙事具有鲜明的现场性与仪式感，但也在客观上受到空间距离、开放时间以及参与成本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实现高频次、广覆盖的传播。
而数字场景的引入，为延安党史叙事提供了一种突破物理空间限制的现实路径。通过虚拟展陈、数字复原与沉浸式影像等技术手段，能够将散落于黄土高原的珍贵遗址系统地复现，形成一个完整、可及的虚拟历史空间。一方面，数字场景突破了地理区隔，使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受众都能够进入同一叙事空间，转化为一种可以随时随地接入的在线资源，形成共享的历史体验。另一方面，数字场景的可持续存在性，使党史叙事不再依赖特定纪念时点，而是能够在日常化传播中不断被唤起和重访。数字场景通过缩短受众与历史事件之间的时空距离，使延安党史以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方式进入当代社会语境，为革命精神在数字时代的持续传播奠定了稳定而广阔的叙事空间。
（二）认知转型：契合受众感知逻辑的具身化回归。数字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受众的认知结构与理解进路。相较于以文字讲述和线性灌输为主的传统叙事，当代受众更倾向于通过多感官参与和情境体验来形成对历史的理解。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并非大脑的孤立活动，而是身体、思维与环境协同作用的结果，根植于人的身体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之中。数字场景通过对延安时期物理空间的精准还原，构建沉浸式的交互空间，受众通过视、听、动多维感官的全面介入，获得了一种超越文本的“在场感”，使受众能够以“参与者”的视域切入历史纵深。
这种具身化的回归，推动了历史时空与当代生活时空的“视域融合”。当受众在虚拟情境中模拟革命先辈的实践活动或列席重要历史会议时，身体经验与历史逻辑产生强烈的互文关系，从而打破了历史叙事中“过去”与“当下”的线性间隔，使延安党史从一种被观察的、外部的叙事客体，转化为一种可被感知、可被交互的认知主体。这不仅提升了历史信息的解码效率，更重要的是通过具身参与驱动了情感的深层共鸣与价值的内生认同。受众在场景中所获得的直观感悟，往往比单纯的逻辑论证更具穿透力，从而在认知底层实现从“历史记忆”向“历史自觉”的根本转换。
（三）叙事提质：推动延安党史表达范式的情境化转向。数字场景的引入不仅改变了延安时期党史的呈现方式，也在更深层次上推动了党史叙事范式的整体转向。
其一，通过“空间叙事”的引入，突破了传统党史叙事中的线性时空限制，将延安十三年的重大转折与细微片段转化为可穿行的时空节点。这使得延安党史及其精神内核能够通过环境氛围与动态交互得到立体呈现，构建起一种极具张力的党史话语表征方式。
其二，构建并强化了叙事的“主体间性”。受众以“数字化主体”的身份深度介入延安时期的历史图景，通过与场景中数字孪生资源的交互自主触发叙事链条。这种叙事模式的转变，使得历史意义不再是由外部强加的结论，而是在受众与场景的互动过程中自发“涌现”的认知成果。这种“共同叙事”的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党史叙事的话语感染力与逻辑自洽性。
其三，通过情感叙事与逻辑叙事的交织，实现了党史话语中“象征意义”的当代激活。延安精神作为一种抽象的意义集群，经由数字场景对特定历史物象的重构，获得了一种具象的感官载体。这种情境化的叙事策略，能够精准捕捉历史细节中的情感颗粒，将宏大的革命历程转化为触动人心的叙事瞬间。通过这种叙事升维，数字场景不仅完成了对延安时期历史表象的还原，更是在深层意义上实现了对其价值观的数字化转译，彰显了数字时代党史话语体系的叙事活力。
二、数字场景适配延安党史叙事的内在机理
延安时期党史叙事的数字场景化，并非技术逻辑对历史文本的生硬嫁接，而是基于二者在表现形态与内在机理上的高度契合。这种构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扎根于延安时期革命实践所积淀的深厚资源禀赋，以及数字媒介在承载历史话语方面的独特效能。
（一）资源禀赋的适配：作为优质“故事世界”的延安十三年。延安十三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数字场景构建的优质资源，核心在于其自身已构成一个近乎完整的“故事世界”。这段历史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更蕴藏着与数字场景构建要求深度契合的内在叙事结构，为从线性叙事转化为立体场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
首先，延安时期党史在时间结构上具有相对完整的连续性。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到党的七大召开，再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战略部署，这一阶段的历史进程呈现出明确的起点、发展与阶段性成果，为叙事提供了稳定的时间框架。同时，连续而不封闭的历史进程，使延安党史能够被组织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叙事单元，适合在数字场景中通过阶段性场景的串联加以呈现。
其次，延安十三年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具有高度的情境密度。无论是整风运动、边区政权建设，还是大生产运动与群众动员实践，都发生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与生活场景之中。这些历史实践本身都是嵌入特定空间、制度与日常活动中的具体过程，为数字场景还原历史情境、构建叙事空间提供了现实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延安时期党史在叙事层面形成了多线并行的结构特征。一方面，重大历史事件构成宏观叙事主线。另一方面，制度生成、组织运行与革命生活则构成支撑性叙事层次。这种多层次的叙事结构，使延安党史能够在数字场景中被拆分为不同叙事层级，并通过场景之间的关联实现整体呈现。
（二）技术条件的适配：从“再现历史”到“激活历史”的可行性。与传统文本、影像等媒介主要承担“记录”和“呈现”的功能不同，数字技术凭借对时空关系、行动过程与情境要素的综合整合，使历史叙事由静态呈现转向可体验的叙事空间。这恰好与延安党史叙事对历史过程性与整体性的要求高度契合。
具体而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三维建模与多模态交互等技术，为延安时期重要历史场景的数字化构建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路径。例如，通过对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枣园窑洞等革命旧址进行毫米级精度的数字测绘与三维建模，结合高精度映射技术，能够在数字空间中较为真实地还原其空间尺度、结构形态与材料质感，从而在视觉层面保存并呈现延安时期党史发生的具体物理环境。在此基础上，引入历史影像考据、光影模拟与环境声场复原技术，还可重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时间氛围与现场感受，使抽象的历史事件获得可感知的情境支撑。同时，数字技术还为党史叙事提供了非线性组织与多路径展开的可能。借助节点化结构与互动机制，不同历史事件、会议与实践活动可以被设置为彼此关联的叙事单元，形成可探索的历史网络。这种结构突破了单一时间线的限制，使延安党史能够在保持整体逻辑连贯的前提下，实现多维度、多层次的叙事呈现。
三、延安党史叙事内容的空间化组织
“延安十三年”海量的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有序、可感的叙事结构，是场景构建的关键一环。其实质在于通过空间化手段对分散的叙事单元进行重新编排，使其在数字场域中形成层次分明、逻辑连贯的整体结构。
（一）纵向贯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轴的叙事框架。在数字场景构建中，对延安时期党史叙事的整体把握，首先体现在纵向时间结构的清晰贯通。延安十三年并非若干孤立事件的简单拼接，而是围绕中国革命形势变化逐步展开的历史进程。数字场景叙事需要以这一时间进程为基本轴线，将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主干结构加以串联，从而形成具有方向感和推进感的叙事框架。具体而言，可围绕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整风运动、党的七大召开以及延安时期结束等关键事件，构建连续递进的叙事序列。这种纵向贯通并非仅以时间线展示事件顺序，而是通过空间切换与情境转换，将不同时段的历史场景依次展开，使叙事沿着“事件—情境—结果”的逻辑向前推进，使延安党史叙事得以在数字空间中呈现出清晰的历史走向，为后续多层次内容的嵌入提供稳定的框架支撑。
（二）节点支撑：以重要会议与制度生成为关键锚点的叙事聚焦。在纵向事件主轴确立的基础上，数字场景叙事还需要通过关键节点实现结构上的聚焦。这些节点往往标志着思想的飞跃、政策的转向或组织形态的质变，是理解党史发展内在动力的锁钥。叙事聚焦的关键，在于动态呈现会议与制度的“生成过程”，数字场景构建应当将这些会议与制度形成环节作为叙事锚点，在整体框架中加以突出呈现。以“中共七大”为例，用户进入该场景，可触及会前的政治报告草案、各代表团的讨论意见摘要、选举规程的制定细节，以及会议期间关键辩论的焦点。这种聚焦旨在揭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一历史结论背后，所经历的充分民主讨论、思想交锋与最终共识达成的复杂过程，使静态的结论动态化、平面的人物立体化。
对于制度生成节点，如“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场景可构建一个融合了政策文献、政权组织结构图、代表性参政人物事例，以及基层选举实践影像的综合信息界面。用户可以通过操作，了解“三三制”的具体比例构成如何体现在边区政府人员名单中，或通过对比该项制度实施前后边区社会动员力量的变化数据，直观理解其作为“统一战线理论制度化实践”的成功所在。
（三）情境填充：以革命实践活动为叙事基底的场景浸润。宏大事件与关键制度构成了叙事的骨架与节点，而革命实践活动则为这一框架注入了鲜活的血肉。延安时期的党史并非只发生在会议室与决策层面，大量革命实践活动，包括生产劳动、军事训练、群众工作、文艺创作与日常生活，构成了革命历史得以展开的现实场域。
数字场景构建需要将这些实践活动作为叙事的基础情境加以系统呈现，从而为宏观历史进程提供可感知、可进入的具体背景。在构建路径上，这类情境不宜被处理为零散的补充性素材，而应围绕“人在其中如何行动”这一根本，将实践活动转化为具有连续性的场景单元。例如，通过对大生产运动、抗日军政大学训练场景、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文化实践活动等进行场景化建构，可以在数字空间中呈现革命实践的日常化运行逻辑。这种以实践活动为基底的情境填充，使党史叙事不再仅依赖宏大叙述的推动，而是在具体行动与生活节奏中逐步展开，使历史叙事从宏观政治阐述下沉至微观生活体验，实现叙事的“场景浸润”。
（四）系统集成：以“延安十三年”宏观历程为视域的叙事整合。纵向的事件主轴、关键的制度节点与鲜活的实践情境，最终需要通过高层次的系统集成，被有机编织进“延安十三年”这一完整的宏观历史视域之中。
“延安十三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段，本身蕴含着清晰的阶段划分与内在逻辑，数字场景叙事需要以这一宏观历程作为统摄视域，对前述事件主轴、会议节点与实践情境进行整体整合。在具体构建中，这种系统集成并非简单的时间排序，而是通过阶段化结构设计，使不同类型的叙事内容在同一框架下形成层次分明、相互支撑的关系。例如，在“中共七大”场景中提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指导思想时，既能链接至“整风运动”场景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文献，也能跳转到《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的虚拟阅读空间，还能关联展示其后在军事、政权建设中的具体实践案例。这种基于知识图谱的深度关联，打破了传统叙事中章节的界限，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多维因果。
最终，系统既可提供一条按时间顺序的“经典叙事路径”引导初学者，也可允许研究者选择“思想演进”“经济斗争”或“社会改造”等主题路径进行聚焦式探索。至此，数字场景完成了对延安党史叙事从微观到宏观、从线性到网络、从接受到探究的全面重构。
四、延安党史数字叙事场景的构建路径
延安时期党史叙事的数字场景构建，最终需要落实为可操作、可实施的实践路径。其实现需要多重要素的协同推进，即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的场景规划、合理的叙事组织与有效的技术支撑，将党史内容转化为结构清晰、体验连贯的数字叙事形态，以确保数字场景在实践层面具备稳定性、连贯性与可持续性。
（一）夯实“以史成叙”之厚度，完善数字场景的叙事内容供给。数字场景中党史叙事的生命力与说服力，首要来源于对历史本体的严谨遵循与创造性转化。“以史成叙”的核心在于，将经过严密考证且意蕴丰厚的延安史料，系统性地转化为支撑数字场景的叙事内容体系。这一过程需要围绕叙事目标，对庞杂史料进行甄别、筛选、阐释与重组，构建起兼具历史真实性与叙事吸引力的内容供给库，为整个场景奠定坚实的认知基础。
此外，不同于文本史料的线性呈现，数字场景要求党史内容具备可分解、可重组的叙事潜能，需要在史料层面对内容进行系统梳理与分层处理。第一层次是核心叙事单元，即聚焦直接驱动场景主线、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事件、会议与决策，提供权威的背景考据、过程复现及核心文本。第二层次是支撑性叙事要素，涵盖典型人物事迹、制度文献及日常生活记录等，它们为核心叙事提供生动细节与社会语境。第三层次是关联性叙事网络，旨在梳理并呈现不同事件、人物、政策之间的因果、并列或矛盾关系，确保受众在场景中自由探索时，其行为触发的内容反馈始终处于逻辑自洽的史料网格之中。
进而，在“厚”的基础上，需着力于叙事内容的深度加工。面对史料，构建者需完成从“史学研究者”到“数字叙事者”的角色转换，致力于提取其中蕴含的戏剧冲突、思想火花与情感共鸣点。这一加工过程是连接专业史学成果与大众审美认知的关键，直接决定了数字场景能够触达的情感温度。通过对史料的筛选、转译与重组，数字场景得以建立起稳定而充实的叙事内容供给体系，为延安时期党史叙事的持续展开提供支持。
（二）拓展“以境承叙”之深度，强化数字场景的情境叙事建构。情境建构是数字场景叙事中实现“身临其境”感的核心路径，不仅依赖于高精度的物理还原，更在于如何通过情境逻辑的精密设计，将叙事内涵嵌入可交互、可感知的空间细节中。
情境建构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从“历史地点”到“叙事场域”的转译。这要求构建者精确捕捉并还原特定历史空间的物质细节，并通过光影渲染、声场复现及环境气氛的动态模拟，生动再现延安时期特定的精神氛围。例如，对延安窑洞的数字化复原，不仅需建模其简朴的物理结构，更需通过昏暗油灯的光影、粗糙墙面的质感，以及窗棂外陕北的风声，共同烘托出集艰苦创业与哲理思考于一体的综合时空意象。
其次，“以境承叙”还要求情境内部具备可引导叙事展开的结构设计。静态的场景再现只能提供单向的观察视角，而动态的交互设计则赋予了受众以特定角色切入历史流变的可能性。比如，在大生产运动的数字模块中，用户可以接受开垦任务，操作虚拟农具进行劳动，并最终在虚拟时空的演进中见证荒原变良田的奇观。这种参与式的情境建构，有效消解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感，使受众在参与虚拟实践的过程中，完成对延安精神的主动探寻与深度共鸣，最终通过持续、连贯的情境铺陈，使延安党史叙事得以在数字空间中形成具有沉浸感和解释力的叙事结构。历史意义不再是悬浮的抽象文本，而是在受众与情境的深度交互中自然生成的认知逻辑。从“物理在场”向“意义内省”的递进，使延安党史叙事在数字空间中获得了超越物象的情感重量，实现了历史价值在情境展开中的深度共振。
（三）提升“以技促叙”之效度，健全数字场景的叙事运行机制。数字场景叙事效度的持久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套标准化、系统化且具备自进化能力的运行机制。
首先，协同化的生产开发机制是保障叙事精准性与技术前瞻性的逻辑起点。延安党史叙事的数字场景构建涉及跨学科、跨领域的复杂协作，需建立专业化的开发团队。通过整合党史专家、教育技术专家、软件开发专家及资源管理专家，可以实现从项目规划、素材处理到平台维护每个环节的设置最优化，从而在生产端为场景构建提供高质量的输出保障。
在数字场景叙事的运行层面，人工智能技术为延安党史叙事由静态呈现向动态引导转变提供了关键支撑。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与交互轨迹的分析，可实现基础性的用户画像建构，从而在既定的叙事结构中进行内容匹配与路径推荐。在具体运作中，系统可根据用户的浏览顺序、停留时长与选择偏好，动态调整叙事节点的呈现顺序与信息密度，使不同用户在同一数字场景中形成差异化的叙事路径，实现从“千人一面”到“千人千叙”的运行转型。
为实现长效运行，有必要构建以叙事效能为导向的动态评估机制。该机制应整合认知理解、情感体验与价值认同等维度，通过嵌入简要的交互反馈与情感响应模块，实时捕获受众对叙事清晰度及价值认同感的微观反馈。更为关键的是，相关数据需与内容管理系统形成联动，对叙事张力不足、情境转换生硬或论证支撑薄弱的节点进行标识与定位。基于此，管理者可有针对性地进行调节，使数字场景的迭代更新建立在真实体验之上，形成“叙事呈现—用户反馈—数据分析—精准优化”的循环机制，确保叙事机制在动态调适中保持可持续运行能力。
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程及其间孕育的延安精神，不仅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神高地。延安革命资源“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而数字场景的构建，正是为了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为这本书翻开更具活力的数字化新页。这种叙事升华，不仅是对峥嵘岁月的深情致敬，更是为了让延安精神在数字浪潮中焕发持久的感召力，引导受众在具身交互中汲取跨越时空的智慧与力量，更高质量地确保革命圣地的红色基因永续传承。
（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值班编辑：白雪、显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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